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1127—1279）是中国词史发展的高峰期。为了对这一时期词的发展演变能有较客观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不惮浅陋，试将这一段词史做一初步梳理。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独立的王朝，又与它之前的北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是观察与解读南宋历史的逻辑起点。令人遗憾的是，南宋王朝没有肩负起历史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它既未能维护自身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更没能高扬起收复北宋被占领土、实现国家统一的旗帜，而是在扩张者面前步步退让，最终退到南海中去。南宋君臣，义不帝秦，蹈海而死，既可歌可泣可悲，又令人扼腕叹息。
南宋的灭亡是因为它继续执行北宋的妥协投降路线，违反了历史的逻辑而重蹈覆辙。作为当时诗体形式之一的词则恰恰相反，南宋词不仅在词艺探索方面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乃至攀上词史峰巅，而且自始至终响彻了反对妥协投降、力主反攻复国的强音。不仅在当时有气壮山河、振聋发聩的效应，即使在整个文学历史上，也是极其辉煌的一页。
从中国词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等四个不同历史阶段 兴起期：唐、五代、北宋，约370年；高峰期：南宋，150余年，延至遗民词人，也不足200年；衰落期：元、明，约370年；复兴期：清，260余年。。正是南宋词的庞大存在及其气象万千，将词的创作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据初步统计，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共收词人1494家，词21055首。其中，南宋词人约为北宋词人的三倍 此据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之统计（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不仅如此，南宋还出现了许多在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与重大影响的著名词人，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以及宋末元初的王沂孙、张炎等。
就南宋词本身的发展来看，也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四个时期归结为：词坛的转型期、词史的高峰期、词艺的深化期与宋词的结获期。当然这四个时期的断限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相互交叉与重合。时期的命名也未必准确，不过借以概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而已。
首先是词坛的转型期。这里说的转型，主要指南渡词人迅速适应环境、协调自我的过程。“靖康之变”将无穷的劫难降临人间。当时的词人也随着宋室南渡，许多词人杂在流亡的行列之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朝中的爱国之士也都奋起救亡；身负卫国重任的元戎武将们挺身拼搏于沙场；沦陷区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成为主要旋律和时代强音。南宋王朝本可以借此朝野一心的大好时机，积聚力量，以挽回败局，但南宋王朝只顾逃跑，随之又明确亮出妥协投降的既定方针，干下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原来对反攻复国抱有强烈信念的爱国志士对此大惑不解，直至产生“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慨叹。一些词人开始冷静下来，对朝廷妥协投降路线及由此而造成的恶果提出质疑与责难，直接或婉曲地表示出对国家前途的焦虑与忧愁。另外一些词人出于义愤与绝望则啸傲林泉、放情诗酒，从另一侧面反映壮志难申报国无门的苦闷。这就是南宋词坛转型期的简要轮廓。时间从“靖康之乱”开始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南渡为止，共约35年。词坛转型期的主要词人有李纲、赵鼎、岳飞、张元幹、胡铨、陈与义、向子、朱敦儒、叶梦得、吕本中、胡世将、苏庠、陈克、周紫芝等。李清照经历了战乱与流亡的全过程，备受国破家亡、夫死财丧、形只影单、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她南渡后的词风有更为明显的转变。她后期所抒写的烦恼忧愁，已不再是个人的一己之悲，而是融入了家国之恨与社会的不公。她是重建南宋词坛的合唱队中的一女高音，她的声音不仅震动着南宋词坛，至今仍为世人所瞩目。
以上说明，南宋词坛一开始就构建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它顺应了时代要求，涤荡了弥漫于北宋末年的颓靡之音，继承并弘扬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确立了爱国豪放词的创作传统，使歌词创作与时代、与平民大众更为贴近。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促进了南北文化与南北词风的交融，他们的成功以及开始写作豪放词时的粗率与不足，都是以后词人的良好借鉴。
第二是词史的高峰期。继南渡词人之后，在南方成长起来的词人，快步地走上转型之后的词坛。陆游、张孝祥等不仅发扬了南渡词人开创的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并以自己成熟的艺术经验迎接词史高峰期的到来。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词史已经进入高峰时期。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不仅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在词里任意驱遣经、史、子、集，而这一切在整体上又能无损于词的特质。他的词虽以豪放为主，但又不乏清丽婉约之作。他成功地吸取传统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使豪放与婉约在他的创作中美妙结合，终于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清俊的“稼轩体”。“稼轩体”的出现，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弥补了歌词创作自身发展的不足，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开创了婉约词与豪放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局面。他与陈亮、刘过等词人联手进行创作，扩大豪放词风的影响。辛弃疾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终于以自己庞大、丰富、深刻的词篇而登上词史的高峰之巅。当时或稍后的杨炎正、刘仙伦、程珌、戴复古、岳珂、黄机、刘学箕、王埜、葛长庚，甚至朱熹等，均明显受到辛词的影响。
第三是词艺的深化期。这一时期，实际上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在以辛弃疾词为首的爱国豪放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婉约词在当时已不能再重踏“花间”以来的老路了。“复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这一时期婉约词面对“稼轩体”的庞大存在与“晕圈效应”而选择的一条改革求新之路。这种改革求新，在范成大与杨万里的词篇中已经露出端倪。姜夔的出现才使词坛出现了新变。姜夔是一个布衣终生、才艺双全的专业词人。他精诗能文，通晓音律，能自度曲并兼擅书法。早年得名诗人萧德藻的赏识，又与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交好，晚年结识辛弃疾。姜夔存词仅87首，但几乎都是严肃认真与精雕细刻的力作。他继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但却着力于新的发展，并有意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来矫正周词的圆俗与软媚。同时，他还善于用晚唐诗歌中的英俊绵邈来纠正辛派末流的粗糙与叫噪，从而开创了幽韵冷香与骚雅峭拔的词风。更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使音乐艺术与词的表现艺术巧妙结合，成功地将音乐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运用于歌词创作之中，做到诗中有乐，乐中有诗，在声情并茂、音节谐婉这两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与白石同时或稍后的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词人，均不同程度地仿效白石词风，同时又能不失自家本色。由于张炎《词源》对白石词的推崇，清代甚至出现了“家白石而户玉田”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3页。的历史现象。白石词的缺欠是题材与所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词作风格也较为单调。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辛弃疾之后第二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
