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多次见过音乐家拉摩的侄儿，他时而脑满肠肥、衣冠楚楚，时而憔悴不堪、衣衫褴褛。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里遇到他，有了一场对话。我们谈到了天才。拉摩的侄儿憎恶天才，他认为“人是必需的，但天才的人不是必需的。”他在音乐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但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因为贫穷，他失去了美貌的太太。他变得自甘堕落、玩世不恭。为了金钱，他引诱年轻姑娘跟别人私奔。为了糊口，他冒充提琴手教师骗钱。他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的无赖、一个骗子。“我”问他，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德行，是否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回答说：“他们是流氓，却有钱，为什么我不可以？”因为他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牺牲同类，以寻求自己的幸福，却没有法律来干涉。正直的人并不快活，快活的人并不正直。当一个人有了钱，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有失身份。既然人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只好接受已经安排好的，尽可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既然能够通过作恶得到快乐，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他最后说：“再会吧，哲学家先生，我永远都不会改变样子，但愿我再经历四十年的这种不幸吧，最后笑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作品选录】

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我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五点钟光景，就到御花园散步去。人们会看见，老是独个儿，坐在阿让松路长凳上沉思默想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沉思着政治、爱情、趣味或哲学，让我的心灵尽情恣意地为所欲为。我让它自由自在地，追随着那浮上心来的第一个念头，不管是聪明的或是傻的；就好像人们在福亚路上会看见的我们那些浪荡青年们那样，一会儿紧跟着一个举止轻浮、满脸笑容、眼睛灵活、鼻子翘起的妓女，马上又舍弃她去追随另外一个，挑逗着所有的娘儿们却不跟任何一个纠缠起来。我的思想就像我所说的那些卖淫妇一样。

当天气太冷或多雨的时候，我就躲到雷让思咖啡店去；我在那里的消遣就是观看别人下棋。巴黎是全世界下棋最高明的地方，雷让思咖啡店又是全巴黎下棋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在这家咖啡店里，深邃的棋手勒加尔，巧妙的棋手斐利多和稳健的棋手梅育在互相厮杀着；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惊人的棋术，可以听到最粗俗的谈话。因为，人可能是一个有才智的人兼一个名棋手，像勒加尔一样；也可能是一个名棋手，兼一个傻瓜，像富贝尔和梅育一样。

一天下午，我在那里，多观看，少说话，尽量少听，这时有一位上帝不令这地方缺少的最奇怪的人物向我招呼。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在他脑海里正当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因为他毫不夸张地表露了自然赋予他的优良品质，但也毫不羞耻地表露了他所接受的恶劣品质。此外，他禀有坚强的体魄，特出想象力的激动和非常壮健的肺。如果你遇见过他，而他的奇特处没有令你止步的话，那你不是把手指塞进了耳朵，就是撒腿跑开了。天哪，多么可怕的肺啊！

没有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的了。有时他瘦削憔悴，像到了末期的痨病患者一样；你可以透过他的腮颊数得清他有几颗牙齿。你会说他曾经饿了好几天，或者是刚从练心会修道院里出来的。到了下一个月，他会长得肥胖丰满，好像不曾离开过一位金融家的餐桌，或者曾经被关在圣伯尔纳丁的修道院里一样。今天，他穿着脏衬衣，破裤子，衣衫褴褛，差不多光着脚，低垂着头走路，避开人们；你会打算叫住他给他一点布施。明天，他扑着粉，穿着鞋子，鬈着头发，穿着漂亮的衣服，抬起头来走路，神气十足，你几乎会相信他是一位体面的绅士。他过一天算一天，忧愁或快活，随境遇而定。他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件心事就是要知道在哪里吃午饭；午饭后他便想起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夜晚也给他带来不安： 他或者是步行回到他所住的顶楼，只要女房东没有因为等候他交房租等得不耐烦，把钥匙收回了；或者他就转到郊外的酒店里去，在那里用一片面包一瓶啤酒来等候天亮。当他已没有六个铜板在衣袋里的时候，这是他有时会碰到的，他就或者向他朋友中间的马车夫求助，或者依靠某位贵族的车夫，这位车夫会让他睡在稻草上，在马的旁边。早晨，就会有一些作他的床垫的稻草仍然藏在他的头发里。如果天气暖和，他就会整夜在皇后散步场或香榭丽舍漫步走着，到了天亮就在城里出现，身上的衣服从昨夜穿到今天，有时也会从今天穿到足足一个星期。

