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817），是宪宗皇帝即位的第十三年，也是大唐王朝建立的第200年。那年似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层，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更没有学术研讨，也没有谁上一份“论本朝二百年多事札子”，一切如常。

就国情来说，任何人都感到了颓势。安史乱后，天下用兵，外族强逼，河北离心，宦者用事，国政颓唐。德宗皇帝在位日久，凡事姑息，河北藩镇跋扈，朝廷掌控的西川、浙西都开始有了想法。试想韦皋在蜀中二十多年，形成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即便老帅殁了，谁也不希望有剧烈的改变。朝廷对藩镇的要求，已经降得很低，即一要接受调动，二则有事要来见见皇上，其他都好说。病怏怏的顺宗皇帝继位，他身边几位亲信小臣想改良政治，走宫廷道路，遭到元老重臣与藩镇节帅的联合反对，很快失败，二王八司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宪宗即位，要解决的问题与办法并无太多新意，晋用武元衡、李吉甫等能臣为相，评定蜀、浙之乱，一时有中兴气象。其实蜀、浙并非真叛，不过在新帝即位时试图求得一些利益，所以朝廷举兵，不花大气力就收到显效，惩治元凶，服从者多不追究，就看到与后来平定叛镇之区别。本来朝廷做事，本不计较做什么，关键是谁来做，按什么程序来做，那时柳宗元、刘禹锡都还年轻，不理解这个道理。宪宗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平叛的步伐，叛镇也感到了威胁。

元和九年（814）秋，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匿丧自立，焚掠邻县。次年初，下诏讨淮西，进展不顺。五月，御史中丞裴度奉诏宣慰淮西行营，归朝言淮西可取，坚决主张平叛。六月三日晨，镇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遣刺客入京，预伏于宰相、朝臣上朝路上，刺杀主张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裴度也遇袭击，第一剑断靴带，次剑中背，第三剑微伤其首，堕马跌入沟中，赖随从王义拼死抵抗，方免于难。这一事件轰动朝野。赞善大夫白居易急请捕贼，但被时相以东宫官不应越次言事为由，掎摭他浮华无行，母亲看花堕井而死，却作《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再次南贬的刘禹锡、柳宗元是在中路得到消息，刘作《代靖安佳人怨》，柳作《古东门行》，表达哀悼。二人之再贬，后人多认为武元衡之报复，但武因平叛为国而死，二人之寄意颇可玩味。宪宗与朝臣受此打击，越发坚定平叛决心。吏部侍郎许孟容上书，建议立即命裴度为相，主持军事，为宪宗采纳，裴度在遇刺后22天拜相。裴度奏请为平叛招揽人才，布置人事，请允许在私第接客。此后两年，他做了大量周密而充分的准备。

元和十二年的春天来得很平静。中书舍人李程知礼部贡举，春榜中崔龟从、郑涯、狄兼谟后来皆为名臣，但无有名的文人。最有名的诗人，这一年各自有各自的作为。白居易贬在江州，偶在浔阳江头遇到琵琶商妇，有沦落之感，游乐山水之馀，人生观发生蜕变，从勇于任事转为明哲保身。他的挚友元稹贬居通州司马，二人虽经常交流心情与作品，元稹则从受挫中悟出与世浮沉、谋求晋身的办法。刘禹锡在连州任刺史，他是强项之人，做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在观望朝中的变化。柳宗元在柳州，曾写“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自我调侃，但他很不适应南方生活，心情郁闷，更因感染脚气病而感到生命的危机。三年前，孟郊死于贫病。一年前，李贺死于洛阳附近的私宅，他的价值，要许多年后方为人们所认识。贾岛还在科场奔忙，一点希望也看不到。张籍方任国子助教，眼疾越来越严重。王建任渭南尉，离京城不远，偶然与大珰王守澄结下同宗之谊，王守澄没事就讲宫中琐事供他消遣，他发现这真是前人没有涉及的内容，可以寫《宫词》百首，开一新局面。韩愈前一年曾短暂担任中书舍人，被流言所中，降为太子右庶子。他对此已经不在乎。裴度任相，两人一向谈得来，韩集中有一首《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还是贞元末年裴度任河南府功曹参军时所作。所云“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看到裴度的能力。“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譬如黄金盘，照耀荆璞真。我来亦已幸，事贤友其仁。”称赞裴诗有风神，如黄金美玉，足为贤友。韩愈一直坚信自己肩负大任，禀赋长材，包括军事方面，别人不信，有裴度信任就行。

