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华尔街银行家有这个意思，至少传说中的华尔街银行家有这个意思。银行家发展轨迹如何？心路历程如何？外界对此非常好奇。美国2014年出版的新书《年轻的钱》（Young Money）掀开了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窥视美国投资银行内上演的各种喜剧、悲剧和闹剧。
《年轻的钱》英文原版封面
作者凯文·罗斯（Kevin Roose）跟踪采访了华尔街的一批青年银行家，他们的东家包括最负盛名的国际投资银行，有花旗集团、高盛，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美林以及瑞士信贷。采访对象是刚刚进入银行界的分析师，都是些青年才俊，不仅是美国名校毕业生，而且是名校毕业的优等生。成绩差一点的就要凭关系了：或者父母是同一家投资银行的律师，或者父母是投资银行的重要客户。
入选分析师有走后门的现象，但说起来也并非怪事。当初，投资银行都是合伙制，而很多合伙人就是子承父业。从更深广的意义上说，即便分析师的父母不是投资银行的资深人员，分析师进入投资银行也是子承父业：分析师美国名校毕业，而能够上名校，父母大多就是名校毕业，有一定的财力，至少是专业人士中的佼佼者。陪公子读书的苦孩子美国名校也有，但人数太少，可以忽略不计。
分析师如工蚁
要想在华尔街出人头地，能够当上分析师，那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投资银行的塔顶是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他们是统帅、灵魂，是国王（没有女王，历史上华尔街投资银行还没有女性担任第一把手）。下面是业务部门（如并购业务部）和区域部门主管（如亚太地区），再下面是董事总经理、副总裁，然后是助理，最下面是分析师。
在投资银行内，分析师如同工蚁，日常工作不外乎三项：制作拉生意的手册，制作计算机模型，再就是对公司进行估值。三项工作中又以制作拉生意手册最为辛苦。前台银行家在招揽拉业务，经常需要分析师加班加点，连夜制作与其业务有关的活页册，列出各种数据，既要花花绿绿、鲜艳夺目，又要重点突出、一目了然。制作活页册的技术含金量不大，但分析师必须精益求精，不能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返工是家常便饭。但过于关注细节是件很折磨人的事情，也不利于发明创造。孔子他老人家便教导过我们：“君子不器。”我以为，过于精准就是器：精密车床是器，超级精算的计算机也是器。
戴金手铐的银行家
分析师第一年的工作是暗无天日，整天关在办公室内做材料，几乎见不到客户。上司对下属动辄疾言厉色，投资银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大机构必须靠等级来管理。大兵团作战纪律要严，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这个道理，国际资本市场弄潮也是这个道理。不过，罗斯探听到的情况是，待人刻薄有很多原因，有些领导对分析师比较凶狠，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位置不稳，终日如惊弓之鸟，生怕被组织抛弃。
按照罗斯的说法，很多青年银行家是被带上了“金手铐”。但能够戴上金手铐也不容易，很多人欲戴而不得。金融危机之后，在利润好的投资银行，表现最好的分析师一年可以拿到7.5万美元的奖金，基本工资7万美元，加在一起年薪14.5万美元。在经营困难的投资公司，分析师的基本工资也是一年7万美元，表现最差的分析师一年的奖金仅为1万美元。但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5万多美元，金手铐价值不菲。
有位分析师不这样看，说是如果按小时换算，其税后收入也不过是每小时16美元。分析师的加班时间太长。过去传统商业银行的工作时间是早九晚五：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而分析师的上班时间则是早九早五：早上9点上班，第二天早上5点下班，连续工作几天也是常事。但我一直以为，年轻人加班未必是件坏事。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反正是不读书、不看报，整天在网上八卦或被八卦，有的还沉溺于网上购物。在公司连轴加班，可以减少无聊、无益的时间，对年轻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罗斯暗访过的一些青年银行家表示，连续工作数日之后，他们需要服用药物提神。此处的药物就是药用麻醉品，是合法的毒品。
“要吃饭，拿命换。”“文革”的一场忆苦大会上，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控诉过，万恶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此话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今天美国进步了，吃饭倒是不用拿命换了，但挣大钱还是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不用拿命换，但会折寿。
银行家不是哈姆雷特