我并不看重这样的怪人。别人也许把他们看作熟识的人，甚至看作朋友。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一年中有一次会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别人的性格迥乎不同，他们打破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习俗、我们关于礼貌的惯常观念所造成的令人厌烦的常规。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人们。

我认识这位怪人已经很久了。他常到一个赏识他的才能而招待他的人家去。这一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他对这家的父亲和母亲发誓说要娶他们的女儿，他们就耸耸肩膀，当面嘲笑他，告诉他说，他是发疯了；我预料这时事情就完了。他向我借几个钱我就给了他。我不晓得他怎样弄进了某些体面的人家，在那里吃饭，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不得到准许，他就不要说话。他老是默不作声，恶狠狠地吃着，看他这样抑制着自己，真是有趣。如果他要破坏契约，开起口来，他才说了第一个字，大家就齐声地叫道：“呵，拉摩！”于是他愤怒得眼睛发亮，就更加恶狠狠地吃起来。你一定很好奇地想要晓得这个人的名字，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他是著名音乐家拉摩的侄儿。这位音乐家把我们从一百多年来我们所唱的吕依的教堂歌调里解脱出来；关于音乐理论他曾经写了这样多的不可理解的幻想和启示的真理，这是无论他自己或任何别的人都一点也从未了解的东西。他曾经给了我们一些歌剧，这些歌剧里有和声，歌曲断片，不连贯的思想、喧哗、飞扬、凯旋、投枪、光荣、喃喃低语、胜利令歌手唱得喘不过气来；还有将会永远流传的舞曲。他在把这位佛罗伦萨人的声名埋没了以后，自己也将被意大利的音律家所埋没，这是他预感得到、因而令他忧郁、悲伤和愤激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甚至一个在起床后发觉自己鼻子上长了一个粉刺的美妇人，也没有能像一位在生时就有丧失声名的危险的作家，会感到那样愤愤不平的： 这有马里窝和小克莱比庸为证。

他先来招呼我说：“呀！原来你也在这里，哲学家先生；你在这班懒汉中间有什么事呢？难道你也推木头来消磨时间吗？”(人们是这样轻蔑地称呼象棋和后棋的。)

我： 不，但当我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他们精于此道的人在推着，我在旁看一会也是有趣味的。

他： 要是那样，你就不大会觉得有趣味了；因为除了勒加尔和斐利多，其余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

我： 皮塞先生怎样呢？

他： 他在棋手中的地位正如克莱容小姐在演员中的地位一样。这些游戏中能学会的东西他们两个都知道了。

我： 你是很苛求的，我晓得只有真正了不起的人才能获得你的称赞。

他： 是的，在象棋、后棋、诗、辩才、音乐诸如此类的琐事里是这样；在这些事情中庸才有什么用处呢？

我： 很少用处，我承认。但是必须有许多人来努力练习它们，然后才能出现天才。他是千万人中的一个。让我们不谈这些吧。我已有不晓得多少年代没看见你了；当我没看见你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起你，但是再见到你时，总令我高兴。你这一向做些什么呢？

他： 就像你，我和他们大家所做的事情： 有些好的，有些坏的，有时什么事情也没有。我肚子饿了，如果碰到吃的机会我就吃；吃过后我口渴了，有时我就喝起来。同时我的胡子也在长着，当胡子已经长出来了，我就把它刮掉。

我： 你这就做错了，因为要成为一个贤者，你所欠缺的就只是这一件了。

他： 你说得对，我的前额高而有皱纹，眼睛有热情，鼻子突出，脸颊宽广，眉毛黑而浓，大口，翻唇，方脸。如果这个大的下颌长着一把长胡子，你知道这在铜像或大理石像中是多么好看么？