元和十二年的关键人物是裴度（765—839）。他是贞元五年（789）进士，仕途的转折点是元和初任西川武元衡的掌书记。武归朝任相，他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与武立场一致。遇刺事件更增加了他的地位。他身形矮小，精美强干，通晓官场的复杂，又敢于见义直言。柳宗元改官，本来分配到最险恶的播州，刘禹锡因柳母老，愿以自己的连州与柳对调，宪宗不允，裴度进言，陛下以孝治国，方侍奉太后，应加体恤，使宪宗改变初衷。他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日常语是：“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为人有器局，更老于官场应对。他任相后，有《中书即事通简旧寮》表露心迹：“有意效承平，无功益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嵩阳旧栖地，终使谢归耕。”他说自己没有想到会做宰相，希望报效国家与君主，既承责任，绝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报知遇之恩，可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真要做成事业，凡是更要会忍让，不在意个人之进退。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淮西大捷后，他勋名满天下，绝不居功自傲，一直任运逍遥。以下两诗可能写的时间稍晚一些。《凉风亭睡觉》：“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傍水闲行》：“闲余何事觉身轻，暂脱朝衣傍水行。鸥鸟亦知人意静，故来相近不相惊。”平和如此，常处党争中心而泰然如故，享尽荣华而世不以为僭越。前诗刘师培曾疑伪，不成立。

淮西是经营几十年之重镇，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且地当中原，为唐廷腹心之害。裴度深知出兵即要必胜，求胜则早期要有充分预案。受委军事后的两年间，朝中对进讨与罢兵争议不断，在宪宗坚定支持下，罢黜了多位主张休战的高官，且通过人事调整，以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以嗣曹王李道古为鄂岳观察使，加上寿州团练使李文通、河阳节度使乌重胤、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以及淮西都统韩弘及子韩公武，完成对淮西之战略包围。

十二年七月末，宪宗决意进讨淮西，裴度以宰相领彰义军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充分授权主持淮西军事。裴度物色人才，组成幕府的核心成员。以刑部侍郎马总为副使。马总是博学的干才，著作今存《通历》十卷、《意林》六卷，可惜诗存世太少。以韩愈为行军司马，负责日常军事调度，是军职而非文职。以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为判官，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李后来有咏牡丹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二句传遍宇内，冯则身后寂寞与身前名声完全不相称。以礼部员外郎李宗闵为掌书记，这位后来成为牛党的魁首，这时地位初起，彼此尚相处愉快。这些人事中，最不可思议的当然是韩愈主管军事，其间曾有狂生吴武陵，献《上韩舍人行军书》，认为“国之理乱，在此行矣”，“兵机若神，应事立断”，出了一些独特的主张，因军谋早定而不获见用。

八月三日，裴度行营从长安出发，其实就是幕府诸人，加上神策军三百人，宪宗御通化门亲送。经渭南，王建作《东征行》壮行，有“相国刻日波涛清，当朝自请东南征”“曈曈白日当南山，不立功名终不还”等句。经华阴，礼拜华岳庙，有题名。几十年后司空图见之，有《题裴晋公华岳庙题名》：“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鼓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追想不已。师出潼关，韩愈与大队分手，独赴汴州，向淮西都统韩弘言明大义，晓示方略，韩弘坦然从命。韩弘数主军事，久无进展，或讥玩寇自大，韩愈先声示以利害，得到了主动。韩愈于途有《过鸿沟》诗：“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自知责任重大。

裴度一行从洛阳南下，经福昌女几山，裴度有诗，仅存“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两句，势在必胜之决心，跃然可见。韩愈和诗是稍后补作的：“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估计军情倥偬，未遑登临，韩愈以胜利后同游为期盼。

