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梅叶(Jean Meslier或Mellier，1664—1729)，空想共产主义者，法国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著名的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者。

梅叶诞生在法国香槟省马泽尔尼村，父亲是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童年跟从教区神甫受初级教育，此后又被送到里姆宗教学校读书。梅叶曾写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有宗教信念的人，可是在青年时代，父母希望看到我成为宗教人物。为了使父母喜欢，我轻率地同意做了教徒。”1687年他在宗教学校毕业后担任教职。1689年作了香槟省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神甫。

埃特列平是一个远离省会，只有150户居民的小村庄。直到逝世为止，梅叶40年一直默默无闻地同自己的几百个农民教徒生活在这个地方。他同情本教区的穷人，自己异常节俭，总是把收入的剩余部分送给他们，在执行圣礼时也不收酬金。梅叶认真地执行自己的神甫职务，谁也没有看出他象在他的《遗书》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但是，这种违反自己信念的职务使他痛苦极了，他在《遗书》中对教徒们说：“我必须向你们宣传那些极其愚蠢的谬论和荒唐无稽的迷信，而这些都是我内心所痛恨、痛责和痛骂的”。

在梅叶平凡的一生中，也曾同现实环境发生公开冲突。大约从1711年始，由于反对当地一个封建领主对农民的残暴无道，他就同这个领主和里姆的大主教——梅叶的顶头上司形成了持续多年的敌对关系，后者联合起来对他进行迫害。他们借口梅叶在自己的教堂内没有设忏悔室，并且违反惯例，在只供封建领主坐的席位后面摆了给农民坐的板凳，把他幽禁了一个月。释放时，大主教还强迫梅叶号召教徒为他们的领主祈祷。梅叶对此十分愤怒。他在教会讲坛上，当着到会的领主向教徒们说道：这就是可怜的乡村神甫的命运。大主教们本身就是封建领主。他们虽然都有耳朵，但只是为贵族老爷而生的。我们只请求上帝叫我们村子里的封建领主不再虐待农民，不再掠夺孤儿。这件事是梅叶一生中直率地斥责现存制度不公道，保护穷人，反对压迫者的唯一激烈而公开的行动。

梅叶晚年逐渐丧失视力，趋向厌世。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对于我来说，最好是不再活下去，我甘愿而且毫不怜惜地抛弃生命，虽然我一生无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都过得平安宁静(如果我没有现在所经受的可能完全丧失视力的苦恼的话。因为对我来说，丧失视力比丧失生命要痛苦得多)”。后来，他甚至拒绝进食，连一杯葡萄酒也不愿喝，来加速自己的死亡。逝世前，他说：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不应当信仰上帝。

根据梅叶以神甫身份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和他的继任人的任命状来看，他逝世的时间大概是1729年5月，享年65岁。

梅叶生活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和十八世纪初。这时，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有了一定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土地成为出卖劳力的雇佣无产者，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路易十四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王权，把法国变成欧洲的典型封建专制国家。由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加深，僧侣、贵族阶级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特别是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和宫廷的挥霍无度，使国家财力消耗殆尽，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在几次大的自然灾害之后，更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劳动人民、尤其是受苦最深的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封建专制制度。这些，首先是农村的贫困和苦难，成为梅叶思想的形成和他的《遗书》的著述的社会政治背景。

《遗书》集中反映了梅叶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在它的《序言》和末尾的《告读者》中，梅叶向教徒们谈了自己写作的目的和原因：“我的目的，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眼睛(虽然晚了一点)，看一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地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真理本身的力量使我说出真理对不公道、招摇撞骗、暴政以及其他一切不法行为的仇恨才促使我不得不这样说!”

梅叶在留下的手稿中，没有注明《遗书》的写作日期，但可以肯定，他写这部著作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即失明的威胁趋于严重的时候，完成它则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在《遗书》中就曾写道：死后毫无疑义将会有人诽谤我，侮辱我，……这些一点也不会使我苦恼了，我差不多已经不过问世事了。死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苦恼和耽心的。而我现在快要和他们在一起了。

梅叶的《遗书》手稿共366页，分订三册。内容包括99节。其中80节用来揭露和批判宗教迷信，旗帜鲜明地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其余19节用来批判社会不平等现象和论述所向往的未来社会。从《遗书》中引用的文献来看，梅叶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当然，他研究最深和引用最多的首推《圣经》。除基督教各种文献和传道书之外，他阅读并引用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直到当代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作家的著作。