我： 在恺撒，马可·奥略留，苏格拉底的旁边。

他： 不，我在第欧根尼和弗里芮当中倒是更好些。我像前者一样地厚脸皮，又是喜欢拜访后者的常客。

我： 你近来好吧？

他： 是的，健康如常，但今天却不怎么特别好。

我： 怎么？像你现在这样，一个肚皮好像西伦尼，一个脸孔……

他： 一个脸孔，人们也许以为是背面。使我亲爱的叔叔变干瘪了的这一点愤愤不平，却好像使他亲爱的侄儿长胖了。

我： 说到这位叔叔，你有时看见他吗？

他： 是的，在街上走时看见过他。

我： 难道他从来没有给你一点好处吗？

他： 如果他给了任何人一点好处，那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他可以说是独具一格的哲学家。他只想到他自己，这个宇宙的其余部分对于他是一文不值的。他的女儿和太太愿意什么时候死去都可以，只要为给她们送葬而敲的钟声继续地回响着第十二音和第十七音，那就一切都好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幸运的，这也就是我觉得天才特别可贵的所在。他们只精通一件事，除了这件以外，便什么也不会了。他们不晓得怎样做一个公民、父亲、母亲、兄弟、亲戚和朋友。我老实对你说，人们应该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像他们；但决不该希望他们这种人很普遍。人是必需的，但天才的人不是必需的。不，老实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的。改变地球的面貌的就是他们；而在最细微的事情中，愚蠢是这样地普遍和这样地强有力，以致不大吵大闹起来就不能够实行改革。他们的理想一部分是建立起来了，一部分是仍旧原封不动；因此就有两个福音，一件丑角的服装。拉伯雷小说中的修士的贤智，为了他自己的和他人的心境安宁，是真正的贤智；他多多少少地尽了自己的责任，常常说修道院院长的好话，此外随这个世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众人都感觉满意，就是情况良好了。如果我懂得历史，我将会证明给你看，这下界的不幸，常常是由某些天才带来的；但是我不懂得历史，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得呵。如果我曾经学会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为了不曾学会任何东西我就更糟糕些，那才是活见鬼哩。有一天我在法国国王的一位大臣那里吃饭，他一个人有几个人的聪明；你看他能够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楚地给我们证明： 没有什么比谎话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话更有害。他的论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很显然地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天才是可憎恶的东西。如果一个婴儿在出世时，额头上就带有这个危险的天赋的标记，那就应该或者把他活活地闷死，或者把他投到水里去。

我： 然而，这些人物这样地仇恨天才，他们却都自以为有天才哩。

他： 我很相信他们心坎里会这么想，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敢于公开这样地招认。

我： 那是由于谦逊的缘故。那么你是对天才怀着可怕的憎恨吗？

他： 这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回转过来的。

我： 可是我记得有个时候，你为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常人而感到失望啦。如果一个辩论的正反两面都同等地使你苦恼，你决不会得到快乐的。你必须选择一边，并且始终不渝地拥护它。我同意你的意见，天才通常是有点奇特的，或者如俗谚所说，没有大智不带着一点疯狂，可是他们却不能不令人惊异叹服；我们将要鄙视那些没有任何天才产生的时代。他们将是和他们在一块生活的那些民族的光荣；迟早人们会给他们建立纪念像，把他们看作造福人类的救星。请你所引证的那一位聪明的大臣原谅吧，我相信如果谎话可以有用于一时，从长远看来它必然是有害的，反之，真话从长远看来必然是有用的，尽管暂时也会发生害处。由此我就倾向于下这样的结论： 那个使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失去势力的，或者令大家接受一种伟大的真理的天才，永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也许这位人物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可是有两种不同的法律： 一种是绝对地公正和普遍的，另一种是特别的，它们只由于人类的盲目和境遇的需要才得到批准。后一种法律只令违犯它们的人受到暂时的耻辱，时间会把这种耻辱反转过来，落在那些法官和国家的身上，永不消除。在今天看来，究竟是谁的耻辱，是苏格拉底的抑或是那位令他喝毒药的法官的耻辱呢？

