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后搞大一统，书同文、度同制、币同形、车同轨、行同轮，唯独没有“语同音”。秦帝国的疆域已经相当辽阔，难道那时三十六郡的语言都可以相通，因而不必“语同音”？回答是否定的。
在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情况下，各地民间仍然保留着当地世代习惯的发音，例如战国时孟子在《滕文公》（上）中就说过：“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是讲楚国人说话难听懂，像鸟语一样。
但当时早已有官方通用语言，在官员之间使用，因而没有交流障碍。至于官员和百姓之间的沟通，当官的也是使用这种语言，“打官腔”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所以秦始皇才认为没有必要“语同音”。
周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各地之间语言不一致的现象。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当地语言发音，并记录整理。其目的是藉此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
西汉末年的扬雄大概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语言的学者，他用上述輶轩使者方法作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实际调查工作，写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方言”这个概念正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
如上所述，早期方言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地域相隔的地理因素造成。
汉语方言，特别是众多差异很大的南方方言，最终形成却跟大规模移民及种族融合的历史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它们各自通用地域狭小，则是由于自然经济自足自给不需太多商品交换，和南方多山交通不便。
例如盛唐时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他带往日本的是地道的当时吴语发音，所以日本人读佛经用吴音。日语音读的汉字中吴音几乎占四成，不过日语里的吴音与现在的吴语相差很大，反而和闽南语有点相似。
晚唐、五代时期汉族大规模南迁，古吴语影响了现代闽南话的形成，使得闽南话更接近唐代的吴语。而现代吴语则是在两宋时期受女真、蒙古的压力，北方汉族南迁后才形成的。
另一个例子是杭州成为宋皇朝的“行在”后，大批官员和汴梁居民进入杭州，城里通行北宋的官方语言，和附近的土话相差很大。到了清代又有八旗兵营驻在城区，使杭州话中增加许多儿化音。结果杭州城里和城郊一个很小范围说的话，与周边语言明显不同，形成一个语言孤岛。
现代汉语中许多方言和现代标准汉语（国语或普通话）难交流，使用人数较多的有粤语、吴语、闽语和客家话等几种。
粤语是目前全球范围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约有一亿二千万人，使用地区非常广泛，是较好保留中古汉语音韵的语言之一。在香港政府和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动下，进行了以广州话作为标准粤语基础语音的语音标准化工作，以及和标准语音审音配字工作，是现在唯一具有标准语音和系统文字的方言。
粤语的分歧不算大，与标准粤语差异较大的一个主要分支是五邑地区（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使用的方言，与标准粤语差异最大的是广西玉林话。
在中国，使用吴语的人数最多，达一亿。用吴语吟诵唐诗宋词要比现代标准汉语听起来更有韵味，因为唐诗宋词是用中古汉语《切韵》系统写作的。现代吴语继承中古汉语所有声调，比标准汉语更接近唐宋时期的通用语言。
声调方面，典型的是吴语保存了现代标准汉语中消失了的入声韵。入声韵因为其短促，给人一种言已尽而意不绝的感觉，好像一个人激动时光动嘴巴而说不出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入声韵特别适宜于充满激越或凝咽感情的作品，比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的四十余年出现过一些吴语小说，最著名的是《海上花列传》，但终究未成气候，就没有粤语那样系统文字表达。
吴语内部差异要比粤语大，南部温州话是公认最难懂的方言。温州话中继承不少古代百越部族的语素，有些词语是和百越部族后裔之一侗族相同，而侗语属于和汉藏语系不同的壮侗语系。曾有传说1970年代中越战争时为防避敌方窃听，组织过一些温州籍战士用温州话进行指挥系统的通信。
其实温州话没有这样神秘，清末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到温州半年后就能用温州话登台布道，他还设计过温州话罗马字拼音方案。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先生进行吴语方言调查时，在去温州途中用一个星期学温州话，到温州后就可以和市民交谈。当然这两位是顶尖语言学家，一般人学起来要困难得多。
今天以各种闽语为母语的人口总共有八千万左右，闽语被看作是汉语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種。原因之一是闽语各分支，保留着不同时期上古、中古汉语的成分，而福建多山，道路阻隔，难以融合。
全球以客家语为母语的人数在四千万以上，分布区域非常广泛。客家人祖辈原是中原汉族，随着历史上几次战争和时局动荡时期的移民潮来到五岭一带繁衍生息。
客家语以梅州话为代表，比较明显承袭中古汉语，由于移民来源地、时间、定居地土著族群不同等原因而产生分化。
