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新著《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试图在文籍的烟海中辟一方新景，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全新解读，让阅读者通过诗史合一的视角，重温一个民族曾经的群体记忆。作品从文本接受过程中的现象出发，对创作主体进行人格分析与心理还原，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对文本的特性，进行抽离、阐释、求证与溯源。朱向前以独有的书写模式，为我们将诗学与史学连缀在一起。

    作者连缀诗史的努力，最初表现为“以诗论史”的情境考据。毛泽东用诗写史，也是以史写诗，诗史合一。兼具了史诗与诗史二重功能的毛泽东诗词，为朱向前的解读提供了一种因缘。而缘情逆志的解读过程，又使诗词本身的历史价值，得以更加完美地呈现。在毛泽东“九死一生如昨”的革命生涯里，既有“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的豪迈洒脱，也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悲壮苍凉；既有“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柔情似水，更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动地惊天。朱向前从此时此地毛泽东诗词“文采华美”、“想象浪漫”、“豪放大气”的三大特点中，推引出彼时彼地的历史情境，既再现了诗人的丰富情绪，又修复了历史的可感细节。

    从诗词的审美特性出发，朱向前由诗论切入史论，在诗、文、史、事的分层交迭中对历史进行诠释与补证，从而将“以诗论史”的评述线索引入到“以诗补史”的层面。他在诸多的文献经典中找寻出诗史契合的明证，并以此为基础考订历史事件的原义、补充历史行为的本义、破除历史疑点的歧义。从对“桂花”一词的补解中，我们知道了“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原来是贺子珍的小名，从对 “迷惑”一词的考订中，我们了解了毛泽东在中日外交风云中的良苦用心。

    在诗史边界的推移变换中，解读诗词已经具有了补注历史的意义，而对史实的深度理解，不仅能够充实史料的空白与未知，使历史在传统话语的呈递中，多出几分风姿与机趣，还能延伸诗词评论的边际，使读解诗词文本承担起疏解历史认知的功能。由此而论，经过了“以诗补史”的阶段，诗词解读自然向“以诗疏史”的层面过渡。穿越历史的表象，在史料的引类与互证中推论历史的或然与必然，用精细阅读的方式发启诗词段落间的隐语，解密既成历史事件的所指与所由，从而使读者对历史纪事的本末，拥有了更为贯通的认知。从长征路上“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马背”宣言，到重庆谈判期间以一篇《沁园春·雪》轰动山城的文史佳话，一篇篇诗词就是一个个历史的注脚，其中贯注的是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高度自信；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浪潮迭起，到庐山会议前后的变幻纷纭，一首首诗词就是一处处历史的节点，其中不变的是毛泽东性格中的斗争意志。在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中，历史叙事的内在因果链条明晰可辨，历史情节的深层推进流程流畅合理。

    最终，朱向前“以诗论史”、“以诗补史”、“以诗疏史”的主观努力，汇合为“以诗存史”的客观结果。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代伟人的率真性情：他会把艰难的战略大转移风趣地表述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会在观看京剧《白蛇传》时为白娘子的不幸而悄然流泪；他会从友人那里借来法帖反复玩赏、延期不还，会把一部《红楼梦》交给爱将许世友，并告诉他“最少读五遍以上才有发言权”。多年以后，当我们距离诗词中的这段历史越来越远，《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一书的价值便会慢慢凸显出来：它为我们连缀起诗史，保留下诸多不再流行的文献，它让我们在领略文化的“穿透性、覆盖性和超越性”、追寻毛泽东诗词精神源头的同时，能够溯游时空，再次回到那个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年代。

    本书内容充实，辑录的毛泽东诗词较为完备。朱向前教授从收集到的100多首毛泽东诗词中甄选审定了76首（组），不少诗词首次与读者见面。同时，在体式上追求创新，以诗词讲稿为开篇，继之以诗词正编和附录，结之以诗词访谈录，形式新颖、层次分明。在诗词编录中对旧有的各家诗词底本进行删定，于每首诗词的定稿之后均附加了初稿照录，讹者证之、脱者补之、疑者阙之、两可者仍之，力求使之保留历史原貌，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一首毛泽东诗词的修改、提炼、升华的轨迹以及毛泽东如琢如磨、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每篇诗词之后的赏析文字，写得富有时代感，字里行间不乏精鉴卓识。

    《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典雅而厚重、古朴而清新。从毛泽东诗词切入，在展示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同时，将毛泽东诗词创作融入所处的时代历史环境，探及更深层次的毛泽东的心灵、智慧。毛泽东诗词穿透时空、超越政治的恒久魅力以及作为其渊源的中华文化的奇光异彩，得以再一次地焕发和展现，也因此，该书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具备着独有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