他： 这个对于苏格拉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因此就不是被判罪了吗？不是被处死了吗？不是犯法作乱的公民了吗？由于他蔑视坏的法律，难道他不是鼓励愚人去蔑视好的法律吗？难道他不是一个大胆的奇怪的家伙吗？你刚刚所招认的不是很接近于对天才并不十分有利的一种论调吗？

我： 亲爱的朋友，听我说吧。一个社会不应该有坏的法律；如果它有的只是好的法律，社会里就决不会发生迫害一个天才的事情。我并没有对你说过，天才是不可分地和邪恶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邪恶是和天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愚人比较一个聪明人更容易做坏事，如果一个天才通常是一个无礼貌的、难以相处的、乖戾的、不可容忍的，如果他甚至是品质恶劣的，从这里你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 是应该把他淹死的。

我： 亲爱的朋友，温和点吧。现在，告诉我；我是不打算把你的叔叔来做例子的。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一个粗暴的人，无人性，悭吝，他是坏的父亲，坏的丈夫，坏的叔叔，但并不能确定地说，他是一个天才，他大大地推动了他的艺术的进步，在十年之内人们仍将谈论着他的作品。可是拿拉辛来说吧；这一位毫无疑问地是有天才的，并且他不是被看作一个太好的人。还有伏尔泰呢？

他： 不要逼迫我太甚了；因为我的推断是前后一贯的。

我： 在两种情形中你愿意挑选哪一种呢？或者拉辛是一个好人，像布里阿松一样，与他的柜台成为一体，或像巴尔别一样，与他的量尺寸步不离；一个好丈夫，年年照例跟他的太太生一个合法的孩子；好父亲，好叔叔，好邻居，正直的商人，但仅仅如此而已；或者拉辛是奸诈的、背信的、有野心的、嫉妒的、恶劣的，然而却是“安德洛马克”、“布利丹尼古斯”、“伊菲格尼”、“菲特勒”、“阿达丽”的作者？

他： 老实说，为他自己的缘故，在这两种人中，如果他是头一种人也许会更值得些。

我： 这实在是比你所想到的还要真实得无限多哩。

他： 呵，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说了一些合情合理的话，那一定是像疯人或通神的人一样，是出于偶然的；只有你们这些人才了解你们自己。是的，哲学家先生，我了解我自己，一点也不亚于你了解你自己。

我： 那么看吧；为什么说： 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呢？

他： 因为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不曾给他挣得二万佛郎；可是，如果他是圣丹尼斯大街或圣赫诺莱大街上一位殷实的丝商，一位殷实的杂货批发商，一位营业发达的药房老板，他就会聚积了巨额的家财，就会没有哪一种娱乐不是他所享受过的；他就会不时地把一个金币赏给像我这样一个穷困的可笑的丑角，这个丑角会使他发笑，也会有时给他找到一位年轻姑娘〔使他得以排遣同太太永恒同居的单调生活〕；我们会在他家里吃上等的大菜，赌大的押注，饮上等的葡萄酒、上等的烈酒、上等的咖啡，还结伴到郊外寻乐去，现在你就知道我是了解我自己了。你笑起来了，但让我再说吧： 这样他对于他周围的人就会更好些。

我： 不错；只要他不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来使用合法营业所赚得的钱财；只要他把所有那些赌徒、寄生虫、无味的谄媚者、游手好闲的人、邪恶的食客，都从家里赶出来；只要他令店里的伙计把那个用变化多端来解脱丈夫们同他们的太太们长期同居所感到的厌倦的好管闲事之徒，狠狠地鞭打一番。

他： 鞭打他，先生！鞭打他么？在一个很文明的城市里，是没有人挨鞭打的。而且这是一个正当的职业，许多人，甚至有尊衔的人，也都干这样的事哩。究竟你要一个人怎样去使用他的钱呢？如果不是用于享受好食物，好伴侣，好酒，漂亮女人，形形色色的娱乐，各种各样的游戏？如果空有巨万家财，而这些享乐却一样也没有尝到，我倒宁愿做乞丐了。可是让我们回到拉辛吧： 这个人只有对于不相识的人们并且只有在他已经去世以后，才是一个好人。

