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利希·冯·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诗人，著名的骑士理论家，1522—1523年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1488年胡登生于图林根的富尔达附近之斯特克堡，父亲是一个骑士。少年时他就学于富尔达的本笃派修道院。1505年，胡登从修道院逃走，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他对学位、称号没有多大兴趣，后来又离开法兰克福到爱尔福特，在那里结识许多学者和诗人，自己也成为人文主义者。1515年，胡登的堂兄汉斯被维登堡公爵杀害，他赋诗修书表达愤怒，名扬全国。1515年到1517年，他和另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鲁比安合作，用拉丁文写成《鄙人书翰》，称教皇一伙是没有良心的家伙，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发动攻击。胡登的著作影响很大，为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运动铺平了道路。有人说胡登在路德以前已有了宗教改革的主张，这是不妥的，因为这时胡登并未提出信仰得救这个新教建立的主要原则，而且他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德国还没有形成全民规模的运动。

1517年12月，胡登出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的名著《论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并为之作序。瓦拉的书成于1440年，这是第一次出版。“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公元8世纪后半期天主教会虚构的说法，大意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授权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人统治罗马、意大利和罗马帝国西部地区。教皇以此为根据，证明罗马教皇的权力高于西欧各国的政权并且有权统治西欧。胡登在序言里说：瓦拉的书说出了真理，人人必读，好处无穷。他大胆地指出：“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教皇无权追求世俗的统治，而且也不是上帝的代表。这样，胡登不仅大胆否定中世纪教会鼓吹的教权高于政权的说法，而且第一个喊出教皇不是上帝代表的呼声，讲出了两年后(1519年)路德才敢讲的话。他揭穿了教皇干涉、控制别国事务的理论基础，有力地支持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各国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也是一个鼓舞。

1518年，胡登在美因茨大主教处任职。他继续攻击教皇是出卖天国的商贩，是死亡和罪恶的祸首。他还指出：教皇不是高喊反对土耳其人吗，其实反对教皇才是战胜土耳其人的必要前提。

1519年，胡登参加士瓦本同盟，继续反对维登堡公爵，不幸失败。同年10月，他将在富尔达寺院发现的德皇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利哥里七世斗争的资料五卷，献给皇帝查理五世的兄弟、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并随同资料附上一封信。胡登在信中称赞亨利四世是把德国从外国蹂躏下解放出来的英雄，是勇敢的、威风凛凛的德国国王，给全体德国人民增添了光荣。他的意图是明显的，就是希望大公劝其兄学习亨利四世的榜样，恢复德国的自由和尊严。他认为，这才是使德国形势好转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以亨利四世为榜样恢复德国的自由和尊严，形象地勾画出胡登及其代表的骑士阶层的基本政治纲领。大家知道，亨利四世是依靠骑士的支持，联合城市的力量，反对罗马教皇和诸侯的横暴，从而加强王权的。为这件事，教皇下令追捕胡登。

胡登和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是有趣的。1517年10月，当路德贴出95条论纲时，胡登一时还不了解它的意义。1518年4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那不过是两派僧侣的争吵：一派反对教皇，另一派为赎罪券辩护。后来，路德的主张日益激进，革命立场日益坚决，事实证明他的看法错了。他毅然放弃不正确的看法，站在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一边，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他走出德国人文主义者主要活动基地大学和知识分子圈子，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流中去。他是第一个参加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人文主义者。这个转变是可贵的，是胡登的光荣。当时，在德国人文主义者当中有三个人影响较大，一个是伊拉斯莫，另一个是罗希林，再一个就是胡登。伊拉斯莫和罗希林虽然批判了经院哲学和罗马教会，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影响，他们二人甚至被称为德国的两只眼睛，但是他们拒绝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不是革命者。1518年9月，伊拉斯莫的一位朋友甚至劝路德采用迂回的方法斗争，最好留一个畅通的安全出口，危险时从那里逃走。胡登则不同，1520年6月4日，他代表济金根致书路德表示支持，第一句话就高呼“自由万岁”!向路德致敬。他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永远是路德的支持者;“德国一定自由，长期遭欺凌的祖国终将解放!”胡登还代表济金根邀请路德去他那里，以免遭到敌人暗算。

