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及相关问题

一、《孝经》的思想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相传是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所著，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多至百家，至唐李隆基为之御注，宋代邢昺为之作疏。

全书共分十八章，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繁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还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

二、《孝经》的研究与版本

《孝经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经典。《孝经》由战国后期曾子门人整理成书，秦焚书后不行于世。汉代初年，广开献书之路，《孝经》复出，遂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分别由郑玄作注和孔安国作传。《汉书·艺文志》云：“《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隋书·经籍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刘向校书，勘比今古文，确定了十八章的今文本。今文本有所谓郑玄注，古文本则有所谓孔安国传。到唐代唐玄宗李隆基融合今古文两家，亲自为《孝经》作注，并命元行冲作疏，颁行天下。郑、孔两家之注逐渐消亡。到宋代邢昺以元行冲之疏为基础，重新作疏，遂成《十三经注疏》中《注疏》之定本。

由战国至初唐的古本及传抄本现存有：一是敦煌出土“和平二年康丰国写”本《孝经》残卷。“和平二年”，据考为北魏遗物（公元46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二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孝章墓出土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2）前写本《孝经》残卷。新疆博物馆藏。三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早期所抄《孝经》残卷，有数种。另有一种日本三千院本——足利本系统的古抄本，抄写时间不一，且皆在唐后，但代表了唐以前失传古文本，相当程度上保存了这一阶段古文本的面貌。唐玄宗御注后，元有行冲作疏，宋又有邢昺的《正义》，这一系统成为后世的通行本。古文本方面，有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其后范祖禹的《古文孝经说》，明初项熏的《孝经述注》，皆据此本。明末到清初，《孝经》注本，不可胜数。其特点是，汇解汇校较多，各种质疑、释疑及论辩类著述较多。《四库全书总目》说：“《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

现在流行的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孝经注疏》整理本，是以明代泰定本为底本，参校吸纳了清阮元本等的整理校勘成果，重新进行了勘误补缺，并加了标点。书后还附有序跋提要，供读者研究。整理者金良年先生对《注疏》研究多年，颇有心得，是这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此整理本是《孝经》中比较好的版本。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平生译注的《孝经译注》本，亦为善本。

近人研究《孝经》有特色的有徐景贤的《孝经之研究》、王正己的《孝经今考》、蔡汝堃的《孝经通考》。在近代研究中，以日本学者林秀一的博士论文《关于〈孝经述议〉复原的研究》（1953年求知堂出版）贡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