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必：必然，必然性。
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号申包胥。与伍子胥友善。子胥以父兄被害逃于吴，率吴军破楚，申包胥到秦求救兵，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终使秦发兵救楚，打败吴军。后不受楚王之封而逃亡。
③“人众者胜天”二句：语出《史记·伍子胥列传》。
④跖：春秋战国之际人民起义领袖。旧时被诬称为盗跖。
⑤孔颜：孔子与颜回。
⑥晋国王公：指王祜。《宋史》有传。
⑦三公：为朝廷政治军事最高长官的总称。周代、两汉名称各有同异。宋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不常置，无实职，作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衔。
⑧魏国文正公：指王祜子王旦。《宋史》有传。
⑨懿敏公：指王旦子王素。《宋史》有传。
⑩李栖筠：字贞一，唐赵郡人。善文章。安史之乱，肃宗驻灵武，李栖筠发兵赴难，擢殿中侍御史。代宗朝为御史大夫，有重名于世。
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少好学，能文。仕宪宗，两度为相。著有《元和郡县图志》。
德裕：李德裕，字文饶。以父荫补校书郎。武宗时为相，执政六年，进太尉，封卫国公。宣宗朝遭牛党打击，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卒。
文章鉴赏
本文的主干不在铭文，而在叙文。叙文是交代作铭的原因的，这交代也只有四句话：“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据《宋史·王素传》附其子王巩传曰：“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轼得罪，巩亦窜宾州。”足见王巩与苏轼交往之深。整篇叙文的重心则是作者有感于王巩“好德而文，以世其家”而生发的议论。
议论的中心论点是天数有定，果报不爽，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实在是陈腐之极。但作者在以王巩的曾祖父王祜、祖父王旦、父亲王素这三世功德富贵为据去证成其论点时，肯定了为人臣者当建立功业，修德于身，却也不无积极的思想意义。
文章开头就提出上天对人的果报是否必然的问题。如果必然的话，为什么贤者往往不能富贵，仁者往往不能长寿呢？如果不存在必然的话，为什么仁者大都能够子孙繁衍兴旺呢？这一对矛盾的提出，乍看似乎不利于作者宣扬果报不爽的论点，其实恰好为其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观点蓄势。为解决前面的矛盾，也为阐明后面的观点，作者就势提出了个天“定”与“不定”的问题。作者认为，天数之“定”，必须经历由“不定”到“定”的发展过程。当其“不定”阶段，果报还不能显现，因而产生了“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的现象，“盗跖之寿，孔颜之厄”就是例子。如果世人于此阶段强求果报，就会误认为上天茫然无知，不明善恶，不施报应；善人就会对他的行善丧失信心，恶人就会更加放胆作恶，肆无忌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确信天数有“定”，耐心等待，积善修德，把果报寄托到后世子孙身上。
这就为下文宣扬王巩的曾祖父王祜种槐于庭，“取必于数十年之后”，提供了理论根据。而王祜之子王旦的仕至宰相，位极人臣，荣华富贵，也就成了证实这理论的确凿证据。
严格说来，作者拿文章的第二段作为支持第一段论点的依据，并非无懈可击。因为王祜本人以文章显于后汉、后周之际，得到宋太祖的赏识，历仕太祖、太宗两朝，累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功名富贵，不可谓小，并不存在果报“不必”的问题。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说明他的胃口太大，对自己不曾位至“三公”不满，所以他要种槐用以激励子孙去博取“三公”高位。这和天之果报完全不相干。但作者却强行把王祜打入“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的“贤者不必贵”、“厚施而不食其报”的行列，以“为相”作为果报的标准，其目的何在呢？
原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是要宣扬王巩先人的功德，并以此为王巩去博取社会声誉。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王祜只位至兵部侍郎，其子王旦却至宰相，王旦之子王素在朝中最高至学士，大部分时间是出任地方州郡长官，而王巩本人，直到作者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曾在朝廷或地方担任显职。如果采用记叙文体去详细具体地如实写出上述情况，对王祜来说，是父不如子，对王素、王巩来说，都是子不如父，难以搞平衡。并且王祜种槐以激励子孙是事实，三槐堂又完好无损地存在，王素、王巩父子俩岂非有负于先人的期望！现在作者换了个角度，采用议论文体，把王氏世代功德纳入“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理论轨道，且以“为相”作为善报的标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王旦的为相，就成了王祜的功劳，是他修德的结果；而王素的不曾入相也没有什么不好，将意味着天会施善报于他的子孙，“王氏之福盖未艾也”，因而王巩的前途、福泽也是不可限量的。好了，矛盾的各方都摆平了，对王巩先人功德的宣扬也成功了。苏轼作文的本领实在高明。
与叙文相比，铭文则写得直率而动情。内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种而获”沐浴国恩，归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国”，说明王氏父子的功业不仅泽及子孙，且泽及世人。这又提高了叙文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