爱好方言的文人骚客还用方言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
当代女词人丁宁，词作出色当行，逼真前贤，很有韵味，有《还轩词》名世。词集中有两首词，使用了扬州方言：
南歌子
小艇偏生稳，双鬟滴溜光。
几回兜搭隔帘张，却道凫庄那块顶风凉。
杨柳耶些绿，荷花实在香。
清溪虽说没多长，可是紧乾排遣也难忘。
南歌子·晨起
点个风儿没，丝毫雨也无。
讨嫌偏是鹁鸪鸪，冷不溜丢花外一声呼。
索度邻家妪，唠叨故里书。
大清早上费踌躇，无理无辜耽误好工夫。
其中“那块”一词，意思是那里、哪里，发音如同“辣块”，最为大众熟悉。“紧乾”，就是“怎么”的意思。“鹁鸪鸪”指斑鸠。“索度”形容人做事不利索；无理无辜，指（一些人）不讲道理或突然变卦。
再如：“偏生”、“滴溜光”、“兜搭”、“耶些”、“点个风儿”、“讨嫌”、“冷不溜丢”、“一声呼”等，都是典型的扬州方言。读来即便似懂非懂，也觉得清新流利，活色生香。
其实，《诗经》三百首，本是当时民间通行的口头歌词，当然包括各地方言的作品。宋代词人黄庭坚也曾试用他家乡江西分宁（今修水县）的方言填词，例如：
望远行
自见来，虚过却，好时好日。
这訑尿黏腻得处煞是律。
据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
冤我无心除告佛。管人间底，且放我快活。
便索些別茶祇待，又怎不过偎花映月。
且与一班半点，只怕你没丁香核。
少年心
心里人人，暂不见，霎时难过。
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头从前鬼，着手摩挲。
抖擞了，百病消磨。
见说那厮脾鳖热，大不成我便与拆破。
待来时，鬲上与厮噷则个。温存着，且教推磨。
在当时用方言俚语入词，毕竟也算是一种比较大胆的尝试。然而，由于方言的地区性限制，用了太多罕僻的字句，外省人不能懂，自然也影响流传。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号石斋，生于广东新会，少年时随家迁移到江门白沙乡，后在白沙讲学，人称白沙先生。新会一带流传两首粤语儿歌，据说就是白沙先生为慰母而作。
其一：
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
门前磨蚬壳，巷口挖泥沙。
只脚骑狮狗，屈针钓鱼虾。
而今成长大，心事乱如麻。
其二：
鸭子沁沁玩水氹，梅花跌落菊花林。
今朝阿妈唔吃饭，唱支歌仔解娘心。
这两首诗歌不难读懂，仅对个别词语略作注释：“细时”，小时候；“屈针”，把针弯折起来；“水氹”，小水洼。“蚬”，一种软体动物，亦称“扁螺”，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常见的家常食物。
粤语有天然的语音优势，也有许多诙谐生动、富于表现力的辞汇，其中一些原是典雅的古语词，却一直活跃在口语中。时至清末民初，广东文人辈出，有些诗人，喜欢用粤语入诗，平仄字字不差，格律句句符合，意思通透明了，运用自如，蔚然成章。
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胡适到过广州，也许因为他提倡白话诗，曾写过一首粤语诗《黄花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
民初粤语诗的先锋人物廖恩焘，别字凤舒，号忏庵，广东惠阳人，曾任驻古巴公使，是革命前辈廖仲恺的哥哥、陈香梅的外祖。一九一九年，廖与好友胡汉民（展堂）一起客居日本横滨，闲时读《汉书》下酒，评论古今人物，“戏成广州俗话七律若干首，展堂为击节”。例如：
范增
老猫烧剩几条须，悔恨当年眼冇珠。
湿水马骝唔过玩，烂泥菩萨点能扶？
明知屎计专兜笃，重想孤番再杀铺。
一自鸿门佢错过，神仙有蔑亦难箍。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项灭秦后，有人建议项羽仍在咸阳建都，可以奠定霸业。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那个建议的人因此对他心生鄙视，背后对人说，人家说楚人（指项羽）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果然不错！“沐猴而冠”，表面意思是说让猕猴穿着冠带，它穿不了多久就会不耐烦。实质上比喻本性难移，无法登堂入室。
“沐猴”是“猕猴”的一音之转，本与“沐浴”无关。粤语“湿水马骝”是对那些有钱就要挥霍殆尽的人的蔑称，因为猴子湿了水，它一定会使劲摇动，要将身上的水甩光才算完，而“水”，一般用以代表金钱。廖恩焘先生由“沐猴”的字面，联想到“湿水马骝”，用来讽刺范增的主子项羽，真是妙趣横生。
又如另一首：
张良
阔官散尽咁多资，只恨龟公死得迟。
执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帐做军师。
惯孖皇帝撑抬脚，怕见行家铲地皮。
仲估练仙唔食饭，原来借意就溜之。
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到了粤语，竟变作“落埋蚊帐做军师”，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胡汉民当时积极参与酬唱，所作生动活泼，堪与廖作媲美。他也写了《咏张良》：
话佢姑娘最不通，原来扭计最精工。
报仇鬼口咁争气，救驾神兴诈出恭。
五代留番孤独仔，两回撞着伯爷公。
既然戒食无忧米，点解当时重受封？
此诗颇为简练地概括了张良生平情事，首句是指司马迁在赞语中说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末联说他后来既然学辟谷之术，从赤松子游，当初又何必受封留侯？
可见唱酬的两位作者都谙熟典故，又掌握丰富的方言俗语，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胡汉民出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江西吉安，一九三六年病逝，国民政府于广州市设立汉民路以志纪念。五十年代初，汉民路更名永汉路，文革时改为北京路，几十年间，一直是广州城里最繁华的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