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博尼哥罗(Diponegoro，1785—1855)，1825—1830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的人民起义(史称蒂博尼哥罗起义，或爪哇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蒂博尼哥罗是日惹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三世(1770—1814)的庶子，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亲王和虔诚的穆斯林。在1825年发动抗荷起义之前，他喜欢研究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尤其着重研究印度尼西亚麻喏巴歇王朝和马塔兰王朝兴衰的历史。他渴望重建象麻喏巴歇和马塔兰那样独立强盛的封建王国，恢复封建贵族已丧失的全部权力。同时，他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伊斯兰教，专心研究《古兰经》、神秘学和占星书。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了一座漂亮的清真寺，经常到圣地或山洞中修行。蒂博尼哥罗对荷兰殖民者及其走卒达努列佐之流的倒行逆施经常流露不满情绪。他最后离开王宫，居住于自己的领地特卡尔勒佐。因此，荷兰殖民者把蒂博尼哥罗视为眼中钉，绞尽脑汁要除掉他。
蒂博尼哥罗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他得到了日惹封建贵族抗荷集团的支持。荷兰殖民者不断削弱日惹王室的领地;不断削弱封建贵族的权力;1823年5月又禁止封建主出租土地给外国私人资本家，使封建贵族丧失重要财源，经济上更加拮据。此外，荷兰殖民者还培植以达努列佐四世为首的亲荷势力，百般干涉王宫内政，派兵进驻王宫，任意废立苏丹，在宫内飞扬跋扈，随意训斥贵族官吏，推行欧洲习俗，鼓励王公贵族纵酒作乐，侵犯伊斯兰教阿訇在宫中的宗教地位。凡此种种，激起了许多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于是，宫内外许多对荷兰殖民者心怀不满的封建贵族就团结在蒂博尼哥罗周围，经常在他的领地聚会，或明或暗地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
蒂博尼哥罗也得到生活陷于绝境的广大农民的拥戴。十九世纪初期爪哇农民受到荷兰殖民者和封建主的双重奴役和剥削。爪哇农民被迫交纳土地税(约占农民收成的1/3到1/2)、关卡税、门户税、人头税等30多种苛捐杂税，同时被迫从事各种无偿徭役。蒂博尼哥罗同情农民的疾苦，反对达努列佐之流向人民征收门户税，并在自己的领地内减轻农民的租税。蒂博尼哥罗在充满着封建和宗教迷信思想的爪哇农民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寄希望于他，把他看成是再现的救世主。这是蒂博尼哥罗发出起义号召书之后，成千上万农民迅即踊跃响应的原因之所在。
1825年7月，荷兰殖民者借口修建公路，强行穿过蒂博尼哥罗在特卡尔勒佐领地上的祖坟，并企图逮捕蒂博尼哥罗。这一事件迫使蒂博尼哥罗放弃和平抗荷的计划而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1825年7月20日起义爆发了。蒂博尼哥罗以斯拉朗为中心，四处传檄，号召爪哇人民“为改正伊斯兰教和消灭爪哇岛上的一切异教徒而进行圣战”。数日内，前来斯拉朗响应起义的除了大约6万农民之外，还有77位知名封建贵族(其中有23名亲王)以及他们的眷属也毅然加入起义队伍。著名的梭罗(今苏腊卡尔塔)阿訇奇阿依·摩佐及其许多门徒也归附起义军。若干起义部队由清一色的伊斯兰教士组成，使起义军具有更加显明的宗教色彩。西起万由马士，东至茉莉芬，北从爪哇海岸，南到印度洋岸，起义烈火熊熊燃烧。蒂博尼哥罗起义军严惩罪恶多端的荷兰殖民者及其走狗，焚烧关卡、仓库、外国人的种植园和住宅，迫使荷兰殖民者退守日惹、梭罗、马吉冷、万由马士、克拉登等若干重要军事据点。被围困在日惹碉堡内的荷兰州长史密萨艾特发出告急信，哀鸣：“……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我们无力坚守下去。……我们将在城堡中饿死。我们的前途多么悲惨啊，救救我们吧!”荷兰总督得知蒂博尼哥罗起义的消息之后，迅即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泗水(今苏腊巴亚)和爪哇以外地区抽调兵力赶援日惹，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但势如破竹的起义军的攻势，粉碎了荷军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
10月，蒂博尼哥罗在日惹附近的起义军总部所在地德格索村建立伊斯兰教封建王国，自称爪哇正义之苏丹兼宗教最高首脑。同时，他保持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称号，封官赐爵。他任命莽古甫美亲王为最高顾问，奇阿依·摩佐为宗教顾问，雅贝伊亲王为统帅。蒂博尼哥罗还着手整顿起义军，把起义军分为每支500至1，000人的部队，各有旗号;加强起义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加强起义军总部和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各地起义军之间的联系。
由于蒂博尼哥罗实行灵活的游击战术，在1826年12月之前的起义高涨时期，起义军尽管武器简陋，在多次重要战役中仍不断取得辉煌的战果，给荷兰殖民军沉重的打击。
