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知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 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点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有之。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 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唯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犹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了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把所学得的一点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所以他们有主见，有判断力。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做法也不外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们因为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因之，他们的见识虽是愈来规模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了。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那些知识上的大杂烩的头脑中，好似一支曲子渗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久久仍找寻不出来。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犹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自己思考的人，犹如事实的目击者。后者，不论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出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把握客观的原则，如果事件本身不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的话，他们的见解则毫无不同。我们往往可体验到： 某些自觉太过标新立异的议论，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大众，到了后来，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赫然发现也有同样的见解，因而感到一种欣喜的惊愕。书籍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则是如何的看法，而丙又怎样地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地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这样的追求事物的真理，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研究莱布尼兹在某时期的短暂间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要遍翻典籍，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也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只要稍加思索，则立可达到目的。但话说回来，坐而读也有它的好处，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用思索的方法则否。思想和人一样，不是任何人都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兴不高兴，乐意不乐意。某种事情的思索，如一切的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它自然地就涌出来。唯其如此，思想绝不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有关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决定关于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刻意地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地分析其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其后果……总之是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种场合，我们对于该事件的考察，往往不能安定，而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加之，对此事件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给予事件的见解也完全不同。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如此繁复呢？这是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因此，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着心去思想，当初的嫌忌也因而消失了——理论方面的思考亦复如此，也是一定要等待良好时间的到来。再说，任你再好的头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适于思考的。因此，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读书，正如上面所述，它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还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想出来的，和我们不同的方法，可以供给我们精神材料。读书的性质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要读太多的书，如若不然，精神习惯于代用物，将会忘却事物的本身；总是踏着人家既经开拓的道路，而忘却行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说，因为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由书本所启发的次数远不如现实世界多，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其原始性和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使此精神活动。

从这事实来看，说我们可从著述中鉴别出谁是思想家，谁是书籍哲学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很明显的，前者是真挚的、直接的、原始的，所有的思想和表现都具有独立的特征；后者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拾人牙慧，是承袭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盖过的图章再盖一次一样，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们的文体是由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流行语句组织而成，这情形，恰似因为自己的国家不能铸造货币，而以他国的货币通货的国家一般。

经验和读书一样，不能替代思考。纯粹的经验和思考间的关系，如同食物之对于消化。如果“经验”自夸地说，由于它的发现，才能促进人智的发展，这就像嘴巴自夸身体的存在完全由于它的工作一样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头脑，他们的“确实”和“明晰”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这类人的头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确实明晰的表达欲望——不论以诗、以散文，或以音乐。普通凡人则否，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索的结果，发表之后，不论在任何场合，谁也都能认定是第一流的东西。因而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其他的作家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

因此，真正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等于一国的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他的话就是权威——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认识其他的权威。反之，局守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像默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

有些人每每爱引用权威者的辞句，来争论某事件，以取代自己贫乏的理解和见识。笔战中引出他们的东西，便像取得莫大靠山似的，而雀跃莫名。这种原因的形成，想来大概是受到塞内加所说“与其批判，不如信任”这句话的影响。因为论战之际必须有防身和攻击的武器，这类人既无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权威之言(这也是基于对权威者的尊敬)，以为找到最好的护身符，振振有辞地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呼声。

现实的世界中，不管能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我们是过得如何的幸福，如何的愉快，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活动而已，战胜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没有肉体，也没有重力的法则，更不会为穷困所苦。所以，有优美丰饶心灵的人，在灵思来临的一刹那间所得到的启示，其乐趣绝非世俗所能比拟。

思想浮现在眼前，如同你的恋人就在跟前一样，你绝不会对恋人冷淡，我们也绝不会忘记此思想。如果它们远离你而去，从心中消失时，则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时把它写下，恐怕就此一去不回头，想找也找不到了。恋人也如此，如果不和她结缡的话，也有离我们他去的危险。

对于爱思考的人来说，此世界实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中，能够产生反跳或反射作用力量的，也就是说，此思想著述成书后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却不多见。

起初，人们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自己着想——原来，思想家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专为自己而思想，另一种是为他人而思想。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哲人，实际上，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后者可称为“诡辩派”，他们渴望人家称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另外还有一种人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属于哪一类。里希田堡是第一类的典型；黑格尔很明显地是属于第二类。

