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诗歌
澳大利亚诗歌尽管受到其他地区诗歌潮流的影响，但始终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澳大利亚诗歌的起源比美国或加拿大诗歌的起源更显粗犷。虽然在19世纪澳大利亚产生过一些格调高雅的诗作，但澳大利亚诗歌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不是英国传统文学的续唱，而是对澳洲新土和移民渊源的歌咏。这一特征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
在一个新建立的国家，要确立本国的民族诗歌形象绝非易事。早期澳大利亚诗歌就一直顽固地表现出传统的英国风格。英国诗人罗伯特·索塞并未到过澳大利亚，但却在1794年发表了《植物湾牧歌》，以空幻的田园派手法，漫画式地描绘了澳洲的山川风物。索塞的这首牧歌成了早期澳大利亚诗人因袭的滥觞。在这些早期诗人笔下，英国政府作为流放地的新南威尔士被描写成蛮荒的海外领地，充满了阴森、恐怖和遥远荒僻的浪漫气氛。不过，这些诗人又常常用一段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淡化这种气氛。有一首描述流放者的诗歌就是这样结尾的：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你要懂得，他们离开祖国，正是为了裨益祖国。
虽然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很快就结束了，但人们适应新生活环境的过程却是缓慢的。他们的欧洲意识与这片陌生的疆土格格不入。澳大利亚早期的一位观察家曾说过：“这里的大自然是颠倒的。”于是，人们便借助诗歌弥合旧传统与新生活之间的断裂，延续自己的文化。他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陌生的自然环境。这里的许多动物花卉他们前所未见，这里的鹦鹉羽色艳丽却声音沙哑。这里既没有夜莺，也没有紫罗兰和樱草花……这种环境的改变导致了许多陈旧习惯和语汇的废弃。查尔斯·汤普森(1806—1883)是第一位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诗人。其作品既表现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深切热爱，又夹杂着一丝淡淡的悲哀。诗人查尔斯·哈珀(1813—1868)的作品是真正抒发殖民者畅想新生活的先声，但由于他技法平庸，单纯模枋英国诗人柯林斯和华兹华斯等人的双行诗体，而损害了其诗作的新颖光彩。哈珀最优秀的作品是抒情诗《澳大利亚森林仲夏的正午》，以及一首描写移民与土著之间冲突的史诗片断《四座坟墓的溪流》。
殖民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是亚当·林赛·戈登(1833—1870)。他20岁移居澳大利亚。他的诗歌以运用生动有力的音律及人们熟悉的叠句著称，被誉为鼓舞殖民地士气的战歌。他的作品一般采用户外生活题材，常常描述马与骑马的情景。其风格显示出他在英国私立学校受过高贵教育的背景。他的诗作多用拉丁文、希腊语典故，充满动人心弦的怀乡情感。其诗句无论优劣，都真实地反映了殖民时期澳大利亚生活风貌的精髓。他那些咏唱澳大利亚的诗歌，尤其是具有民族特征的诗作，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虽然后世的批评家指责他在诗中写过“花儿虽艳无芬芳，鸟儿虽美不歌唱”这类贬低澳洲风貌的语句，但无庸置疑，他在诗作中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感觉与洞察力。正是这种瞬时闪现又极为珍贵的感觉与洞察力，使诗人为寻常的澳洲风物描绘了一幅纯真朴素、优美明净的图画，创作了此类诗歌中无与伦比的精品。例如：
春天，当条条枝桠
摇曳在阴影与阳光间
当浮载露珠的云霞
似美酒在空中流泻
当遥远的天际映现蔚蓝的回光
使梦幻般的远方变得更加遥远
戈登诗作之美，便来自这种浓艳
的想象色彩。后来他在遗嘱里，将这首诗赠予画家斯特里顿。
继戈登之后的诗坛明星是出生于澳洲本土的亨利·肯德尔(1839—1882)。他的词藻华美，丰富了殖民时期诗歌的语汇。其诗作虽嫌单调，却感情丰富，似音乐般优美流畅。他受美国诗人爱伦·坡、英国诗人斯温伯恩和雪莱的影响，风格绮丽，有时则嫌傅彩过度。其佳作《钟鸟》一反旧习，赋予澳大利亚灌木丛林以欢快的音乐美：
在那清凉的溪岸，回音阵阵;
在那幽暗的峡谷，流水淙淙。
1880年《悉尼通讯》创刊。这是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激进周刊，旨在繁荣悉尼地区散文与诗歌的创作。不久便形成了两种文学流派：(1)篝火派：在诗歌方面以采用民歌体为特征，在散文方面以写作轶事传闻为主流;(2)优雅派：崇尚高雅与教育，由从事新闻工作和在客厅聚会唱和的文人学士组成的诗派。一些优雅派女诗人发表了写景优美、情调伤感，但往往又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抒情诗作，例如路易丝·麦克在一首诗中写道：
祖国的大地啊，我爱你!
