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装扮的道德

一般而言，赤身裸体的人是不堪入目的，我所指的是欧洲男性（绝对不是欧洲女性）。假如魔术师用魔法将同桌共餐者的衣服脱去，我想，欢快的气氛不但会消失，而且大家也不会有胃口了。欧洲人最不能缺少的便是衣服这个面具。

而那些伪装道德的人，他们借助正派的概念，将自己的行为隐藏在责任、美德、集体感、荣誉感和自我否定等这些概念的背后，难道这没有充分的理由吗？我并不是说将人性丑恶的一面隐藏起来，而是作为被驯服的动物，我们的外形非常可耻，所以需要以道德作伪装。长久以来，欧洲人的内在品格还没有坏到被人一眼看穿的地步，他们用道德作伪装，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多病、软弱、残缺的动物。他之所以要当被“驯服”的动物，是因为它已经畸形、不完整、笨拙……

并不是恐怖的怪兽需要道德的伪装，而是平庸、倦怠的群居动物需要。道德装扮了欧洲人，虽然过于华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样，才会显得高尚、体面，甚至神圣。

宗教创始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就是找到了特定的生活习惯和道德风尚，并将它定为准则，消除了人世间的厌世情绪；另外一方面是讲述了这种生活模式的优点，因此散发出价值的光辉，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献出生命的至善之物。

这两个发明，后一种相对来说更加重要，因为某一种生活模式已经存在，只是人们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而已。宗教创始人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在他发现了这种生活模式，并且选用它，认识到它的功能以及阐释它的功能。例如，耶稣，或者保罗，在古罗马被占领的地方——意大利版图以外的地区，发现了一种小百姓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极其简朴、崇尚道德，比较压抑的生活，耶稣对它作出了诠释，赋予它崇高的价值；并且赋予它轻视其他的生活方式的胆量以及赋予它摩拉维亚教徒那种狂热与自信。这种信任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准备“征服世界”了（指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

释迦牟尼也发现了一种人，这种人生活在各个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是都非常善良而懒惰（绝不是冒犯他人），他们的生活非常节制，几乎没有需求——这也是因为惰性使然。释迦牟尼明白，他有能力让他们接受这种信仰：承诺消除世人的辛劳（劳动的艰辛，行动的艰辛）。

宗教创始人还要从心理上理解个别普通人，他们还没有认清自己，正是他将这些人捏合在一起；所以，宗教的创立总是非常漫长。

在我们开始领悟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忽略意识的时候，意识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问题）才浮现在我们面前。而今，生理学和动物学史（莱布尼茨两百年前就对它们产生过怀疑）让我们回到领悟意识问题的初始阶段。我们原本可以思索、感觉、希望和追忆，也可以依据它的意思“行动”，而这些所有并不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就像某些形象性的说法），整个人生即便不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绝大部分意愿、想法和情感没有这种反映也是照常进行的，这种提法，年纪大一些的哲学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倘若意识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多余的，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听听我的答案中是否会出现离谱的猜测吗？

我认为，意识的敏锐和强度是和人（或动物）沟通能力的大小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又和沟通需要是成正比的。沟通需要这样理解是不准确的：如果一个人擅长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他人，并让他人理解，这样他就必须依赖他人了。我认为，哪里长时间地有让人们彼此诉说、彼此快速而准确地理解的需要，哪里就有多余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似乎是一笔缓慢积累的财富，正等着它的继承人对它进行挥金如土的浪费一样，所有的民族以及他们的后世子孙们无一例外。（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种继承人，还有演讲家、传道士、作家也是，还有一代代“晚辈”，这个词可以这样解释：“晚辈”的本性就是挥霍。）

倘若这一观察没错，那么我就再作以下推测：意识只有在有沟通需要的压力下才会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尤其在指挥者和服从者之间），意识一直以来就是必需的，有意义的，也只有与这个“功利”相关才会产生。意识原本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只是作为联系网络它必须得发展。隐逸之士和猛兽一样的人是用不着的。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以及心理活动进入到自己的意识——至少是有一部分进入意识——这就是那种可怕的、长期控制人的“必须”所致的恶果：就像一头受到威胁的野兽，人需要帮助和保护，需要意气相投的朋友，需要善于表述他的难处，让他人理解自己。他必须是先要得有“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想什么，要“知道”自己的情绪。

人和其他动物是一样的，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着，但是对此自己却是并没有意识到。转化为自觉思考的仅仅是那些思考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可以说是最表层、最简单的一部分，因为自觉的思考是用语言即沟通符号来进行的，由此就揭示出了意识的起源。简单地说来，语言和意识的发展（不是理性的发展，只是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手段，并不仅仅是只有语言，还有眼神、表情或紧迫之事，均可作为沟通的桥梁。我们逐渐觉察到自己的感官印象，将它们固定并表达出来的力量加强了，这力量便是一种要将感官印象通过沟通符号传达给他人的强迫。

发明沟通符号的人必定是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人，作为社会的群居动物的人得学会意识到自己，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并且越来越自觉了。现在你们可以看出我的观点和倾向了：意识不是人的个体生存的习性，而是属于他的群体习性；据此推断，意识只是因为群体的功利才得以迅捷地发展；所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把自己作为独特个体来看待，“对自己了如指掌”，但是，让他进入意识的，却独独不是他的独特个体，而是他的“集体”；我们的思想本身一直被意识中发号施令的“集体的保护意识”所战胜，紧接着就被改编，并倒退为群体的观点。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行为是无与伦比的个性化的、独特的，这点毋庸置疑；可是，我们要是把自己的行为改编进入意识，它们立即就会和先前的有所不相同了……按照我对本原的现象论和主观论的理解，动物意识的本质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世界、符号世界、普通的世界；一切被意识到的东西都是肤浅、蠢笨、普通、符号、群体标志；与一切意识相关联的是大量而彻底的变质、虚假、肤浅和概括，因此，意识的渐渐增强实在是一种危险。谁生活在意识最强烈的欧洲人中他就会知道，这意识已经成为了一种病态！人们已然看出，我在这里所论及的主观和客观的对象中并不包括欧洲人的意识。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依然钻在文法（大众的形而上学）怪圈里的认识论学者去论断吧。首先，在欧洲人那里，意识不是“事物的自身”的对象，不是现象的对象，因为我们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足以能下如此判断的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有专门掌控认识和“真实”的感官组织，我们所能够“知道”（或者相信，或者自以为）的，恰巧就是对群体利益有用的东西，而这里所说的“有用性”，从根本上讲就是信念和自以为是，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正是灾难性的愚蠢欲置我们于死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