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街道上的青草是处女森林最初的萌芽，这森林将覆盖当今诸多城市的处所。这明亮、温柔、新鲜得惊人的绿色属于新的有灵性的自然。彼得堡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丈量现代化的步伐(即速度)的标尺不是地下铁道和摩天大楼，而是从城市的砖石缝间挤出的快乐的小草。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新的自然、灵魂的自然那温柔的存在中得到延续。在这没有人的精神的王国中，每棵树都将是女神，每一现象都将谈起自己的变形。
制止吗？为什么？当满怀回归渴望的太阳披着短短的挽具向自己的家奔去时，谁能把它制止？向它献上颂歌难道不胜过向它乞求施舍吗？
他什么也不明白，
像孩子一样孱弱又胆怯，
陌生的人们为了他，
用网捕获了野兽和鱼……
谢谢你们，“陌生的人们”，感谢你们动人的关怀，感谢你们对旧世界温柔的监护。那旧世界“已非此世”，它已完全投向对即将来临的变形的渴望和准备：
我只要一想象那个最忧伤的夜晚，
城中的那夜是我最后的一宿。
我只要一忆起与所有道路的分离，
就是此时泪水仍会从眼里涌出。
是的，旧的世界“已非此世”，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文化成了一座兵营： 我们有的不是食品而是大锅饭，不是房间而是斗室，不是服装而是遮体布。我们终于赢得了内在的自由，真正的内在的欢乐。我们饮着陶罐里的水像饮着酒，在修道院的饭堂里也比在酒店里更喜欢太阳、苹果、面包、土豆。从今以后不仅解除肉体的饥饿，也解除精神的饥饿。如今人们所不知道的，只有肉体的饥饿，只有精神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词就是肉体，普通的面包就是快乐和秘密。
如今，人们分化成了词的朋友和敌人，在这一分化面前所有其他的分化都黯然失色了。实在的羔羊和公羊。我几乎是肉体地感觉到了来自词的敌人的不洁的羊的气味。后者在所有严肃分歧时提出的论据在此处是完全合适的： 我的对手发出难闻的气味。
国家体制世俗化的进程并未像法国大革命理解的那样，因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中止。社会的转折带来了更深刻的世俗化。
国家与文化间有机的新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近似于各封地的王公与修道院的关系。王公们支持修道院是为了咨询，这一点显而易见。国家对待文化珍品的暧昧态度使它自己完全依赖于文化。文化珍品装饰国家政体，授予国家以颜色和形式，如果想要的话，甚至还有性别。国家的大厦、陵墓和门楼上的题字能保护国家免遭时间的摧毁。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使时间的深层、时间的黑土面朝上。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着过去，像个农夫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艺术中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古典主义。不是因为大卫夺走了罗伯斯庇尔的收获，而是因为土地有这样的渴望。
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这固然好，但这已是昨天。而我要说： 昨天还未降生。昨天还未真正有过。我希望再一次出现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而历史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却不能让我满意。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人当真与诗人纠缠在一起，怎么也分解不开。仿佛读了，就得了。用如今的话来说，克服了。完全不是这样。卡图卢斯的银号角“我们渴望亚洲那些明亮的城市”能比任何未来主义的谜语更强烈地折磨人，惊扰人。这句话不是用俄语说的。但这句话应该用俄语说。我引的是拉丁文的诗，因为它显然会被俄国读者理解为必须的范畴： 命令式在其中听起来更是突出。但这也是一切诗歌的特性，因为诗歌是古典的。诗歌应被理解为应该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因此，连一位诗人都未曾有过。我们摆脱了回忆的重负。可是有这么多欢乐的预感： 普希金、奥维德、荷马。一个钟情者于寂静中被一些温柔的名字绊了一个跟头，突然想起，这一切都已有过： 语词、头发、公鸡。那只公鸡在窗外鸣叫，它鸣叫的已是奥维德的诗行，一种重复的欢乐占据着它，一种头晕目眩的欢乐：
像饮着暗色的水，我饮着搅混的空气，
时间被犁铧翻耕，玫瑰成为土地。
于是，诗人不再害怕重复，很容易为古典的酒所醉。
对于一个诗人为是的东西，对于所有的诗人亦为是。没有必要去创建任何一种流派。没有必要去杜撰自己的诗学。
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 苦难。人是饥饿的。国家更饥饿。但还有一种越发饥饿的东西： 时间。时间想吞食国家。由杰尔查文镌刻在石版上的威胁，号声般嘹亮。谁能捡起词，并把它展示给时间？没有什么比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国家更饥饿的了： 它比一个饥饿的人还可怕。去怜悯否定词的文化——这便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社会性的道路和功绩。
在那个该听见的人的心里存在着时间，
像你的船舰正驶向深渊……
别向诗歌要求过多的物、具体和材料。这也是一种革命性的饥饿。一种督马式的怀疑。为何非得用手指去触摸？而主要的是，为何混淆词与物，混淆词与词所指代的对象？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灵魂。活的词并不表示对象，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自由地选择对象的这一或那一意义，选择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一具虽被抛弃却未被遗忘的躯体。