我愿发现你的含意……
你应显露出
你那歌的灵魂!
但优雅派诗歌中的最佳作品是由男诗人和新闻记者们写成的。其中有三位是爱尔兰族裔：维克多·代利、D·M·赖特和罗德里克·奎因。这些诗人在抒情诗写作方面创造的一些基本章法，成为后来诗人效法的楷模。篝火派诗歌重内容的活力而轻技法之工巧。然而，这类诗歌所展现的广阔图面却取得了印象派的生动描写效果。这类诗人师法戈登，但在风格上又比戈登更显自由奔放。例如A·B·帕特森在诗中写道：
在蓝蓝的长天，
不见一片白云;
在莽莽的荒原，
独有邮差驰骋。
最优秀的丛林民谣作者是亨利·劳森和A·B·帕特森。其他民谣作者还有约翰·法雷尔、威尔·奥基尔维、爱德华·代森、E·J·布赖迪和巴克罗夫特·波克等。这些诗人的作品刊载于《悉尼通讯》，广泛流传全国。时至今日，丛林民谣仍是澳大利亚通俗文学的一个基本分支。C·J·丹尼斯的《感伤的汉子》(1915)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城市田园诗。这首诗既保持了丛林民谣的形式，又与丛林民谣在精神内容上迥然不同。现代的丛林民谣经众多诗人精心雕饰，已失去了它原有的纯朴风貌。从道格拉斯·斯图亚特的《格兰科》(1947)等作品，可看出传统丛林民谣的黄金时代业已逝去。但其影响在现代诗作中依然可见，如约翰·梅尼福尔特为约翰·利尔蒙特所作的挽歌，朱迪思·莱特的诗作《布洛基》等。毫无疑问，丛林民谣仍然是当代澳大利亚诗歌中最有影响的传统因素。当代诗人因受丛林民谣传统的影响，对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现代知识派诗歌的创作方法持怀疑态度。在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里，每一个自由的意象或观念都与实际的习俗意识并存。这一矛盾现象正是澳大利亚诗歌的内在秘密。如果说这种矛盾现象限制了当代澳大利亚知识派诗歌的发展，那么它至少能为当代澳大利亚诗歌增添人性色彩。
1890—1900年间，一种新诗潮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奥多德(1866—1953)、克里斯托弗·布伦南(1870—1932)和威廉·贝尔布里奇(1883—1942)。奥多德和贝尔布里奇两人信仰不同，但都是政治理想主义者、新时代的预言家。他们把诗歌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布伦南堪称澳大利文学史上最富才华的诗人、第一位成熟的文学批评家。他是一位象征派诗人和马拉梅的追随者，崇尚欧洲思潮，在思想上与澳大利亚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诗歌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往往显得朦胧，有时甚至狂放，但总是充满力量。他生前几乎不为人知，其诗作仅在少数人当中流传。今天，人们已开始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诗人，对他的才华与成就赋予高度的评价。
到了20世纪，澳大利亚抒情诗歌的主调，开始从强烈的民族主义转向一种更为客观的社会批评。20世纪初，影响澳大利亚诗歌发展的两位重要人物是画家诺曼·林赛(生于1879)和诗人休·麦克雷(1876—1958)。他们均主张文艺创作应采用非地方性主题。麦克雷的诗作机智精美，惟嫌学究气息过多。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代年轻诗人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是肯尼斯·斯莱塞(生于1901)。他的挽歌《五只钟》是现代澳大利亚最优美的抒情诗作之一。另一位优秀诗人是罗伯特·D·菲兹杰拉尔德(生于1902)。他的诗作《回忆》于1938年获“150周年奖”。另外两位诗人是肖·纳尔逊(1872—1942)和玛丽·吉尔摩尔(1865—1962)，这两位年长的诗人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出版他们的抒情诗作。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澳大利亚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由雷克斯·莫加梅尔(1913—1955)发起的津迪沃罗巴克运动(1935)，旨在维护澳大利亚的形象，抵制外来文化入侵。这场运动吸引了大批年轻诗人，他们的作品大力宣扬以澳洲土著文化为中心的民族形象。尽管这场运动不久便衰落了，但后来的许多诗人仍然在他们的作品中，穿插有对澳洲本土传说中美丽的“梦幻”时代的描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位战士诗人，詹姆斯·麦考利和哈罗德·斯图亚特，合写了一组毫无含义的诗歌《渐暗的太阳轨道》，寄给了《愤怒的企鹅》杂志编辑麦克斯·哈里斯，结果大受赞扬。嗣后，在年轻的澳大利亚诗人中便兴起了忽视内容、追求形式的现代派诗潮。
