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反抗满族贵族民族征服的武装斗争。顺治元年(1644)满洲贵族在吴三桂引领下，统兵入关，进占北京，窃夺了明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并强制推行圈地、逃人、剃发、易服等民族高压政策，使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各族人民为保卫民族文化和家园，拿起武器，对满洲贵族进行殊死抵抗，抗清烽火点燃于大江南北，义军不下数百支，斗争持续近二十年。先后掀起了三次抗清斗争的高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御、反抗侵略、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次抗清高潮是扬州、江阴、嘉定的保卫战。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击垮江北的大顺军，转旆南下，进围扬州。弘光朝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困守孤城，可凭城守御的亲军不过四千人，史可法拒绝多铎的多次诱降，在扬州数十万人民的支持下，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抵抗，战斗十天。城下，可法及数十万居民牺牲，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同年六月，清朝在征服地区再颁剃发令，反剃发斗争蓬勃展开。江阴人民公推典史陈明遇、阎应元为城主，嘉定人民公推侯峒曾、黄淳耀为城主，制械筹饷，抵抗清军。江阴人民坚持战斗八十日，打死清兵七万余，清“三王十八将”毙命城下。嘉定人民也予敌重创。他们的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鼓舞了人民抗战决心，阻止了清军南下。其时，义军蜂起：松江的陈子龙、夏允彝，吴江的吴日生，定海的王之仁、张名振，太湖的葛麟，宁国的金声、吴应箕，四明大兰山的王翊、王江，上虞的李长祥，宁波的六狂生，余姚的黄宗羲，鲁东的谢迁、于七，鲁西的榆园军等都高揭抗清义旗。河北的天津、三河、昌平，河南的内黄、商丘、卫辉、南阳、洛阳皆有义军活动战斗。

第二次抗清高潮是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顺治三年(1646)，大顺军余部李锦、高一功、郝摇旗、袁宗第与何腾蛟、堵胤锡达成协议，同南明唐王政权合作抗清。是年，在湖广西北部的岳州附近击败清军勒克德浑部，旋又在湖广南部取得全州大捷，迫使清军退保湘南。顺治四年(1647)，大顺军同何堵所部南明军联合大举出击，收复永州、常德，进占衡州，围攻长沙，兵锋到达汉水北岸，与北方义师相呼应。这次抗清高潮没能继续发展。何腾蛟误入长沙身殁，大顺军因南明政权内部官僚的派系斗争，缺粮短饷，战斗失利。

第三次抗清斗争的高潮是大西军余部联明抗清。顺治八年(1651)，大西军余部李定国、孙可望与南明桂王政权合作。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大举出征。李定国进军湖广，兵分两路：南路连克靖州、武冈、宝庆；北路攻下沅州北上，南路军转攻广西，包围全州。定国挥军直捣桂林。城破，孔有德举家自杀。定国军旋乘胜北上，连下永州、衡州，东至江西吉安。北路军又攻下辰州。清廷急派亲王尼堪率精兵十万来攻，双方会战于衡州，尼堪被击毙。在大西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郑成功、张煌言合兵攻取浙江等地，取得不少战果，配合了大西军的行动。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由崇明入长江，攻取镇江，包围南京。由于战略错误和轻信诈降，败归厦门。在此之前，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军功，劫持永历帝，发起内战，兵败降清，断送了第三次抗清高潮。顺治十五年(1658)，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李定国闻讯，忧愤病发，死于勐腊。大规模地抗清斗争虽然消沉下去，但是人民的斗争并没停止。大顺军余部在袁宗第、李来亨领导下，组成夔东十三家军，坚持战斗在川楚陕交界地区。康熙三年(1664)，终因粮尽援绝，无力再战，来亨合家自焚，全军三万余人，战斗到最后一息，无一降者。

明末清初人民的抗清斗争，是在满洲贵族武力征服、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展开的。斗争的组织领导者多为农民军将领、明朝爱国官吏缙绅士大夫，也有工商业者和市民，充分体现了抗战的全民族性和正义性。斗争持续近二十年，给满洲贵族以沉重地打击，迫使其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巩固政权的需要。徐鼒《小腆纪年》、李逊之《海东逸史》、王夫之《永历实录》、温睿临《南疆逸史》、计六奇《明季南略》等对抗清斗争记载颇多，但材资分散，一时难以卒读。谢国桢《南明史略》、李洵《明清史》对此问题论列详尽深刻，可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