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怨恨

让我们脱离怨恨的束缚，贴近怨恨吧！谁也不知道，对于这一点我应该如何去感谢长期的病痛的折磨。问题的确有些复杂，因为人们必须从力和虚弱出发去亲身体验才行。如果必须采取某一种手段来对付病人和弱势群体，那么他们自身的自愈能力——抵抗力和保护自己的本能也会因此而退化。人们也就不知道哪些是应该避免的，哪些是应该完成的。不知道该避开什么，也不知道该完成什么，经验过到深奥，记忆就像是化脓之后的烂疮，病患也成为了怨恨的本身。只有一剂良药对患者有用，那就是被我称之为——俄国式的宿命论，用尽浑身解数使出上面所述的这些看家本领，然后安静地躺在雪地上，不吃不喝，也不接受任何东西，像是没有任何反应一样。勇敢赴死并不是这种宿命论最为理智的做法。在我们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当成保命的方法，也就等于降低了新陈代谢，这种减缓的过程代表着一种要冬眠的意志。依照这种逻辑再次前进，就成为人们经常说的苦行僧了，这种人能在墓穴中睡上好几个星期……如果遇到任何事情，人们都必须作出反应，很快就会被累倒，从而导致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响应。这就是所谓的逻辑。除了怨恨，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它那样消耗人们的精力了。恼怒，报复，病态的多愁善感，复仇的渴望，类似这样的混合毒品，对于原本就已经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是最为糟糕的反应方式；因为它会加速神经组织的消耗，是一种病态的增长，它有各种因素，例如胆汁流入胃中。对于病患来说，怨恨是一大忌，它是病患的冤家；但是，遗憾的是，它又是病患一种自然而然的癖好。那位知识渊博的心理学家——释迦牟尼对此是非常精通的。为了避免将他的“宗教”与基督教般的可怜物混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称之为摄生学。克制怨恨的程度决定了这门学问生效的程度。让心灵摆脱怨恨，这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佛祖对我们的第一个教义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生理学的主张，而不是道德上的主张。对于弱者而言，虚弱造成的怨恨是对自身最大的伤害；对于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克制怨恨甚至是对精力充沛的一种证明。我的哲学已经开始向仇恨和怨恨宣战了，甚至已经走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了。向基督教宣战，这只是因此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只要了解了这种严肃心理的人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剖析个人的态度，也就是在实践中体现的本能的坚定性。在我颓废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出现这种有害的情感的；一旦身体得到康复，精力开始变得充沛，我仍然会克制这种情感的发生。上文所提到的“俄国式的宿命论”，是通过我长期的、在偶然出现的痛苦的环境、地点、居所和社交中切身感受到的。这样做胜过了去改变它们、感受它们、奋起反抗它们……那个时候，只要是来打搅我奉行这种宿命论的，或者粗暴地将我唤醒的，都被我视为是大逆不道。事实上，任何一次肇事行为都威胁着我的生命。将自身的意志看做是天命所为，因此不愿“改变自身”，这就是那个状态下的伟大理性。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战争。我的本性是非常好战的。我的本能之一就是进攻。我天生有着与人为敌的能力，做他人的敌人——必须以坚定的天性为前提。总的来说，只要是具备强大的天性的人都拥有这种能力。这种天性与反抗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离不开反抗，他必须时刻寻找反抗。带有侵略性质的激情也属于强者所有，就好比弱者具备复仇感和怨恨感一样。例如，女人是善于报复的，她的软弱决定了这一点，如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不忍看见他人遭受苦难一样。进攻者的力量是离不开敌对者的，这是进攻者测定尺度的一个方式；在寻求劲敌的过程中，或者通过选择课题才会显现出力量的增长。即使是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必须与课题决斗。他的使命是倾尽全力，以韧性和武艺去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不仅仅是克服普通的反抗——这正是诚恳地去决斗的一个首要条件。如果不将对手放在眼中，战争是不会爆发的。如果我认为对方不如自己，因此我成了主宰，就不会去请求交手。我自身的战争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原则：第一，我只与战绩卓越的人交战（如果条件允许，我会一直等到他成为胜利者再战）；第二，我只在没有联盟、孤立无助的时候向敌人进攻（我的正当行为准则之一就是，绝不公开采取不连累自身的方式）；第三，坚决抵制人身攻击（在我眼里，个人就好比一个放大镜，可以窥视各种各样鬼魅的、难以掌握的窘态。当我攻击大卫·施特劳斯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事实上，我所攻击的是在德国“教育界”最有名气的一本老朽之作，就在现场我活生生地揭露了这种教化的阴谋诡计；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攻击了瓦格纳，实际上是攻击了虚伪，攻击了好坏不分、伟大与颓废混杂的龌龊的文化本能）；第四，我只会攻击那些排除了个性差异、在所有情况下都不曾出现过反面经验的事物（在我看来，攻击有的时候是嘉奖的证明，有的时候也是感激的证明）。我表示对他人尊敬或者褒奖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名字与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赞许和反对是一样的。如果我想对基督教宣战，那么，我是有权力这样做的，因为在这方面我还没有遭遇过任何的灾难或者挫折。严肃的基督徒总是对我很友善。但是，我本人将基督教视为敌人，我非常厌恶将数千年来的厄运加注在个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