生存问题——这个暧昧的、多苦的、须臾的、梦幻般的问题，一认真讨究，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搁下了。实际上，除极少数的几个人外，一般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是尽量避开它，觉得与其讨论此问题，不若把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仅取世俗哲学的一体系，来满足大众——想到这点，说“人是思考的生物”，实很可疑，所谓“思考”，也成了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再往后，对于人类的无思想，或愚蠢，也不会特别地引以为奇了——普通人智慧的视野，当然比动物来得广阔(动物是不能意识过去和将来，只存在于“现在”中)，但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远。

如果世界充满着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不会容许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噪音吧！然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充斥着令人心惊肉跳和毫无目的的噪音(见《关于噪音》)。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如果能尽我们之所愿，实在不应该给我们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像蝙蝠一样地在我们耳里装置上空气不能通过的“覆皮”(这点，我实在非常羡慕蝙蝠)。但人类不过也是和其他动物同样的可怜。上苍造人的时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力量就够了。因此，不论昼夜，不管有没有人咨询，人的耳朵始终是开着的，那是为了便于向我们报告“迫害者的接近”。

(陈晓南　译)

注释：

波普(Pope，1688—1741)： 英国诗人，拟古主义之领袖。

莱布尼兹(1646—1716)： 德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数学家。

赫尔巴特(1776—1841)： 德国哲学家、教育家。

塞内加(约前4—后65)： 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为皇储尼禄之师。

里希田堡(1744—1814)：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

【赏析】

叔本华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在他十四五岁时就因缄默不语、沉思冥想的个性引起老师的注意，认为这是哲学天才的表现。他敢于挑战哲学权威，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与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关系密切。

在《关于思考》这篇文章里，他始终将读书与思考进行比较，从而突显出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只知道读书的人，一生只会在别人的作品上疲于奔命，既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创见。而且有些书籍会将我们引向歧路，即便不然，精神若习惯于代用物(读书)，也会忘却事物的本身，或者脱离现实，从而错过思考的机缘和气氛。而思考即便不严密、不成体系或与前人有重复也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源于“兴趣”，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孕育，会得到深刻理解并在心中根深蒂固地留下来。据此，叔本华区分了两类人：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和思想家。很明显，作者青睐于后者。

当然，叔本华也没有完全否定读书，但强调一定要有正确的思考，并且“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他认为连最好的头脑也会有思想的源泉暂时断流的时候，此时不要急躁与勉强，最好趁此机会读书，等待“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都很调和”时，思想自然涌现。

叔本华的哲学后来突然在德国中产阶级中大受欢迎，固然有其社会原因，包括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所带来的失望情绪、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对神学的动摇、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现状的批判、进化论的影响等等，其论文语言的通俗、生动也助长了这股叔本华热。人们在阅读时不会迷失于作者的故弄玄虚，也不会厌倦于语言的艰深晦涩，而是在饶有兴趣地汲取其思想的同时也被其语言所吸引。华莱士在《叔本华的一生》中如此评价叔本华的《意志与观念世界》：“何等的直率坦诚！何等的生动有力！何等的坚强刚直！他的前辈们曾以种种理论对那不可见的意旨提出抽象的解释，然而这些理论很少明白地揭开实际世界，而叔本华，正像一个商人的儿子，在叙述、举例和运用方面都很详明，此外甚至还很幽默。”

《关于思考》也体现了他清新朴素的文风。比喻是叔本华很爱用的一种修辞方式，似乎信手拈来却充满生活气息。这与他的生活体验不无关系。他并不是一个冷漠、刻板的沉思者，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他不仅涉猎多种知识领域，而且喜欢旅游、观看戏剧、欣赏画作等。因此，他的比喻五花八门却无累赘、牵强之感。而且，他还善于在比喻中进行直接对比，让读者一眼就能分辨出作者的好恶。例如：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自己思索所得的思想鲜活、生动与读书得来的思想生硬、隔膜，两者迥然有别，一目了然。

叔本华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反对拾人牙慧，无论其思想还是语言都透露出他新颖独创的思想家品性。他思考的结果及其思考的精神自19世纪末以来影响至今，并将一直继续。

(刘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