当代澳大利亚诗歌可分为抒情类、批评类、讽刺类、描写类等，各类诗作均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当代诗歌继承和发展了澳洲殖民时期的传统，也融合了历代诗潮的特征，形成了不同于外国诗歌的澳洲本土诗歌特色。当代澳洲的知名诗人有A·D·荷普、詹姆斯·麦考利、道格拉斯·斯图亚特、朱迪思·莱特、戴维·坎贝尔、罗斯玛丽·多布逊、杰弗里·达顿、文森特·伯克利、雷·马修等。他们的作品均收入企鹅丛书《澳大利亚诗歌》。奥地利诗歌(Austrian Poetry)从语言角度看，奥地利诗歌是德语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奥地利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及特定的历史、宗教背景和自然环境，其诗歌具有鲜明的特点，并在世界诗坛上独树一帜。
在讨论奥地利诗歌史时，须注意以下两个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其一，奥地利历史上的巴本贝格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扩张。这两个强大的王朝在不同时期曾将其领地扩大到瑞士、匈牙利、波兰、俄国、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和伦巴底等广阔的欧洲疆土。其二，奥地利宫廷深受西班牙的影响;奥地利文化受到意大利艺术喜剧与音乐的影响。上述这些历史、文化因素都对奥地利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使奥地利民族融合了凯尔特、罗马、日耳曼、斯拉夫、马扎尔等民族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既多种多样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一个倾向于沉思而非好动的民族。其政治文化中心是迷人的维也纳。
12世纪和13世纪时的奥地利，在以弗劳·阿瓦(卒于1127)的作品和海因里希·冯·梅尔克的《忆死》(约1150)为代表的僧侣诗歌衰落之后，便涌现出了大量的世俗抒情诗歌。德·屈伦贝格(1150—1200)创作了将民歌与骑士风格的吟游诗融为一体的抒情诗歌。迪特玛尔·冯·艾斯特(约卒于1170)创作了赞美爱情的诗篇。阿尔萨斯诗人赖因玛尔·冯·哈格瑙(约1160—1205)来到维也纳向巴本贝格宫廷呈献语言精美、情调哀伤的爱情诗作。他的学生瓦尔特·冯·德·福格威德(约1170—1230)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以纯真的爱情、大自然、宗教、政治、睿智为主题的大量佳作，成为德语抒情诗歌的顶峰，直至600年后歌德的作品问世。福格威德的诗歌完美地融合了理智与感觉、色彩与形式、音乐与节奏、思考与感情。这些诗篇真诚地表达了生活所带来的欢乐，抒发了人生短暂所引起的悲伤。它们思想高远，感情真切，艺术精湛，是超越时代的不朽之作。福格威德重视觉与听觉，重具体而轻抽象，重思想而轻智力的诗作特色，也体现在与他同时代或后世的诗人身上，例如：赖因马尔·冯·茨韦特尔和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均属13世纪前半叶)、德·坦霍伊泽(约1230—1270)、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约1200—1276)、德·冯·苏奥内克(1250前后)、胡戈·冯·蒙特福特(1357—1423)、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施泰因(1377—1445)。福格威德风格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沃尔肯施泰因之后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数百年间，奥地利诗坛一直处于沉默状态，只有民歌的创作绵延不断。
19世纪迎来了奥地利诗歌的第二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第一位重要诗人是F·格里尔帕策(1791—1872)，但更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后来的N·莱璃(1802—1850)，其诗作充满了忧郁、悲观、孤独、焦虑的情感。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当时在德语文学中的地位仅次于海涅，他的佳作名篇一直流传至今。
19世纪末的奥地利诗歌，具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思想特征。这实际上是诗人对待生活的一种甘苦掺半的态度，一种心理内省，一种价值相对观，一种安贫乐道的心态。这种超脱反映了比德迈尔时期的社会心态。表现这类心态的抒情诗人有：维也纳的E·冯·福伊希特斯莱本(1806—1849)和F·冯·萨尔(1833—1906)，提罗尔的H·冯·吉尔姆(1812—1864)以及摩拉瓦的M·冯·埃布纳—埃申巴赫(1830—1916)。在这个温文尔雅之风盛行的时期，奥地利的诗歌没有去反映劳工的困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只有F·施特尔茨哈默(1802—1874)和P·罗塞格(1843—1918)等方言诗人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涉及了部分现实问题。
