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春秋兵法·左传》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桓公六年

季梁谏追楚师

楚武王侵随，使远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群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率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匿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堙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桓公十一年

斗廉论战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

斗廉曰：“鄙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庄公十年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五年

宫之奇谏假道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代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亡。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庞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紧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论慎战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

子鱼论战

冬十一月己已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旬，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 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也”。

宣公十二年

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

夏六月，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卷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 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沟》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兢惟烈。’抚弱耆昧以备烈所，可也。”

彘子曰：“不可! 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 故曰律。 否臧， 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夭且不整， 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师遂济。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战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 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战矣。暴而不战，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靠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成公十六年

申叔时郤至论战

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

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 子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五月，晋师济河。……六月，晋、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旬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窕; 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 陈不违晦; 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襄公二十七年

子罕论弭兵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而固携吾民矣! 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

昭公四年

司马侯论三殆

四年春，……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欲勿许。

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

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 匡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

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 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 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 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殿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

昭公十五年

荀吴论攻鼓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徒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吾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

昭公二十三年

沈尹戌论城郢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

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 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宁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僣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令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哀公元年

伍员论伐越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醉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句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靠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奥其为沼乎!”……

[鉴赏]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彀梁传》为《春秋》三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书中记述的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简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

《左传》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历来争议亦颇多，本书姑依旧说。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的贤者，或以为是孔子的弟子。

《左传》一书内容相当丰富，它系统地记录了二百余年间春秋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也包括当时社会的风俗礼仪、生活方式，乃至天道灾祥、鬼神占卜之事。它通过真实的、比较客观的记事，揭露和抨击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和勾心斗角;也鲜明地反映了民本思想，揭示人心向背对政治成败的重要作用。赞扬修明德政、顾惜人民的统治者，体现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同时，《左传》又宣扬了正统等级观念和封建伦理观念，还夹杂着不少的神道迷信成分。

春秋时代战争极为频繁和剧烈，这在《左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左传》以记事为主，尤以善于记述战争过程和战斗场面著称，作者的军事思想，往往通过对战争的记述和描写显示出来。本书限于体例，只是选录了能自成片断的论战之言，以见一斑。

第一、《左传》表达得最充分、最鲜明的军事思想是：政治是军事的基石，政治的好坏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晋楚邲之战，晋国的士大夫认为楚国“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做到了“政成事时”，晋应知难而退;栾书更进一步提出楚国如何重视教育人民懂得创业艰难、守成不易，必须经常警戒祸患，因而楚军不骄不躁，戒备森严，不可轻敌。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议论。《李梁谏追楚师》篇更充分地体现了《左传》的民本思想，季梁立论的出发点是，小国抗衡大国的基本原则是“忠于民而信于神”，而且必须先民后神，因为“民，神之主也。”如何才能做到“忠于民”?回答是“上思利民，忠也。”按照这个逻辑，只有政治措施有利于民，才算是忠;只有做到了忠，才能抗衡大国。这就把人民和国家安危存亡的关系突出出来了。至于季梁论“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曹刿论战》篇中提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大大小小的案情，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尽心尽力去处理，以取信于民，都明确地把政治好坏和人心向背作为用兵的先决条件，成为历史上的名言。

第二、《左传》对大国争霸的局面和发展形势有详尽的记述，并从中反映了作者希望通过战争来实现统一的思想。因此，他对强国的用兵和兼并，有时表示赞赏，对于战争的作用，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子罕论弭兵》篇记叙了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约合晋楚等14个诸侯国盟会于宋，各国表示守约休战，晋楚平分霸权的“弭兵(弭兵，即止战)之会”后，宋国的司城子罕对“弭兵”的看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就是说：各个诸侯小国，都是晋、楚两国用兵力来威慑他们。他们害怕了才上下慈惠和睦，上下慈惠和睦了才安定各自的国家，按照常规来事奉大国。这就是小国得以保存的原因。如果没有兵威的震慑，他们就会骄纵; 一旦骄纵，就会发生祸乱;一旦发生祸乱，就必然颠覆。这就是小国导致灭亡的原因。上天生长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人民对五材是同时并用，废掉哪一种都不可能，谁能够去掉兵器和战争?军备的设置由来已久了，它是用来威慑越轨行为、宣扬文治德化的。圣人凭借它兴起，，作乱的人由于它而被废黜，一个国家或衰落或兴盛、或保存或灭亡、或昏乱或清平，都从能否正确使用兵威而来。这种强调武备威慑的观点，在当时群雄争霸的环境下是必要的，没有武备必然挨打。《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篇记述了晋国的随武子、栾武子和楚庄王三人对公元前597年邲(今河南蒙阳东北)之战的看法。特别是楚庄王在邲之战取胜后，提出“止戈为武”和武有七德的理论，宣传了战争的重大意义。“夫武，禁暴、严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战争，它意味着禁止暴虐、止息干戈、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抚人民、调和众国、增殖财富，这是武功的七种美德。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战争作用的高度评价。

第三、《左传》还强调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斗廉论战》篇提出，“师克在和，不在众。”《随武子栾武子楚庄王论战》篇可以清楚的看出晋军在邲之战的失败，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将帅意见分歧，指挥失调。先彀恃勇轻进而牵累晋军主力匆促渡河，予楚方以可乘之机，以至大败。

此外，臧文仲论“无备，众不可恃。”曹刿论“一鼓作气”，宫之奇论唇亡则齿寒，沈尹戌论防御重在边境不在国都，伍子胥论“心腹之患”，各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战略和策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左传》一书与《国语》思想相近，有关战术原则，《国语》已有导评，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