梅叶在《遗书》中断言，世界是真实存在着的。他认为，存在就是物质。物质是永恒的，它的存在不依其它任何存在为转移，它是一切存在的起因。物质是可以分割的，而且是运动着的。自然界的一切是按照物质运动的自然规律产生的。一切起源于物质各部分的不同结合、配置和变化。物质自己在运动，不存在任何引起物质运动的外部原因。《遗书》告诉人们，宗教神学所谓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精神实体“上帝”和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完全是虚妄的，没有任何理智上的根据。谁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谁也无法克服上帝创造世界假设中的重重矛盾。

梅叶坚持人的认识来源于感官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即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宗教神学宣扬灵魂是非物质性的，说它没有广延性，既不能分割，也不会被破坏，永远保持原样，因此灵魂不会死亡。梅叶说，这是“空洞可笑的臆想”。他认为，所谓灵魂，就是人的思想、认识等精神活动，是一些很细、很轻、很活动的物质的量，是“物质的变形”。它和肉体构成一个统一的生物体。“砍去头颅，意识也就随之消失”。

梅叶指出，宗教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象两个小偷一样互相勾结起来。宗教支持最坏的政府，政府维护最荒谬的宗教。封建制度支配人们的肉体，宗教神学控制人们的灵魂。他说：僧侣们总是用灵魂不死的教条麻痹和恐吓劳动人民，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劳。他们所谓的“来世”幸福，进入“天堂”以及“地狱”生活之类的无稽之谈，就是要诱骗和威胁劳动群众安于现实的苦难生活，不要反抗剥削和压迫，放弃争取人间的平等、幸福的斗争。

梅叶认为，和现存社会制度相同，宗教产生的根源是无知。最初的宗教概念仅仅是一种迷信，并无严重的意义。后来，出现了一些好名贪财的人，他们利用别人的轻信来达到自私的目的。他们冒充神或神的使者，强迫人们服从他的命令如像服从神的命令一样，用这种方法骗取权力、荣誉和金钱。因此，梅叶主张应当全力以赴地对群众进行教育，以消除他们的无知无识，从而达到消除宗教偏见之目的。

同梅叶唯物论和无神论哲学思想紧密相联的，是他反映了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思想要求的社会政治观。他尖锐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各种罪恶现象，探讨了它们的根源，并寻求克服它们的方法。

他在《遗书》中说，现存社会有许多祸害。其中，首要的是“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的极不平等的现象;一些人仿佛生来就只是为了横暴地统治别人，永久享受生活的一切幸福;相反地，另一些人生来就仿佛是为了作贫穷、不幸、受人鄙视的奴隶， 毕生在贫困和沉重的劳动中受苦。”“这种不平等现象曾把整个权力、一切福利、一切享受、一切使人愉快的东西、财富、甚至游手好闲都交给世上的强者、富人和贵族，而把一切最不快的和难堪的东西：依附、忧虑、不幸、不安、惊惶，一切劳动和一切累人的工作都交给贫民。”梅叶也是一个“天赋人权论”者。他说，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在地球上生活和行动，享受天赋自由和利用地面上若干财富，以及从事有益劳动，以获得生活所必须的一切的平等权利。人们之间的上述相互关系是不公道的，是最可痛恨的，它违反了天赋人权。

梅叶认为，国王和贵族都是些嗜血的、残酷的压迫者、暴君、阴险的叛徒、法律的破坏者和强盗，是“一群令人发指的暴徒”。他说：人民不是为统治者而生的，而统治者是为人民而生的。可是，事实上统治者却在自己的国家里为所欲为，任意压迫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独裁制度使国王像个小上帝，对臣民的生命财产有绝对支配权。他们既不怜惜人民的生命，也不爱惜人民的财产;他们把这一切作为自己的虚荣心、野心、贪欲和寻求报复心的牺牲品。梅叶还指责国王、贵族、僧侣、以及一切不劳而食和游手好闲的人，贪婪地掠夺穷人的财物，就像寄生虫折磨患肠虫病的人一样折磨着劳动群众。他愤恨地说：画家们把想象中的魔鬼画成丑恶难看的怪物是错误的，应当把它画成漂亮的老爷，或者画成奇装艳服，傅粉卷发、金银闪烁、珠光宝气的漂亮太太和小姐。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他们比想象中的魔鬼给贫苦的人民造成更大的祸害。