有些人纳闷，投资银行为何不多雇一些分析师，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反正有的是人要来华尔街：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罗斯的解释是，掌权的人不愿变，他们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今天为什么要换新招？但我以为，魔鬼训练有其合理之处。投资银行的领导就是要通过魔鬼训练，带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经过极限训练之后，海豹突击队员们就能够心硬如铁，杀人不眨眼；同样，经过极限训练之后，银行家们就能够杀鸡取卵，口蜜腹剑。《年轻的钱》中有这样的论断：“华尔街完全不讲道德。如果在非洲推广疫苗能够预防疟疾，一家银行能赚100亿美元，银行肯定会去做。如果在非洲传播疟疾能赚100亿美元如何？银行至少会考虑该设想。”确实，银行家不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这样的人是当不好银行家的。哈姆雷特心太软，优柔寡断，还要考虑道德，但要想赚大钱就不能心慈手软。
慈不掌兵：刀枪血火的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斗智斗勇的资本市场也是这样。银行家们对竞争对手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无情，对同事和客户也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无情——当然，对待客户表面上必须像春天一样温暖，暗地里是冬天一样的残酷无情。对此，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有理论高度的总结，《年轻的钱》一书引用了他的观点，即工作可分为创造性和分配性的。布特尔认为，“创造性工作给世界带来新事物，所有人都因此而获益，如，医生治病，艺术家用自己的雕塑装点公园”。相反，“分配性工作发挥的是中介职能，如银行和律师，你争我夺，就是要占有固定市场的更大份额”。布特尔认为，应当增加创造性工作，减少分配性工作。罗斯也表示同意，其论点是，“华尔街只是很大一个经济体中的一部分，华尔街不应当垄断人才。每个行业中的每家公司，都应当有更多的突出才干”。
布特尔和罗斯的观点很对，但还不够全面。我以为，任何一个精英过多的行业，都不会满足于在现有的既定市场争食，他们必定会引导需求，必要的话还会创造需求。当然，任何行业扩大自己的市场，都是以缩小其他市场为代价的。任何一个精英过多的行业，都会迫使社会为其支付超值成本。当然，这也并非金融行业所特有的问题。比如，美国律师行业高手如林，众志成城，很大程度上挟持了美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司法程序十分复杂，名义上是为了司法公正，但实际上为律师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
《年轻的钱》总体上对华尔街较为负面，但从书中披露的内容来看，华尔街投资银行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分析师工作一年后，如果被打入另册，领导会暗示此人，不会与其续签第三年的合同。这样，分析师就有一年的缓冲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另寻高就。
“不义之财，取之何妨？”
青年银行家退出投资银行，可供其选择的工作很多。比如，加入起步公司就是一条退路。很多起步公司也能开出投资银行的基本工资，只是没有高额奖金，代之以起步公司的部分股权。但私募股权基金是很多人心仪的雇主。如果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的精锐部队，那么私募股权基金就是特种部队，是资本市场的海豹突击队。对于华尔街的这种攀比，罗斯有段恶毒的评语：“好像是在不断地比他们的雄性生殖器。高盛的分析师向麦肯锡的咨询顾问炫耀：‘我的比你的大’；黑石的分析师又向高盛的分析师炫耀：‘我的比你的大’；而Greenlight Capital的投资经理又向黑石的分析师炫耀：‘我的比你的大。’”
青年银行家改换门庭，技术公司也是一个好去处。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华尔街裁掉了2.8万个职位，到2013年又恢复了其中30%的职位。而与此同时，谷歌这样的技术公司异军突起，到处招兵买马。2010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生中，8%的人进了技术公司，2013年则是18%的人进了技术公司。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否定华尔街。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趋势反而是肯定了华尔街，因为技术公司之所以要挖华尔街的墙脚，就是要与华尔街争食，要做华尔街的业务。英文有一句古话：“模仿是最好的恭维。”中文也有一句古话：“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我以为，《水浒传》中的这句道白也说出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
罗斯是《纽约杂志》的撰稿人，曾在《纽约时报》工作。罗斯本人也算是青年才俊，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大学四年级就出过书。《年轻的钱》文笔流畅，故事引人入胜，最重要的是道出了许多内情。该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