我： 同意，但是请把好处和坏处较量一下吧。一千年之后他将仍然令人流泪；他将在世界上一切国家里引起人们的惊奇、感叹；他将鼓舞人们的同情心、怜悯心、慈爱。人们要知道他是谁，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们将羡慕法兰西有了他。他令几个人遭受痛苦，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他们几乎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他的恶习和他的过失，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害怕。毫无疑问地，如果他从自然禀受的，不但有一个伟大人物的才能，还有一个善人的品德，那就更好了。这是一棵大树，它使栽种在邻近地方的一些树木都枯萎了，它闷死了生长在它脚下的植物；但是它把自己的顶尖一直耸入云中去，还把树枝远远地伸展开来。它把树荫赏赐给曾经来到、正在来到和将要来到它的伟大躯干旁边休息的人们；它产生了味道绝妙的水果，而且不断地重复产生出来。要是伏尔泰还像杜克洛一般的温和、特吕伯勒方丈一般的坦白、奥里佛方丈一般的正直，那将是很合我们的愿望的；但是，既然这是不可能的，就让我们从真正要紧的方面来看这事情吧；让我们暂时忘却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中所占的那一点，让我们把眼光放远，看到未来的世纪，最遥远的地区，和尚未出世的人们。让我们为我们同类的幸福而考虑吧。如果我们不够宽大仁慈，至少让我们因自然比我们更加贤明而宽恕它；如果你们把冷水浇在格莱茨的头上，你们也许会把他的天才和他的虚荣心一起弄熄了。如果你们使伏尔泰对于他人的非难不那么敏感，他就不再能进入麦洛柏的灵魂深处了，他就不再令你感动了。

他： 可是如果自然是贤明的也同样是有力量的话，为什么它既把他们造成伟大的人而不把他们也造成善良的人呢？

我： 可是你不晓得吗？用了像这样的推理你会把事物的一般秩序推翻了，如果这下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那就会没有任何完美的东西了。

他： 你说得对；主要的一点是： 你和我两人是在这里，我们恰恰是你和我： 此外一切随它去吧。我以为事物的最好的秩序就是需要我在里边的一个秩序，如果我不在里边，即令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我愿意存在，甚至做一个厚颜无耻的好辩者而存在，也比不存在的好。

我： 没有一个人不是像你这样想的，不是反对现存的秩序的，却没有看到： 这样一来，它把自己的存在都抛弃了。

他： 这是真的。

我： 那么让我们就按照事物的现状来接受它们吧。让我们想想他们要我们拿出什么代价来，他们对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所有我们懂得不透，因而不能加以赞赏或非难的东西，让我们抛开一边吧，也许它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设若它是必需的，正如许多正直的人所想象的一样。

(江天骥译)

【赏析】

18世纪法国文学带有深刻的启蒙运动烙印，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往往也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作品多含有深刻的哲理性。狄德罗的代表作《拉摩的侄儿》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拉摩的侄儿》中，“我”和“拉摩的侄儿”的对话与辩论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内容。本书节选的是小说的开始部分。小说在交代了故事人物和场景之后，通篇就是“我”和“拉摩的侄儿”关于形形色色话题的对话和辩论。作者选择对话体来完成这部小说，可以说和其写作目的有很大关系。对话体可以让两位主人公针砭时弊、畅所欲言，达到振聋发聩、传播启蒙思想的目的，而且正反互辩的形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让作家的观点得到有力的表现。

小说通过对话，以及“拉摩的侄儿”的自我表白、动作、表情展现了人物的性格。作品中“我”和拉摩的侄儿的语言均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作家代言人“我”的冷静睿智、高瞻远瞩，“拉摩的侄儿”的偏激尖锐、热情善辩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选文中，“拉摩的侄儿”认为在一些艺术活动中，庸才是没有用处的，而天才却往往不能履行普通人的职责，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且常常不为当世所容，进而得出“人是必需的，但天才的人不是必需的”这样一种偏激观点。而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我”却高屋建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庸才无用，但在艺术方面必须有很多人投入练习，然后才能出现天才；而且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角度来看，与天才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相比，天才身上的种种缺陷是可以容忍的。作者巧妙地利用两人的对话，直接抒发了自己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传播了他的启蒙思想。