八月末，裴度到达行营所在地郾城，已逼近蔡州。此时淮西叛镇被困两年，惟各军镇事权分散，久无成功。裴度以宰相临前线，奉皇命统一指挥，据说“度传上慰劳之旨，躬督战阵，卒伍立功，即时论赏，诸将奋励，无敢退留”（《太平御览》卷二七七引《唐书》），加上李愬竭诚参战，淮西降将吴秀琳、李佑熟知贼情，裴度充分信任，军事进展顺利。韩愈参与军机，详情不明，但幕府多馀裕，马总、冯宿、李正封、李宗闵皆一时作手，郾城期间诗情颇高涨。特别是李正封，也擅长韩愈喜欢的险怪僻涩一路联句唱和，二人有空就联句，历时一个多月，方成百韵《晚秋郾城夜会联句》。韩愈说：“平生耻论兵，末暮不轻诺。徒然感恩义，谁复论勋爵。”从军是感裴度知遇之恩，不以进官封爵为意。自孟郊去世，韩愈久无功力悉敌的诗友，对李正封有相见恨晚之感。

九月末，李愬攻克蔡州属县吴房，逼近蔡州，遣使告裴度将于十月袭取蔡州。韩愈也兴奋莫名，估计蔡州守城者仅老弱千人，乃告白裴度，“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李翱《韩公行状》），裴度已知李愬军略，没有接纳韩愈的冲动。韩愈毕竟是文人，没有临阵的经历，如果成功，后世当然会有“韩文公雪夜擒元济”的传奇。如果失败呢？裴度不愿冒险。

十月十五日夜，李愬乘雪夜突袭蔡州，并在次日午前捕获吴元济，淮西之乱平定。从出师到庆捷，前后仅七十多天，从裴度到达前线算起，则仅四十多天。这是中唐平定叛镇的重大胜利，裴度、李愬共同立下不朽勋业。

裴度完成皇帝交付之使命，入蔡州稍作宣慰后，留马总为彰义军留后，主持淮西一切事务，自帅行营返旆。归途情绪很好，与韩愈诸人写了许多诗，这里从略。十一月一日，宪宗御兴安门受俘，当日斩吴元济于独柳树。有功人员晋官受爵不一，韩愈授刑部侍郎，步入高层文官行列。

淮西大捷，举国欢庆，也引出不少新的话题。

就贺捷诗说，刘禹锡所作《平蔡州三首》最为传颂。其一云：“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河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踉健儿舞。”写唐军破城，吴氏被擒，捷报四方，全城欢庆。“相公”两句写裴度入城，李愬郊迎。“四人”指士农工商，写各归旧业，歌舞喜乐。其二云：“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路傍老人”自是虚构，借老人之口写安史之乱以来之动荡与重见升平之喜悦，则最为生动。吴氏割据淮西始于德宗贞元初，至此仅三十多年，诗不必尽写实。其三云：“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箸，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南峰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恒山。”自注：“时唯恒山不庭。”恒山指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仍叛未归服。此首写淮西平定在全国之影响，必使四夷宾服，天下太平。最后两句，更指向下一目标，即解决河北之割据。“妖童”两句，写吴元济之伏法。此年吴氏三十五岁，不年轻了，诗斥其狂妄不明事理。刘禹锡还有一首《城西行》：“城西簇簇三叛族，叛者為谁蔡吴蜀。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如雷。临刑与酒杯未覆，仇家白官先请肉。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城西人散泰阶平，雨洗血痕春草生。”未必为当时所作，可能写于归京后。经行刑处而感慨叛乱者必付出血的代价，后人或从其中读出“刺滥诛”（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五）的寄意。其实读韩愈《元和圣德诗》写刘辟伏法一节，更为惨酷，但确绝无讥刺。殆中唐诸诗人写诗不避险怪，务求新警，惊心动魄，与古有别。

写得最庄重的是柳宗元。他写了《平淮夷雅二篇》，包括四言诗《皇武》十一章与《方城》十一章。献表云：“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断，克清大憝，金鼓一动，万方毕臣。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校千古，无所与让。臣伏自忖度，有方刚之力，不得备戎行，致死命，况今已无事，思报国恩，独惟文章。”祝贺皇帝取得重大胜利时，感觉自己无以报国，只能写郊庙颂歌，以备采择。时宗元为远州刺史，无预朝廷之事，除表歌颂之意，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朝廷思及远人，有所改移。据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七引《救死三方》，柳宗元自述这年“二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咽塞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虽得高人授以杉木汤，暂得不死，但确实感到长居南方，终将不测，其心诚可哀。裴度的大捷，当然会使他看到一些希望，裴毕竟曾帮过他。

