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卧龙庵记

朱熹

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见其记卧龙刘君，隐居辟榖，木食涧饮，盖已度百岁，而神清眼碧，客至，即先知之。则固已知有是庵矣。

去岁蒙恩来此，又得陈舜俞令举《庐山记》者读之，其言曰：“凡庐山之所以著于天下，盖有开先之瀑布，见于徐凝、李白之诗;康王之水帘，见于陆羽之《茶经》。至于幽深险绝，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苍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有黄石数丈，隐映连属于激流中，视者眩转，若欲蜿蜒飞舞，故名卧龙，此山水之特胜处也。”于是又知其泉石之胜乃如此。

间以行田，始得至焉。则庵既无有，而刘君亦不可复见，独其泉石之胜不可得改。然其壮伟奇特之势，则有非陈记所能仿佛者。余既惜其出于荒堙废坏之余，而又幸其深阻夐绝，非车尘马迹之所到，傥可得擅而有也。时已上章，乞解郡绂，乃捐俸钱十万，属西源隐者崔君嘉彦，因其旧址，结屋数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缘名潭之义，画汉丞相诸葛公之象，置之堂中，而故友张敬夫尝为赋诗以纪其事。

然庵距潭犹数百步，步乱石间，三涉涧水乃至。至又无所托足，以寓瞻眺，或乃颠沛而反。因相其东崖，凿石为磴，而攀缘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横出涧中，仰翳乔木，俯瞰清流，前对飞瀑，最为谷中胜处。遂复作亭于其上，既以为吏民祷赛之地，而凡来游者，亦得以仿徨徙倚而纵目快心焉。

于是岁，适大祲。因榜之曰起亭，以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请，迄今盖已屡上而竟未有得也。岁月飘忽，令人慨然，乃叙其作兴本末，而书之屋壁，来者读之，尚有以识予之意也。

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记。

本文记叙了庐山南麓卧龙庵荒废、重建的始末。以少时读书记忆，说到庵地风光，然后笔锋一转，再说旧庵零落、荒废和新庵的落成，顺序道来，如行云流水。然而庵、亭“作兴本末”只是文章的表层笔墨，其深层意蕴则在于动人的“泉石之情”和深邃的“卧龙之意”。

寓泉石之情于废兴叙述之中，并从情致中烘托出景物之美，是此记的突出特点。一般游记总是泼墨于风景描写，而这里却只有两节文字的简括勾勒。但仔细体味，则无论是对“神清眼碧”的“卧龙”刘君的铭记，还是对文人骚客描绘庵地风光诗文的吟咏，无论是叙说对旧庵荒废的怅恻，还是抒写对新庵新亭的激赏，都无不流淌着作者对卧龙庵的汩汩深情;而这起伏荡漾的感情流，无可怀疑地告诉人们：卧龙庵的确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景观之美。人们习惯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而这里却是融情于事，而又借助情愫来激发人们对美景的想象，从而也就收到了不言情而情四溢、不言景而景自生、不言美而美无穷的艺术效果。

“卧龙”二字或隐或现反复跳跃在字里行间，不仅在结构上形成了统贯全文的内在线索，而且以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不断开拓着此记的深层蕴含。开首以“卧龙刘君”的神异引人入胜，起笔不同凡响;继而借引除舜俞《庐山记》的景物描写，点出苍崖、怒瀑、大壑和隐映激浪中，蜿蜒飞舞的卧龙状黄石，借色生采，有画龙点睛之妙。然后又写数椽茅屋中装点着功高德隆的诸葛卧龙画像，显然是“含不尽之意而见于言外”;增设新亭径以“卧龙”命名，则又是勃勃胸臆的直接外溢;而结末对“起亭”的命名，目的在于“以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这两句乃总绾全文，昭示出此记“卧龙待飞，起而天行”的中心旨意。

朱熹写作此文时，年逾五旬，眼见得北方失地收复无望，南宋王朝苟且偷安，个人仕途艰难坎坷，不免萌生了辞官归隐之想，买地建庵即基于此意。然作者一生主张抗金，强调战备，至老不移其志，故而在行文中又倾注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卧龙之意”，而“画汉丞相诸葛公之象，置之堂中”一笔，更是特意写的，不仅又写出古之卧龙先生而且重要的是其间寄寓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无限感慨和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怀。

文章落墨建庵经过，意注卧龙待飞，以激情流贯，以美景点染，将叙事、描景、抒情、写意融为一体，言有尽而意无穷，显示出极为深厚的整体建构工力;而叙事的切实，写景的明快，抒情的真挚，行文的流畅，语言的质朴，则又显示出作者本色自然的为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