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厚实，做事要明理。”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这样教导我和两个哥哥。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
我的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从教40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从湖南省辰溪师范学校毕业，怀揣梦想，踏着青春的律动，踌躇满志地来到她从教生涯的第一站——溆浦县观音阁小学。
母亲对她所从事的职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听父亲说，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我的大哥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二哥是请保姆婆带大的，我最小固然是跟在母亲身边。儿时，只要一听到铁锤碰击铁块的上课铃声响起，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母亲总会把我从玩得最开心的地方，像搬石头一样移到她上课的教室门口，让我趴在门槛上玩，目的是，在她上课的时候，我逃不出她的视野。
在当时来说，母亲是身披光环的公家人，从事的是受人尊重的“先生”职业，但母亲的一生却是含辛茹苦……
母亲家境贫寒，所以上学晚、毕业迟。我的外公、外婆在我母亲9岁之前就相继辞世，母亲有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姐姐和一个年长三岁的哥哥。由于身处旧社会，姐姐出嫁早，加上旧中国动荡不安，母亲与姐姐失去了联系。母亲便与大她三岁的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民国28年，即1939年，日军侵华轰炸湘西沅陵，母亲唯一的亲人——12岁的哥哥未能幸免于难！
让母亲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当始于父亲从武汉水利水电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也就是父亲母亲结婚后的第二年。1959年父亲遭受不白之冤，直到1978年平反。母亲无论遭遇怎样的逆境，从不耽误教学工作。在父亲受迫害的漫长岁月里，母亲首先从区完全中心小学调到村小学，再到自然村的教学点任教。一次不如一次的教学环境，母亲以抓铁留痕、踏石留印的姿态一路走来。
父亲蒙冤受到迫害后，母亲从溆浦调回了沅陵，被下派到沅陵县麻溪铺区一个叫三眼桥的村小学任教。小学坐落在小溪旁的一个土丘上，离村庄较远。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栋荒废已久的破楼！学校所谓的操场其实就是一块小得可怜的草坪，校舍要门没门、要窗没窗，教室里摆放的全是清一色缺胳膊少腿的课桌，有的课桌甚至靠绑着一根木棍支撑平衡。二楼的楼板也是千疮百孔，连一根完好的护栏都难以找到。
三眼桥小学仅母亲一名公办教师，其余均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母亲不但教一至二年级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还承担了学校一至六年级的音乐、美术课教学任务。由于书写大量的教学板书，粉笔灰不时落入眼中，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角膜炎。一天到晚，眼睛总是红红的。
在母亲的世界里，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教师教学质量的高低之分。或许是母亲任劳任怨、诲人不倦的行为感动了上苍，年年在全区小学会考倒数第一的三眼桥小学，硬是在母亲手里拿到了全区小学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而且一拿就是三年！也就是这三年，母亲的角膜炎日趋严重，引起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其间，母亲只利用暑假去过一次桃源县中医院治疗，没等开学母亲又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学校。忙前忙后的母亲，不是上县城领教案买书本，就是找来木板、木条，买来钉子，对课桌椅、教室门和楼板、护栏进行整修。为了给孩子遮风挡雨，母亲从农户家找来薄膜，将破烂的木格窗装饰一新。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教案桌上总是摆满了各类滴眼液和眼膏，终日不离。为了教学方便，母亲往往在夜里才用眼膏，白天用滴眼液，这样不至于影响教学。