关于物所说的一切，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用形象来说：
抓住漂亮词藻，把它掐死！
如果你能写，如果你会写，你就去写无形象的诗吧。一个盲人刚用能见的手指触上亲爱的脸庞，就立即认出了这张脸，于是，欣喜的泪水，相认的真正欣喜的泪水便会在长期的别离后从他的眼中淌出。一首诗靠内在的形象存活，靠先于写就的诗出现的发声的形式模块存活。尚不存在一个词，而一首诗却已在鸣响了。这是内在的形象在鸣响，这是诗人的听觉在把它触摸。
只有相认的瞬间才使我们感到甜蜜。
如今似乎出现了一种类似教徒祈祷般的无声嗫嚅的现象。在神圣的狂乱中，诗人们在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语言说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如同一间逝者的房屋对所有的人开放，旧世界的门也在大众面前完全敞开。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公共的财产。走过去，就能把它抄起。所有的迷宫，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禁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通行。词成了一支不是七柱而是千柱的排箫，它充满了所有世纪的灵气。无声嗫嚅中的最美妙之处，就是说话者不懂得他所说的那一语言。他说的是一种完全未知的语言。所有的人和他都觉得他说的是希腊语或迦勒底语。有一种与博学完全相悖的东西。当今的诗歌尽管复杂，尽管有内部的精雕细琢，但仍是天真的：
请听听这朴素的歌……
当代的综合诗人，我觉得不是魏尔兰，而是某个文化的魏尔兰。对于他来说，旧世界全部的复杂性就是那杆普希金的排箫。思想、科学体系和国家学说在他体内的歌唱，恰如夜莺和玫瑰在他前辈的体内歌唱。是谁说革命的起因就是星际空间的饥饿？应该在太空里播种麦粒。
(刘文飞 译)
注释：
原文为拉丁文，录自奥维德的《哀歌》第1卷第3歌。
原文为拉丁文，录自卡图卢斯的诗。
杰尔查文(1743—1816)： 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学代表。
列昂季耶夫(1831—1891)： 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主张俄国接近东方，实行所谓的“拜占庭主义”。
督马(约760—823)： 约公元820年率拜占庭人起义的领袖。
原文为法文，录自魏尔兰的《诗的艺术》。
原文为法文。
【赏析】
当彼得堡、音乐、时间、词语和文化等关键词出现在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时，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如果你了解他，就会明白。彼得堡作为俄罗斯最具文化融合性的城市，浓缩了其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它既保存了普希金创作的黄金时代的记忆，又保留了世界文化的影响。作为“世界文化的继承者”，曼德尔施塔姆宣称，从街道砖缝间挤出的快乐的小草是丈量现代化的标尺，因此彼得堡可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城市的砖石固然坚硬，新时代的气息却能透过无缝的空隙钻出来，灵性的自然是不可阻挡的。生命和音乐、诗歌一起在这灵性的自然中延续。
然而，诗歌在世俗的生活中蒙尘，词语在兵营般的现实中变成了受难的面包，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现实固化了词语的含义，将其变成了具体的材料、僵硬的躯体。而象征主义诗歌鼓吹形象，将词语用一层又一层的蚕茧包裹起来，诗歌几乎透不过气来，慢慢地失去生命。曼德尔施塔姆痛心地指出，词被当作肉体和面包分享其苦难的命运。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时代，词语被当成了物。但是诗歌的语言中，词语只是词本身，并非所指对象的表示者。“别向诗歌要求过多的物、具体和材料。……为何非得用手指去触摸？而主要的是，为何混淆词与物，混淆词与词所指的对象？”诗歌不是具体可感的物体，它是灵魂。构成诗歌的词语也是活生生的灵魂，它是自由的，具有选择意义的权利。
食品成了大锅饭，房间变成了斗室，服装变成了遮体布，然而造成语言物化和文化破坏的不仅是国家体制，还有打着艺术旗号的诗歌流派，他们将语言固化了，用形象束缚语言，用过于牵强的神秘化的形象束缚了语言的翅膀。而诗歌应该是超流派的、多义的、未完成的，也是超时间的音乐。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对于词语，阿克梅派提出了“自在的词语”，强调语言意义的自由选择。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语言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与文化密切相关，“词语的自觉含义”是词语存在的整个历史文化过程中产生的意义的综合。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用联想的方式赋予词语各种意义，然而联想不是漫无边际的，必须符合逻辑性，符合文化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词语多义性。词语的意义不能是象征主义的出于神秘化和复杂化的目的肆意创造和改变名称所能改变和产生的。面对象征主义对词语的物化和形象化，曼德尔施塔姆呼吁说：“如果你能写，如果你会写，你就去写无形象的诗吧。”
诗歌有内在的生命和灵魂，在曼德尔施塔姆看来，诗歌的灵魂就是音乐性和韵律感，“一首诗靠内在的形象存活，靠先于写就的诗出现的发声的形式模块存活。尚不存在一个词，而一首诗却已在鸣响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活下来的是充满乐感的诗歌，而不是僵硬的词语堆砌的建筑。词语的含义是继承性的、文化性的，浸润了自古希腊文化开始的深厚内涵。所以，曼德尔施塔姆最后回到了基督教的怀抱，不是因为他信仰，而是他需要文化的完整性。诗歌是“千柱的排箫”，“充满了所有世纪的灵气”，缺一不可。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