继姜夔之后第二个在词艺深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词人是吴文英。吴文英一生未任官职，长期往来于苏、杭一带，过的是清客与幕僚的生活，晚年困顿而死，存词340首。《梦窗词》运意深远，构思绵密，用笔幽邃，在超逸之中时有深郁之思，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词人的独特风格。但是，对《梦窗词》的评价在历史上时高时低，差距很大。《梦窗词》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方面。他生于姜夔之后，同样脱胎于周邦彦，但他却能开径自行，走着与姜夔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秦观、周邦彦等人的秾丽深挚，而且还直逼唐人。《梦窗词》中画面的罗列和叠印，镜头的跳跃、转换与突接，颇得温庭筠“深美闳约”的神髓。他的词中还明显地游动着李贺与李商隐的身影。他的词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大胆驱遣世间万物，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他还能摒弃传统的构思方法，使某些词具有现代西方意识流的结构特点。总的看来，他的词重创造而少模仿，反陈述而重联想，这就使《梦窗词》呈现出一种与他人迥然异趣的鲜明特点，开创出一种超逸沉博与密丽深涩的词风。周济评《梦窗词》说：“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介存斋论词杂著》）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3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19页。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评，有的评家甚至认为吴文英已超过了李商隐。然而，因《梦窗词》跳跃性太强，加之用典过密，藻绘太甚，免不了有某些堆垛与晦涩之病，并由此而影响了《梦窗词》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吴文英是继辛弃疾与姜夔之后，第三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
如果说辛弃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爱国豪放词的思想与艺术的开拓及其完美结合，并由此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那么，姜夔与吴文英的贡献则主要表现为通过词艺的深化，增强了婉约词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力，使婉约词在向豪放词倾斜与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不失自家本色。姜夔与吴文英的创作说明婉约词的传统以及词这一诗体形式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不会在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的时潮中丧失自身特质而被消解掉。姜夔与吴文英维护了词的纯正，丰富了词的艺术技巧，这为他们以后的婉约词（豪放词在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艺术经验。正是从这一视角（即词艺达致的高峰状态）来观照南宋词坛，才得出以下结论：辛弃疾、姜夔、吴文英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词史的高峰之巅，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宋末元初及其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一不被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投下的阴影之中，不论他们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大的发展变化，均未能超出辛、姜、吴（当然也包括北宋大词人）所覆盖的范围，也始终未能走出他们的阴影。所以，词艺的深化期仍然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与发展。这一时期从姜夔登上词坛，到吴文英去世为止。其中还包括受吴文英影响的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还有早期走向词坛的另一重要女词人朱淑真。
第四是宋词的结获期。所谓“结获”也就是南宋词的最后结局、结果与收获期。假如我们把前三期比作春耕、夏耘、秋熟，那么这最后剩下的工作便是抢收与存储了。结获期与其前后的历史时间均有交叉，它横跨宋末元初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艺术创作的内容与风格并不与朝代的更迭、政权的转移同步。一个政权被颠覆以后，当天就可改名易帜，而文学内容与风格的质的变化，则需要延续很长的历史时期。所谓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大约就是其主要表征之一了。因此，结获期既包括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最后灭亡，又包括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前后，即所有南宋遗民词人去世为止。
在南宋灭亡前的三四十年时间里，元军不断南侵，但南宋朝廷并未意识到巢倾卵覆之日已经到来，仍然文恬武嬉，醉生梦死。而清醒的朝臣与部分士人已预感到危亡在即。为了增强民族危亡意识，他们继承辛弃疾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里大声呼号，对统治集团表示极大愤慨。刘克庄、吴潜、陈人杰等人的作品便都程度不同地透发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与报国无门的苦闷。
咸淳五年（1269）元军袭襄阳，咸淳九年（1273）陷襄阳，1276年陷临安。三年后，元军击败南宋最后一支军事力量，帝昺投海。宋后期的词人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巨变，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所以在南宋灭亡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始终坚持反元的遗民立场，隐居不仕，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咏叹南宋灭亡后的伤痛与悲惋。他们继承了姜夔开创的词风，感时愤世，凄咽苍凉，词旨隐晦，寄托遥深，在咏物词的写作上别具创获，是婉约词继姜、吴之后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新发展。周密、王沂孙、张炎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词史上有较大影响，是仅次于辛、姜、吴的重要词人。还有一部分词人，面对南宋的灭亡，大义凛然，起而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绝灭中进行殊死的挣扎与搏斗。他们的词就是在这一挣扎与搏斗中所发出的怒号，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不仅有震动当时的诗、词、文，而且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气贯长虹的哀歌。他生的英雄，死的壮烈。应当说，文天祥的诗词创作及其抗元救国的实际行动为南宋的灭亡留下了一部高扬民族气节的英雄交响曲。参与这部交响曲演奏的还有刘辰翁、蒋捷、汪元量和刘将孙等爱国遗民词人。近320年的两宋词坛，在这英雄交响曲的回响声中，拉紧了它最后的一块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