1900年前后，奥地利的抒情诗苑在沉寂了约600年之后，绽开了迟发的春花。这个时期的杰出诗人R·M·里尔克(1875—1926)和H·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以敏锐的感觉、完美的节奏、超群的洞察力和精深的声韵修养，创作了富有音乐性、十分形象化的诗歌佳品。他们的诗歌艺术既有印象主义的特征，又有思想深邃的特色，在当时的德语诗坛独领风骚。他们对人性受到抑制深有体会，对人的无所作为与奋斗的无济于事深感忧伤，促使他们将奥地利人沉思型的生活转化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即使像里尔克的《利伯与托德的道路》(1906)这类历史诗，也同样充满了这种情调。在这些作品里，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美丽与光彩只是“恐怖到来的前奏”(里尔克);“人生即是游戏，知之者即为智者”(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表现了世界充满苦难，人生空虚无望的思想，洋溢着悲观、孤独、忧伤的情调。
这一时期的其他诗人，如R·卡尔(1874—1942)、S·茨威格(1881—1942)、K·克劳斯(1874—1936)、M·梅尔(生于1882)等，均致力于保持奥地利诗歌创作中纯正的西方传统。但诗人G·特拉卡尔(1887—1914)则突破了这樊篱，转向了表现主义，认为美的光华已衰减为冬日的余辉，社会现实已腐朽没落。
表现主义是由一批充满热情、思想激进、追求真理的活动分子所发起的一场文学运动。然而在奥地利，只有F·韦费尔(1890—1945)才真正称得上是表现主义诗人。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虽有一些表现主义的色彩，但总的说来，由于奥地利赞成调和妥协而不支持任何激进倾向和极端要求，所以表现主义这种激进的文学思潮在奥地利鲜有市场。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奥地利诗歌，创造出一些新的意象和新的音乐节奏，在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探索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维也纳作为一座最富有人情味的都会，充满了一种现代都市文明与自然风光和谐统一的文化气氛。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诗人，无论是T·多伊布勒(1876—1934)、R·比尔一霍夫曼(1866—1945)、F·K·金茨基(生于1871)和F·布劳恩(生于1885)等老一辈的诗人，还是新一代的诗人，其作品一般都具有融合各派之长于一体的特征。还应提及一位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伟大诗人——汉斯·莱夫黑尔姆(1891—1947)。他的山水诗精美绝伦，是德语写景诗中的佳作。
E·米特雷尔(生于1906)、A·勒内特一霍勒尼亚(生于1897)、E·绍恩魏泽、E·瓦尔丁格(生于1896)和J·魏因海伯(1892—1945)等诗人，致力于继承奥地利悠久的诗歌传统而不主张开拓新路。特别是魏因海伯的诗作，反映了奥地利人典型的思想特征——一种思维以心灵为本，感情以认识为源的倾向;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和悲观情绪，甚至是一种仅靠逃避现实或自我解嘲方能偷生的绝望感。其诗作，无论是英雄诗体、粗犷之笔，还是优雅诗篇、幽默之作，都充满了他对人生的不幸、苦难、无奈的哀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一代奥地利诗人，继续信奉渐进而不倾向于革命。他们异曲同工，致力于继承和发扬奥地利诗歌的悠久传统。与德国诗坛形成对照，战后的奥地利诗坛未曾出现有影响的新表现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诗作。大多数的青年诗人都以一种忧伤的情调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或抒发对时世的感慨。这一时期，女诗人的作品在战后奥地利诗坛颇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奥地利的民族特征。她们之中的两位佼佼者是英格堡·巴克曼(生于1926)和克里斯蒂娜·拉瓦里特(生于1915)。巴克曼的诗以轻缓的、预言家式的语言节奏抒写了人生、爱情、死亡，创造了极具魅力的新颖意象，句句动人心弦。拉瓦里特的诗歌既描写了人的坚强又披露了人的脆弱，既预言了世界的灾难又表现了人类的博爱，将对立的思想感情统一于一种深奥莫测的表述之中，别有一种神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