梅叶说，一些人把土地资源和财富据为私有财产是一种几乎在全世界都流行并合法化了的祸害。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私有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平等，并成为无数祸害和痛苦的根源。这就根本否定了后来即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认为，在远古的时候，土地和财富都是公有的，由所有的人共同享用，并没有私有财产。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平等相处，大家都富足，没有贫困，也没有奴役。这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人类的贪欲和极端的浪费，这种公有制被破坏了，土地、财富被私人占有，剥削和压迫也随之而来。贪欲产生了私有，私有助长了贪欲。这时，人们都切望占有的财富越多越好，因而不择手段地来攫取财富。他们为发财致富而进行着残酷的斗争。最霸道、最狡猾、最恶毒、最卑鄙的人总是获胜，几乎占有一切社会财富。其余的人则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于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出现了：应当享受天堂快乐的人常常在地狱中受苦，而应当受地狱之苦的人却泰然自若地在享受天堂的快乐。“一切都弄得颠倒混乱了”。

梅叶在揭露、批判现实社会不平等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他认为，在理想的未来社会，人人从事正当有益的劳动，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占有和享用一切财富和土地资源。他说，一个城市或一个乡镇小教区的居民，应当组成象大家庭一样的公社。他们相互友爱，共同生活，吃同样的或类似的食物，住同样好的住宅，穿同样好的衣服。他们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工作的需要参加劳动，分配工作。为了保持和平和互助，各公社之间要缔结联盟。梅叶说，没有互助，幸福繁荣就不会长久。

在梅叶看来，未来社会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完全相同。他说：“任何人类社会，即使将来组织得很好的社会， 倘使它的成员之间没有某种依附关系，彼此没有从属关系，那就不能自自然然地保持社会秩序。”但是，这种依附和从属关系必须是适当的、公正的。按照梅叶的意见，公社应当由最贤明的、最有经验的成员来领导。有时候，他说应由老年人来领导。他也拥护领导人应经过选举的主张。

梅叶认为，只要他的这个以集体所有制代替私人所有制的理想社会实现了，就会出现惊人的奇迹。那时，人人都不会感到有任何不足，都可以从公社里获得自己和儿女们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人人劳动，没有寄生虫。欺诈、盗窃、抢劫、谋杀等一切犯罪行为也将绝迹。

为了人类这种“黄金时代”的再次来临，梅叶大声疾呼，号召法国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奋起革命，“驱逐世上所有的国王，打倒一切压迫者”。他认为，只要是反抗暴君，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直到杀死暴君都是正当的。

梅叶的唯物主义具有朴素的性质，其中也掺杂着大量的猜想和臆测的成分。在认识论方面，也混淆了思维和存在的质的区别，不懂得两者的辩证关系。对产生宗教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没有弄清楚，从而没有找到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他描述的他理想的未来社会，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消费共产主义的倾向。他把公社社员的相互关系说成是取决于“兄弟之爱”的道德准则，还认为群众对领导人应保留一种封建的依附和从属关系。他美化和向往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是要使历史开倒车。这些，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并替他的空想共产主义深深地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烙印。

梅叶所处的时代既然是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封建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但仍然占居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当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可能真正懂得阶级斗争，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新社会缔造者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也就不可能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客观规律。这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他的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梅叶死后的第二年，即1730年，《遗书》的手抄本问世，在法国各地秘密流传，许多人不惜重价购买阅读。现在，许多当时流传的手抄本还保留在巴黎各图书馆里。

梅叶作为法国十八世纪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对法国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无疑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1796年高举争取平等起义旗帜的巴贝夫及其战友们的先驱者。

作为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反对者，梅叶的《遗书》在十八世纪中叶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舆论准备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梅叶是当之无愧的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遗书》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曾引起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的高度重视。伏尔泰就曾称赞《遗书》是真正的宝贝，是一本很罕见的书。他说：“读它的时候，我吓得发抖。神甫死时请求上帝饶恕他在基督教方面所教导人民的一切，他的这个供词可以给自由思想家们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曾分别在1762、1772年编印了《遗书》的摘要本，当作最好的启蒙读物，极力推荐给读者。自然，他们的摘要本均删去了梅叶的许多异常激进的社会政治观点，特别是他的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是资产阶级绝对不能接受的。1793年11月17日，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为梅叶建立雕像的提案，就只承认梅叶在抨击宗教迷信方面“对人类立下了莫大的功勋”。

直到1864年，《遗书》的全文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出版。这时，梅叶已逝世13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