然而裴度的处境，远在南方的柳宗元未必能理解。他虽然归朝仍居相位，但他之幕府得人，平叛期间诸将之乐于从命，不可避免地引起宪宗新的猜疑。次年宪宗闲谈中说道：“人臣事主，当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树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回答：“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但君子为徒，则是同德；小人为徒，则是朋党。此是外甚相似，中实相远。在圣主，观其所行之事以辨之。”（《册府元龟》卷三一三作元和四年事，陈冠明据《太平御览》卷一一四引《唐书》、《唐会要》卷五二、《资治通鉴》卷二四作十三年十二月事）裴度是何等聪明之人，对此早有警觉，处处谨慎，尤其对曾近密之人，更是如此。他为柳宗元曾冲撞宪宗，此时哪里还赶进说。这是在岭南的柳宗元无法体会的。即便如此，麻烦仍不断。

淮西大功，书在史册，宪宗更诏韩愈撰《平淮西碑》，以为纪念。韩愈奉诏，精心结撰，至次年三月刊立。韩碑原文存文集，重点颂扬宪宗之主持大局，宸纲独断，然后以皇帝语气表示对李光颜、乌重胤、韩弘、李文通、李道古、李愬的叮嘱，其次方说到裴度，先云：“度，汝长御史，其往视师！”再说：“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不用命！”基本符合事实。然后写攻取之大略。述李愬之功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并无忽没愬功之故意。写“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也还有分寸。这里，处处可见韩愈的小心。但碑立不久，诏磨去韩愈文字，命段文昌重新撰写。其间原因，众说纷纭，有认为李愬妻为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引贵戚而进言得中者；有认为李愬子以为碑没其父功而诉于朝者；也有说老卒以“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而推倒石碑者；更晚的罗隐撰《说石烈士》，认为推碑者为石孝忠，推碑的原因是认为：“蔡平之后，刻石紀功，尽归乎丞相，而愬第具名与光颜、重胤齿，愬固无所言矣。设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愬者，复肯为陛下用乎？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非陛下所以劝人也。”似乎更像是文章家之演述之辞，若非编造，则此人必出李愬指使。众说多歧，终无结论，而后之好事者，多褒韩而抑段。李商隐撰《韩碑》，大约在宣宗时，朝政已经几度反复。李商隐认为“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直斥小人进谗，天子被蔽误信，粗暴地推到韩碑。他对韩碑礼赞至极：“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碑。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就是永恒的经典。入宋，苏轼说在民间得见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断碑人脍炙，世间谁数段文昌。”更将韩段优劣发挥到极端。历代言说者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立碑倒碑，其实都出于宪宗之态度，对裴度是提防，对韩愈则或因积怨。有一点很明确，裴度为国立大功后，宪宗在命相用兵方面，并不希望裴度势力之再度扩张。对此，看得清楚的是李翱。十三年七月，宪宗下诏讨伐淄青李师道，裴度请再度领命出征，李翱上书谏阻，认为“顾宰相衔命，领三数书生，指麾来临，坐而享其功名。夺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赏，不可二也；兵者危道，万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弃前劳，不可三也”。讲得很透彻了，裴度不能不三思。就在此时，宪宗命皇甫镈、程异为相，二人皆善理财，能聚纳，时称钱谷吏，裴度认为二人“非代天理物之器”，不宜担任宰相，宪宗根本听不进去。其实，宪宗如此人事安排，本为裴度设置对立面，此南面术之根本。所幸裴度既思有作为，也常怀盈惧之心，不久宪宗去世，虽未能建新功，也未有大蹉跌。

元和十二年，是唐王朝漫长历史中偶然的一页。大风巨浪中，君臣奋力，各呈长才，取得巨大的成就，成为王朝中兴的标志年。诗人们也在时代的浮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吟唱人生的悲喜。读懂时代，也就读懂了他们的心声。

陈冠明教授撰《裴度集团平叛日历》，于相关史事勾稽精密，本文多有取资，宜存感铭。《古典文学知识》出刊200期，特撰本文助兴，粗疏难免，鸿博幸勿哂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