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庵飞刀治印

其实，柳亚子本人并不擅长金石，但是他在重庆有许多能诗能画擅制金石的朋友。他以最快的速度找来了青年篆刻家曹立庵，并连夜为毛泽东刻制了两方印章。一方是朱文的“润之”，一方是白文的“毛泽东印”。柳亚子喜滋滋地将新刻制的大印自己盖在了毛泽东题写的墨宝之上。这回这件艺术品算是“圆满”了，柳亚子终于满意了。

曹立庵为毛泽东刻制的印章之一

曹立庵为毛泽东刻制的印章之二

柳亚子拿了印章就往毛泽东的驻地赶，他要赶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把印章送到毛泽东的手上。然而，国共和谈了四十三天，毛泽东即将离开重庆，诸事缠身，忙碌得很，所以柳亚子并没有见到毛泽东。而且国共和谈的进展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桌子上正在和颜悦色地谈，前方却你死我活地还在打。所以毛泽东也没有雅兴来欣赏这些雅物，直到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才有余暇时间来欣赏这两方制作精美的印章，然而那已经是1946年的春天了。

柳亚子先生虽然自己不擅金石篆刻，但是他却特别喜好印章，一生使用过的印章达一百六十余枚，对刻制收藏印章比较有瘾。就在为毛泽东刻制了上述两方印章之后，柳亚子又犯瘾了，他向他的忘年交曹立庵请求，另外又刻制了三枚闲章。然而，就是这三枚闲章中的两枚却给人们惹来了一段无端的“闲事”。

曹立庵另外刻制的三枚闲章的印文是这样的：

其一：“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

其二：“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

其三：“前身弥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这三枚印章充分表达了柳亚子追随革命领袖，决心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奋斗到底的心情。

柳亚子治印一如他的诗词，喜欢用典，这几方印章都是有典故的。

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

第一枚印章的“兄事”和“弟畜”出于《史记·季布传》：“（季心）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原来，季布和季心兄弟俩都是着名的游侠，季心因打抱不平杀了人，惹下事端，逃往吴国，躲在吴国相袁丝的家中。在吴国相家里，季心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以对待弟弟的态度爱护灌夫和籍福。畜，通蓄，义同爱护，印章的意思正好刻画了季心当年在袁丝家的表现：季心以对待兄长的态度尊敬袁丝，像对待弟弟一样爱护灌夫、籍福。而且这一枚印章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20年代初期。1922年，柳亚子自称“李（列）宁私淑弟子”，把列宁看作自己的老师，与斯大林就如同窗一般，因此柳亚子称斯大林为兄。

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

第二方印中的“大儿”和“小儿”语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击鼓骂曹的祢衡，“正平”是他的字。他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刚傲物，不随时俗，曾当众辱骂曹操，后为曹操假手黄祖所杀。东汉建安初年，在京城许都（今河南的许昌），聚集了全国许多“贤士大夫”，旷达不羁的祢衡也算是其中之一。虽然京城里面的贤士大夫很多，但是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二人。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皆碌碌，莫是数也。”这里的“大儿”和“小儿”并不是大儿子、小儿子的意思，而是“孺子”、“男子”的代名词，是对杰出人物的尊称。“陶彭泽”是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韦苏州”，是清廉刚直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后世并称“陶韦”，是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这一枚印章其实是下面一枚印章的陪衬，通过这第二枚印章引出了第三枚印章。

前身弥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三枚印章的“弥正平”就是祢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作家，他反对当时的市侩哲学和传统道德，晚年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后两枚印章虽然表达的是对斯大林、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但是它也是柳亚子的自况：我柳亚子的前身就是陶渊明，后身是韦应物转世；我最尊崇的男人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崇高追求。