1826年中期，荷军总部从日惹迁至梭罗。同年10月，蒂博尼哥罗在奇阿依·摩佐的强求下，作出了强攻梭罗的错误决定。10月15日在梭罗附近的卡窝克，两军发生激战。蒂博尼哥罗在战斗中受重伤，不得不退到后方养伤达三个月之久。卡窝克战役之后，蒂博尼哥罗和奇阿依·摩佐之间因争夺宗教最高领导权而勾心斗角，关系日益恶化。荷兰殖民者暗遣的奸细打入了起义军内部，极力分化瓦解起义军，促使起义军的内讧愈演愈烈。这一切都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同时，从1827年起，荷兰在大力增派援军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碉堡战术，在起义地区修筑了200多个碉堡，骑兵巡逻部队在各碉堡之间不停地巡逻。荷兰碉堡战术显然是为了围困和孤立起义军，切断起义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它也确实给起义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它未能阻止起义军的游击活动。双方军事力量的这种变化，使战场形势处于胶着或相持状态。1827年8至10月，起义军与荷军举行两次谈判，全线停火。
1827年11月末，拉登·萨斯拉迪拉加在爪哇北岸南旺地区领导的起义突然高涨起来。起义军占领了拉泽格维西、拉森等重要市镇，切断了三宝垅和泗水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进而威胁三宝垅和泗水。南旺地区起义象一把利剑插进了荷军的后背，打乱了荷军围困蒂博尼哥罗起义主力军的战略部署。但到1828年3月上旬，由于荷兰增派的大量援军赶到，南旺地区的起义被荷军血腥镇压下去。
南旺地区起义失败之后，蒂博尼哥罗起义遂进入衰落阶段。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大大不利于起义军的显著变化。在起义军方面，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大部分封建主纷纷叛变投敌。实际上，早在1827年已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封建贵族叛变了。但同蒂博尼哥罗有密切的近亲关系，并且在起义军中占据较高地位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著名封建主的大量叛变，则是1828年以后、尤其是1829年后半期才发生的现象。1828年10月，曾经领导南旺起义的萨斯拉迪拉加向荷军投降。11月，奇阿依·摩佐被荷军逮捕后投降。1829年9月，莽古甫美亲王投降。10月，著名的青年将领申托特也率军叛变。此外，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如雅贝伊亲王等在这个时期相继牺牲。1829年9月，荷兰殖民者悬赏5万荷盾捉拿蒂博尼哥罗。蒂博尼哥罗到处被荷军追捕，处境十分恶劣艰难。然而，他仍然坚持战斗，没有一个农民为了领取赏金而出卖这个勇敢的起义领袖。甚至荷兰殖民军官也不得不承认：“他虽然遭到了一系列打击和不幸，失去了近亲和有才干的将领，仍然充满信心和勇气，继续反抗我们(荷兰)的军队。”在荷军方面，大量援军从欧洲和印度尼西亚其它地区源源开到中爪哇，广泛使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欧洲新出现的先进武器和战略战术，加强碉堡战术和政治攻势，尤其是大力分化和收买封建贵族，实力日益强大，终于完全压倒了起义军。
1830年3月，蒂博尼哥罗被骗往马吉冷同荷兰殖民者举行停战谈判。荷兰殖民者千方百计地企图软化和引诱蒂博尼哥罗投降。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首先我要建立在一个苏丹领导之下的独立国家，其次我要成为整个爪哇穆斯林社会的宗教最高首脑。”“如果你(指荷军总司令德·科克)不同意，我要回到米诺勒山区。”德·科克对蒂博尼哥罗说：“你的要求太高了”。接着，德·科克命令预先布置在会场四周的荷军官兵立即逮捕蒂博尼哥罗。同年4月，蒂博尼哥罗被流放到苏拉威西岛的万鸦老。1834年荷兰殖民者又把他迁移到防卫更加森严的乌绒潘当(旧译望加锡)“鹿特丹”碉堡(今改名“乌绒潘当”碉堡)。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蒂博尼哥罗从未放弃自己的爱国理想和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决心。他在流放地写的长达700多页的《蒂博尼哥罗自传》中，记录了自己领导的1825—1830年爪哇人民抗荷起义的始末，并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决心。1855年1月8日，蒂博尼哥罗在“鹿特丹”碉堡去世。荷兰驻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省长范·德尔·哈特上校1855年1月30日在写给巴达维亚殖民当局的秘密报告中写道：“……在囚禁中，蒂博尼哥罗老是向自己的儿子们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这个狂怒异常的父亲把我们(指荷兰)看成是自己信仰的敌人和一切不幸和无穷灾难的根源，他当然不会向自己的孩子们培养对我们的友好感情。”从荷兰殖民官吏的这个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英雄崇高的和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
蒂博尼哥罗起义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它震撼了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它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直到今天，印度尼西亚许多城市都有以蒂博尼哥罗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中爪哇的印度尼西亚驻军被命名为蒂博尼哥罗师，每年都有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到乌绒潘当的蒂博尼哥罗墓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