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青的作品中到处是歌，他也是一个会唱歌的人。听过龙仁青唱歌的人，大约会对民歌产生新的印象，他不是用我们习惯的那种如民族服饰般千人一面、甜亮脆柔供人玩赏的民族唱法，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打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在唱歌。在嘈杂的酒席上，他立起来唱歌，或许因为喝了酒的关系，他眼睛半闭，声音低哑、含混、断断续续，仿佛是在草原的大风中，那歌声并不企图将我们摁在原地，裹挟我们，而只是暗自吁请一种或许存在的简单共鸣。

他的一些令人动心的小说，如《光荣的草原》《情歌手》，还有《唐僧肉》，都如是诉诸一种短歌般单纯肃穆的情感，父与子的，祖与孙的，骑手和草原的。这种情感既炽热又内敛，因此时常并非投向他人，而是投向周围不说话的万物，投向青海湖、乱海子、水晶晶花，投向花园里的蜂蝶、小镇上的店铺，甚至投向太阳。然而龙仁青又并非民族风情的兜售者，相反，他似乎倒是秉承了过去唯在京派小说家那里时常得见的所谓“抒情现实主义”的传统——一种善于捕捉事物某一独特方面的本质，并用人类心情的某方面同它关联起来，再形诸语言文字，以便在读者心中激起那種所需要感情的才能。

京派小说家面对乡土社会不可避免的衰落，或哀婉或振拔，但对于自小游走在汉藏两域的龙仁青而言，他所面对的，不单是新和旧的更新代谢，还有两种完全异质文化之间的对峙。因为对这两种文化都有同等程度的熟悉，他遂不会简单地站在某一面反对另一面，而是试图同时从两面来观看，而由此形成的沉静自制，以及如走钢丝艺人般对于某种微妙平衡感的把握，也是他一些小说给我的基本印象。

在《咖啡和酸奶》中，同时向两位少女示爱的扎度遭遇穿帮。他既喜欢已经融入现代生活习惯喝咖啡的吉吉，又还贪恋在草原生活只喝过酸奶的旺措。他坐在为游客服务的雪域藏餐吧里企图点一杯咖啡而未得，这里只有酸奶，因为来自都市的游客都更喜欢酸奶。他不太客气地打电话唤旺措前来约会，要给她看水晶晶花心形的照片，而同时，他又把这照片讨好地发给了自以为远在外地的吉吉。结果，旺措带着吉吉一起前来了，她们嘲笑扎度的不专，把酸奶淋在他头发上，扬长而去，这竟还遭到旁边一对男女游客彼此淋酸奶的模仿，以为是某种习俗。

在这出精巧的喜剧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两种文化显而易见的冲突，而是这种冲突被小心翼翼地加以限制，如一杯在表面张力下满而不溢的水，映射出日常生活里每个人的尴尬、矛盾和委屈。这不单是一个小说技巧的问题，也关乎对人世的认识。

与很多只会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去粗暴认识现实的写作者不同，对龙仁青而言，同时接受两种彼此冲突的观念，停留在某种模棱两可的双重感知上，几乎已成为一种本能。而这恰恰是和现代小说的教义相吻合。“你只是一个凡人，所以，你的心灵必定同时怀有两种思想”，布朗肖曾引用过一段古希腊的颂诗，以此为言语的复多性申辩。而感受到这种复多性的人，其实反倒不太需要一些外在的戏剧性行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并非体现为一个激烈斗争的人，相反，他时常只是显得软弱，无奈，就像被淋了满头酸奶的扎度并没有发怒，也没有酿成什么事件，他只是无奈地坐在那儿，旁边还有两个错误的效仿者，而餐吧老板邓巴正拿着餐巾纸向他们走来。

无论是单纯的情感，还是文化的冲突，龙仁青擅长的，是将其转化成某种具有象征性的静态场景，如同一个浸淫于故土的风俗画家。他的小说中时常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故事发生，而在当代小说一大片讲述中国故事的热闹中，这种非戏剧性其实倒是弥足珍贵的特色。读他的有些小说，容易想到汪曾祺在《晚翠文谈》里说过的话，“写小说就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

也正因此，当他尝试增强一点小说戏剧性冲突，或者企图将某个社会事件引入小说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依赖死亡、巧合等突发因素，并在结尾处略显不自信地点出主题，这多少拉低了他小说本来可能抵达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