1520年，胡登连续发表几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如《罗马的三位一体》、《观察家》、《狂热症》等，斗争锋芒不仅指向罗马教会，而且直指德国分裂的主要代表诸侯。他在《罗马的三位一体》中直接了当地说：“现在有三件事妨碍德国的提高：诸侯的无所作为、不懂科学和人民的迷信”;“罗马有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假装神圣”;“罗马最恨的三件事是：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牧师主教的自由选举和德国人的觉醒，尤其是恨第三件事”。胡登明确指出：除罗马教皇外，诸侯的无所作为也是妨碍德国强大的原因，这是完全正确的，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心愿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只有反对教皇和诸侯两个敌人，才能实现德国的独立和统一，完成十六世纪德国革命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

1520年10月和11月，当胡登获悉教皇发出迫害路德的训令时，立即意识到这是有关德国命运的大事。他指出：“问题不仅是路德，事情涉及每个人，因为今天赤裸裸的暴力不只是威胁某个人，而是准备侵害我们整个国家。”他号召德国人要象路德那样“敢于讲出自己的主张”， 要“记住你们是德国人”，起来“讨伐罪犯”!他相信德国革命是正义的，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就是自己遇到危险也心甘情愿。

1521年上半年，沃尔姆斯会议召开。教皇和皇帝达成谅解，共同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胡登住在距沃尔姆斯不远的济金根的老家厄贝尔堡，不断对会议发表评论。会议期间，他两次写信支持路德的斗争，痛斥参与围攻路德的两名教皇的代表和一些诸侯，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查理五世。

沃尔姆斯会议以后，群众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路德被革命的深入吓坏了，大叫群众过火、激烈，甚至提出上帝禁诫暴动的口号。1522年8月，胡登和济金根邀集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等地的贵族于兰都开会，缔结为期六年的“兄弟同盟”，实现德国中部骑士的联合。9月初，济金根派兵进入宿敌特里尔主教领地，并向主教宣战。济金根发表宣言攻击教会，说明这一次军事行动不同于过去的封建内讧。济金根认为市民会同情骑士的行动，附近的诸侯不会迅速来援。他于9月8日包围特里尔城，并向城里散发传单。事实证明济金根的估计是错误的。不仅是特里尔市民不曾响应，而且没有一个地方的市民或农民起来支持骑士，相反普法尔茨选侯和黑森伯爵的援军却迅速赶来。骑士陷于孤立。骑士五次猛攻特里尔城不克，被迫撤围。诸侯军队转入反攻，济金根连连失败。1523年4月，兰德施土尔城堡被围，济金根负重伤后死去。胡登逃往巴塞尔，打算投靠住在那里的伊拉斯莫，遭到拒绝。胡登又到苏黎世，受到该地宗教改革家慈温利的接待，第二年病死。骑士暴动终告失败。

纵观胡登的一生，为反对罗马教皇和德国诸侯两个敌人英勇奋斗，致力于国家统一事业，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他和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是用实际行动对路德的批判，显然标志着革命的深入。恩格斯指出：“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①然而，胡登及其代表的骑士却制定不出协调贵族、市民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政策，对于象废除农奴制这样重要的问题连一个字也不提，他们已经不能把各革命派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从这一点上说，胡登及其代表的骑士的进步性、革命性又是十分有限的。胡登看不起劳动人民，眼里只有统治者和皇帝。前面已经提到，他认为只要有一个类似亨利四世那样的皇帝，就能拯救德国。1520年6月，他专程去布鲁塞尔，幻想查理五世能支持德国的解放事业。1520年9月，他受教皇通缉后只知道向皇帝求援。在他发表的《致各阶层德意志人书》中，讲了许多瞧不起劳动人民的话，还说实在不得已时求助于外国人，也不依靠人民，永远不赞成无秩序状态和发动叛乱。所以，夸大胡登和骑士暴动的革命性，甚至把他看得比农民战争及其领袖还重要，也是不恰当的。

胡登统一德国的理想，只有在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方有可能实现，但在十六世纪初年的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农民受着骑士敲骨吸髓的剥削，城市领教过骑士的掠夺，两者都不愿和它联盟。胡登代表的十六世纪德国骑士已经争取不到朋友了。当时人曾经维妙维肖地描写骑士说：“人人都害怕和仇视他们。他们的朋友只有食客和伪君子，实际都是他们的臣仆——奴才。”如果不能同城市特别是同农民结成联盟，骑士的政策只能是无足轻重的。胡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提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最后，他只能象唐·吉诃德那样，匹马单枪向魔鬼进攻，落得个失败的下场。所以，马克思认为胡登同诸侯作斗争时，“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