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无理而妙

艺术审美的特殊规律。语出清词论家贺裳《皱水轩词筌》： “唐李益诗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子野《一丛花》末句云：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

艺术反映生活要遵循事物客观规律与客观形态，这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就体现为艺术之“理”。刘勰最早提出“精理为文”的主张。唐宋以后， “理”在艺术表现中被提到相当高的地位，这是因为艺术被当作了“文以载道”的工具。宋曾巩就提出“道法事理”说，反对专务辞章。但到南宋，叶适在同理学和心学的斗争中，提出物的“理、情”说，认为艺术不仅有“理”，还须有情。这对恢复先秦，魏晋时期的主“情”论传统是有历史功绩的。清叶燮继承了叶适的思想，提出“理、事、情”这一组范畴来规定艺术表现的对象，这是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有力反拨。清贺裳进一步认为艺术表现“理”，可以为艺术;表现的“无理”也可以为艺术，而且可以达到“妙”的境地。“妙”是中国古典美学独有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 “妙”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影响要超过“美”字。 “妙”首见《老子》，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虽然老子、庄子以及《易传》都谈及“妙”字，但并不完全具有审美的意义。“妙”真正成为审美范畴，是魏晋时期的事。南朝画家谢赫说： “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宋姜夔说： “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朱自清说： “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在长足的发展。清谈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于是乎众妙层出不穷。”“妙”在老子那里是与“徼” (边也，即有界线)相对应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妙”生于“道”。它体现着“道”的无限性。庄子说：“道法自然”。所以“妙”也出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在艺术中，“妙”体现为超然物象，达意传神的境界。

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人们对艺术的希望不是用抽象的概念、严密的推理、合理的判断，用逻辑思维的方式诉诸人的理智，对客观世界作以说明，而要求审美主体用独特的艺术感受，饱含着激情，不能为生活事实和科学常识所限制、有些人恰恰不懂这一点，而对一些“无理而妙”的艺术品进行无端的指摘。唐代诗人李白在《秋浦歌》(十五)中写道： “白发三十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宋严有翼在《诗人玉屑》中对此批评说： “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鲁迅恰恰看到了艺术自身的特点，认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肯定艺术审美的“无理而妙”，并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愈是“无理”则愈“妙”，实际上，进入艺术表现领域，更多的还是既合情又合理的“有理而妙。”所以“无理”的艺术品不一定全“妙”，“妙”的艺术品不一定完全“无理”。在审美实践中，无论“有理”还是“无理”，只要合于艺术规律，就能达到艺术审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