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张戒

正平(今山西新绛)人。南宋绍兴年间官国子监丞、司农少卿等职。著有《岁寒堂诗话》。

宋人诗话，早期的多是记述遗闻轶事的， “以资闲谈”，或带考证性的寻章摘句的批评。 较早对苏、黄诗风的流弊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而且颇有思想体系的诗话就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张戒的美学思想以儒家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继承了我国“诗言志”的传统诗论，认为情志是诗的根本，咏物则是余事，强调诗歌的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他说：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专意于咏物哉!”他认为《三百篇》属于言志诗，曹植和陶渊明的某些咏物而有兴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诗也属言志诗;谢康乐“池塘生春草”、谢玄晖“澄江静如练”之类的诗则属于咏物诗，并认为，“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矣。”这在反苏黄诗风上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够允当之处。

基于这一点，他充分肯定诗的“思无邪”即温柔敦厚的诗教，无情抨击所谓“邪思”并把六朝大多数诗人和江西诗派的作品视为“邪思”加以批评： “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 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这种观点虽然反映了他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对艺术性重视不够，所以未免过于偏激。

对以苏诗为代表的“以议论为诗”和黄庭坚“专以补缀奇字”的诗风，张戒也给予了批评。他说：“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这一见解是颇有胆识的，其中不无道理。对黄庭坚标榜杜甫，以继承者自诩，苏轼专称道陶渊明，张戒也一针见血地给予了批评：“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但得其格律耳。” “子瞻则又专称陶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陶渊明?”这一见解也颇为精辟。

在艺术风格上，他很强调司空图所说的“韵”、 “味”，即含蓄、蕴藉，词婉意微，反对肤浅直露。他认为： “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 岂复可观?”并称颂《国风》“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而贬元、白、张藉“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因此，他最为推崇杜甫， “子美之诗，……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因为在他看来杜诗符合“微而婉，正而有礼”，“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张戒的诗论虽多有不妥之处，但在以儒家美学思想抨击江西诗派诗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