《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不仅具有18世纪哲理小说叙事生动、说理明晰、对话机智俏皮的特点，而且在形象塑造和环境刻画上也有重要的突破。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往往被简单化了： 非丑即美，非善即恶，而美丑善恶仿佛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固有品质。狄德罗在这部对话体小说里，人的个性呈现为一个多面体，具有好几种属性。作者深刻揭示了这些不同属性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剖析了产生这种复杂性格的社会根源。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赖，但不是天生的无赖。他相当有才能，对于许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可是社会使他堕落成无赖和骗子。然而这个骗子并不比社会上的一些“正人君子”坏，反倒比他们坦率诚实。他承认自己卑鄙，而且用嘲讽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卑鄙。他对现实关系有透彻的理解，一直认为自己完全有道理鄙视一切用来装饰的道德原则，因此他说“我叫做德行的东西你叫邪恶；而我叫做邪恶的东西你却叫做德行”。拉摩的侄儿是这个畸形社会产生的畸形儿。狄德罗对这个人物与其说进行了道德的批判，不如说是进行了现象的分析。他分析了产生这种卑贱意识的环境、土壤，也分析了这种意识的心理演变。小说中的“我”对“拉摩的侄儿”虽然厌恶，但还是禁不住说：“在他所说的一切之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大家想它们，根据它们为人处世；但人们不说。确实，这就是我的人与我们周围绝大多数人最为明显的不同。他承认他所具有的、别的人都有的罪恶；但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与他们同样可恨，但他更坦诚，更加始终如一；并且他有时候在他的堕落中是深刻的”。“拉摩的侄儿” 不加掩饰地道出了人性中的“恶”，他确实是一个无赖，但是却又是深刻的，一语击中要害的，让人不得不认可他是一个说得有理的无赖。

不仅如此，拉摩的侄儿还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随着环境变化而多变，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他有着“令你止步”的非凡魅力，因为“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 他是个音乐家，对音乐艺术的美有敏锐的感受力，有健壮的体魄，惊人的想象力，能够惟妙惟肖地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可以说多才多艺。但他又穷困潦倒，为了生活甘于做贵族富人的食客，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压抑自尊心，放弃人的尊严。他公然承认自己是个无赖、骗子、贪食者、懒汉。他谈起自己的生活都是用极刻薄的嘲讽口吻和最自我菲薄的语气。他有时表现出一些理性、诚实和尊严，但所有这些又不妨碍他继续自觉地“采取蠕虫的方式”过卑鄙的生活。狄德罗充分展示了拉摩的侄儿的丑恶和无耻，但同样又赋予他优秀的才智和少见的天赋，特别是他时时表现出来的真诚和坦率，使读者在鄙视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对他抱有好感。

正因为如此，《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历来被称为“辩证法的杰作”，引起了歌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强烈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赞赏。歌德亲自将它译成德文。黑格尔在它启发下形成了他的《精神现象学》的若干思想。马克思称它为“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的杰作”。拉摩的侄儿是一个混合体，是一个真实的角色，是拥有两个灵魂的身体，一方面他熟悉音乐和文艺，向往成为“天才”，鄙视封建贵族阶级的糜烂腐朽，对于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往往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卑躬屈膝地侍奉着贵族阶级得以生存，他狡诈阴险、放荡懒惰，同时也向往着浮华富贵的生活。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是启蒙时代的人刚刚诞生时的模样，虽然带着新时代的气息，但同时身上也残留着旧时期的痼疾。

狄德罗正是通过拉摩的侄儿之口，揭露了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糜烂生活，预示着大革命的到来。在和“我”讨论人是否应当正直诚实时，他说：“我看到无数的正直人并不快活，还有无数的人，他们是快活的，却并不正直。”这就是18世纪法国的社会现状，那么，这样的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么？狄德罗以赞赏的口吻说，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正可以“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作者希望“他会像酵母一样，开始发酵”，去“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苏醒过来。拉摩的侄儿就是当时腐朽没落的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一方面要求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发展资本主义；另一个方面又软弱无力，安于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余唾。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