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苏轼·三槐堂铭并叙》散文名篇鉴赏

唐宋八大家《苏轼·三槐堂铭并叙》散文名篇鉴赏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后人评论

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