学校远离集市，母亲除了开会很少去公社，日常所需的蔬菜都是自己种植。母亲根据季节变换在学校旁边开垦荒地，种上蔬菜，自给自足。每逢冬季，学校后面的一大片田地里会长出不少的野油菜，于是两个哥哥总会带着我去采摘野油菜回来当菜吃。而每次在经过学校后面的土丘时，我和哥哥一不小心就能踩到一些白骨，让人不寒而栗！后来村里的一位阿菩（奶奶）悄悄告诉母亲，学校的这座山丘原本是一片坟地，那些白骨是当地先人的遗骸，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炸平坟地建学校。此后，母亲养成了晚上休息不熄灯的习惯。
在三眼桥村小任教三年后，母亲又被调至离县城更偏远的花桥小学任教。这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庄，除了绿水青山，就是一穷二白。村子里无论大人孩子，管教师不叫老师，叫“先生”。村民讲的全是苗语，孩子们根本不懂普通话。因为母亲教的是启蒙班一年级，孩子们听不懂普通话，母亲听不懂苗话，没理清头绪的母亲初来乍到，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在本年度全区期末会考中，母亲所教的班级考了全区倒数第一。各种议论扑面而来。
从公社开完会回来，刚放下背篓，母亲就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晚上，母亲没有做饭，只煮了几个鸡蛋，然后从背篓里拿出一小钵扣肉，这是母亲在公社开会聚餐时没舍得吃专门留给我们的。陶泥烧制的土钵子很粗糙，几片薄薄的扣肉因为放在背篓里长途颠簸，溢出的猪油已经凝固成不规则的白色图案，我深深地咽了一口吐沫。那一晚，母亲什么都没吃，只是静静地坐在教案前。第二天，母亲终于找到了考试失误的原因：这次会考实行的是全区教师轮换交叉监考，通俗点讲就是你到我学校监考、我到你学校监考；而且监考老师读题时用的是普通话，而恰巧普通话中的“默写”，正是苗语中的“莫学”，意思是不用写，所以孩子们在听到监考老师读到“默写”时，都不约而同地听成了苗语中的不用写，导致20分的默写题，孩子们都没有做。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每天晚饭后，母亲总会提着一个用空罐头瓶制成的防风煤油灯，带着我一次次走进苗家村寨。母亲教村民讲普通话，村民则教母亲说苗语。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不但能熟练掌握苗语中的所有日常用语，而且还能与村民进行交流。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苗语，而这正是当初从母亲那学来的。
特别是在进行拼音教学时，母亲总是将孩子们的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让孩子们更直截了当地感受发声部位。一而再，再而三，母亲从不厌倦。母亲对教学特别耐得烦，但对于我们三兄弟的教育就显得不那么柔情了。母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厉，或者说近乎苛刻！不做事得打，不听话得打，做错事得打。母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打”字当头。如果学习成绩不好，不但要挨打，而且不给饭吃。对我们严重犯错的惩罚，往往是通宵罚跪不准睡觉。母亲这一套“棒头下面出好人”的教子理念，我和两个哥哥在不同时期都深有体会。母亲由此得了个“铁匠”的绰号：打自家孩子跟打铁似的！母亲的教鞭对学生来说是体现教师威严而用于传递知识的教具，但对我们三兄弟来说却是“刑具”中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母亲的那根教鞭其实就是一根细小的毛竹，软而细，很不起眼。但劈头盖脑地抽在身上，皮肤立马就会凸起一道道红肿的血痕，伴随而来的是炙热的灼痛。母亲打我们时像个威猛的“女子单打冠军”，每次都卯足劲痛打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简直让我们痛不欲生，又毫无办法。
母亲的教学态度犹如管教我们兄弟一样严谨，但方法却截然不同。课余母亲总会找来旧课本，用粉笔在上面画出鸡、鸭、鹅，苹果、香蕉、西瓜，火车、飞机、轮船等，再用剪刀将画好的图案剪下来，然后用针线将这些剪下来的图案缝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硬纸板上，既能旋转又能折叠，方便孩子们更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课本。每当母亲缝制这些教学图片的时候，虽然总是小心翼翼，但由于母亲的左眼只有0.2、右眼只有0.1的视力，没等图片做好，双手已被针尖扎得伤痕累累。