“大儿”、“小儿”的典故并不是柳亚子的创举，而是来自于他青年时期深刻的记忆：“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他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一书中曾经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语，表达他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尊崇，号召国人以他们为榜样起来革命，争取独立。当时柳亚子年仅17虚岁，在上海爱国学社读书，与邹容意气相投，结成莫逆，出资帮助邹容印行《革命军》。柳亚子对邹容援用“大儿小儿”成例的印象异常深刻。为了表达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感情，特别是毛泽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谈判，柳亚子认为这是大仁、大智、大勇的行为，于是请曹立庵刻下了这枚印章，以表达他的尊敬、佩服，以作永久的留念。

柳亚子深恐这两枚与毛泽东有关的印章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他让曹立庵额外刻制了边款，以明确的文字表述了印文的含义。边款说：

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弥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意，斯语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辍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方印章是由曹予倩立庵先生刻制的，里面援引了一个有关弥正平祢衡的典故，有“大儿小儿”这样一句话。大儿小儿分别指孔文举和杨德祖。北海孔融的年龄和德行都远远超过祢衡；而祢衡和德祖也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这里引用“大儿”、“小儿”之语绝没有不敬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热爱。考虑到不了解这个典故的人们可能看不懂，所以额外请曹立庵先生刻了这段话，以追根溯源，让大家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并且还在印章上写下了如左的短文。一九四五年，亚子。

这两方印章是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后柳亚子请曹立庵刻制的，所以一直没有机会送给毛泽东，一直珍藏在柳亚子的家中。1963年，为了纪念民主人士柳亚子，周恩来指示征集与柳亚子有关的文物，因为柳亚子与毛泽东往来频繁，所以柳亚子的藏品中一定有很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就这样，中国革命博物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接受了柳亚子的儿子柳无非、柳无垢捐献的柳亚子遗留下来的6000余件文物。这其中就有那两枚与毛泽东有关的印章。

十年浩劫期间，这两方印章的结局竟然被柳亚子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果然跳出来了那么一批“昧者”。

1966年7月，红极一时的所谓博古通今的理论权威康生看到了这两枚印章，马上断定是反动印章，并一手炮制了莫须有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四人帮”和康生之流正在发起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将毛泽东宣传成神仙和救世主，推向极端。对“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印，康生觉得无法容忍，柳亚子怎么可以与领袖称兄道弟呢？至于写有“大儿”、“小儿”字样的那一枚印文，康生看了更是暴跳如雷，杀气腾腾地想借此打击一大片。其实，康生自己明明知道“大儿”、“小儿”该如何解释，可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利用广大群众不熟悉历史典故和文言词汇的可乘之机，故意诱使人们把“大儿”、“小儿”理解成大儿子和小儿子。更为恶毒的是他还不让专家学者进行鉴定和解说，谁要出来说话就批斗谁。接着，康生还连写三个批示，判定这两枚印章“反动之极”，气势汹汹地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竟然接收和保存这样反革命的东西，令人十分惊异”。他指令文化部“彻底追查”，将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在他的淫威之下，两枚印章被砸得粉碎，印章的所有照片和底版在戚本禹特派代表的监督下当众销毁。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受到了批斗和迫害，造成终身残疾。几位鉴定解说印文的专家学者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判。柳亚子虽然已经辞世，但是也在大字报上被点名为“老反革命分子”。

刻印之时，柳亚子就担心“昧者不察”，特地请曹立庵增刻了边款，说明“援正平例”，“绝无不敬意”，然而柳亚子的担心竟然不是多余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担心真的成为了事实。柳亚子的一片赤诚之心，一片良苦用心，竟然给许多人酿成了一场灾祸。

1976年，康生随着“四人帮”一起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个所谓的“反动印章”案，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一样，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1979年11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为柳亚子先生恢复了名誉，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在会上着重论述了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现在谈继承遗产，应当从《诗经》、《楚辞》直到章太炎、柳亚子，我以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清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

1987年5月28日，在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特殊时刻，柳亚子纪念馆正式开馆，他的忘年之交曹立庵先生重新翻刻了这三枚印章，赠送给柳亚子纪念馆珍藏。

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