在花桥小学任教时，虽说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是母亲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毫不怠慢。在那个穷困的年代，国家每月供给我们家一斤半肉票和一斤豆腐票，这些都得母亲自己到公社的食品站去买。由于学校离公社路途遥远，不通公路全靠脚走，走上一趟得花一两个小时，母亲只有利用午休去食品站。每次食品站的工作人员见到都会笑着对母亲说：“瞿老师你今天脚短了，肉已卖完啦，下回吧。”母亲只好背着空背篓回来。有好几次，都是母亲听说食品站杀了猪，才去食品站。工作人员依旧笑着对母亲说：“瞿老师，你这回时间赶上了，但是你脚长了，今天杀猪是供应公社领导接待用的。”那时要吃顿猪肉真不容易，母亲只差跑断了腿，有时几个月见不到肉的影子也是常事。为了调剂生活，母亲就把从粮店买回的黄豆和豆腐做成豆芽或豆腐乳，用来改善单一的蔬菜饮食结构。
在我国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相对封闭落后，读书无用论在这些地区十分盛行。每逢节假日，母亲总会或牵或背，带着我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挨家挨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学生家长工作，目的就是让他们把孩子送来学校读书。遇到通情达理的家长，母亲的苦口婆心不会白费，但也有被驱逐出门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家长“认输”，母亲才罢休。正是由于母亲的一次次誓不甘休，当年花桥小学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开创了建校以来的历史新高——百分之百。
我的家乡是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心疼的地方”——湘西沅陵。我家紧挨马家小学，也是当时马家大队部的办公所在地，所以人气极旺。马家小学有架风琴，由于学校老师无人会弹，风琴也只是一个摆设。再说当时的马家小学老师中无人识谱，所以老师上音乐课只教唱歌，不教简谱和五线谱，哼曲子全是凭着感觉走。一些乡亲没见过风琴，后来发现只要脚踩踏板、手按琴键，就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男女老少都乐于坐上去胡乱地按上一气。每逢寒暑假，母亲回到家乡，闲暇无事时，总会把这架风琴收拾一番，弹上几曲，引来族人一片，有的跟着母亲弹奏的旋律或哼或叫或吼，孩子们则拖着鞋子、流着清鼻涕，围着母亲和风琴摇头晃脑、欣喜若狂。
生活中，母亲特别注重品位和质量。洗脸时，总要求我们兄弟把香皂打在洗脸帕上，搓出泡，再将泡沫拧在房间的木楼板上，然后再洗脸，以此来改善空气质量。记忆深刻的是洗鞋子，母亲教我们兄弟洗鞋不能用鞋刷刷，特别是卡在鞋底的沙石和鞋里面脏的地方，得用手抠，而且不能在太阳下暴晒，母亲说这样可以延长鞋的寿命。
随着父亲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的进行，1981年，年过半百的母亲从偏远的花桥小学调至区中心完全学校任教。临行前，孩子们手里拿着野山花来了，家长或手捧鸡蛋或手提腊肉来了，他们三五成群不约而同地来到校门口，什么也不说，只是抹着泪，一个劲儿地将所带物品往母亲手里塞……
母亲报到的第一天，学校校长亲自找到我母亲说：“瞿老师，这二十多年让您受罪了。这次回来您就别再教一年级了，给孩子发蒙是个苦差事，再说您眼睛不好、视力差。”一听这话，母亲却不买账了，说眼睛是老毛病，还能勉强看得见，不碍事。这一干，又是九年。母亲又在一年级的讲台上站了整整九年。
在母亲的一生中，最让母亲感到自豪的是1985年9月10日，我国第一个教师节，母亲获得了一枚纪念章，据说按当时国家政策规定，能获这枚纪念章的必须是从教30年以上的教育一线工作者。母亲如获至宝，在家中一遍又一遍地传看。也是透过这枚纪念章，我看到母亲遍布生活艰辛的脸上，露出了久违而欣喜的笑容，那么洒脱、那么陶醉。像章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铜块，上书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纪念章；下面是一个纯铜的圆形章，图案是一双手托起一棵幼苗的浮雕。
母亲教了一辈子书，唯一的念想就是：全心全意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让孩子们学到真正的本领，别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没出息。她希望更多的山里伢走出大山，有朝一日能够变成城里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有太多的牵挂。
愿母亲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