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探寻：唐寅诗中的自我
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诗无定解，这里仅就最有“唐寅”特色的诗做些粗浅地分析，从而穿越历史、感知唐寅。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正德二年（1507）搬筑桃花坞（杨静庵《唐寅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以上两事为界点可划分唐寅人生三部曲，诗作表达的旨意蕴含也随其经历演进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侧面：
（一） 游心交友悲醉酒
诗人青少年时期处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这时民风淳朴、经济繁富，尚可谓一派清明。早慧的唐寅八岁即与十八岁的祝允明交厚，十五岁结识同龄的文征明，比翼齐飞自然进步神速，每牛刀小试便锋芒闪露，人称“落笔云烟，不加点缀”“龙门燃尾之鱼，不久将化去”。与“里间恶少”张灵（性情类刘伶）流连光阴，纵情青春，竹马轻狂，诗酒年华，无心学业，于应试诗文，每不甚措意。对自己的前途颇为自负，自喜定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花鸡》：“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但朱明是典型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王朝，相对于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豪言壮语的，是明代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唐寅二十九岁荣登解元，一朝成名天下知，继因科考舞弊案受牵连，被黜为吏，耻不就;又惨逢婚变。诗人是命运多舛、生不逢时的：本来崇爵显章可以易如折草，不意一生偃蹇——“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
一场误会终成凤凰涅槃的契机，断送了主人公的“治国平天下”，却催生了诗、书、画三绝的才子：或放情诗酒、寄意名花;或伴友遨游、携妓醉咏——过着愁来赏花、兴来作画，棋为日月酒为年的文人自放生活。诗的抒情主人公是“癫狂”、背离现实的;表现出来的“天赋”正是其生理机制的补偿，故而常常记录自己的不幸，笔歌墨泪里常见耿介的情怀。如《言怀》：“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中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许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在主敬主静的高压下，读书人仅有一条宁可湿衣、不可乱步的路，否则便目为狂生，难齿士类的;在这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同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样，唐寅也是个欲做奴才而不得、当了奴才反不惯的人——唐寅选择了潜情山水、逃游四方，自然的博大浩远令他赏心悦目、诗兴淋漓，写下了很有艺术价值的山水诗。如《庐山》：“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移家未住屏风叠，骑驴来看香炉峰。”富春江畔写下怀念严光的诗《严滩》：“汉皇故人钓鱼矶，鱼矶尤昔世人非。……嗟余漂泊随覃粥，渺渺江湖何所归？”严光虽辞征召，却因光武得名，又巧做装饰披羊裘垂钓，大有沽名钓誉之嫌。唐寅与他有共通之处：心曲中流淌的，是流水也带不走的对于名利的执著不忘——“醉酒”不为寻欢是为消愁，是外释老而内儒学的。诗人“尝谓所亲曰：枯木朽株，树功名于时者遭也，吾不能自奋，使有所建立，情亦可怜”。唐寅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他“领解皇都第一名”——卫冕解元的心理在作祟，“（虽）说妙双美，不过强言自喜。谓可悲为益甚，真道着伯虎心事”（陆咏裳《唐伯虎轶事》，中华图书馆1919年版）。
（二） 爱月惜花怜美人
唐寅常写明月、名花、美人这实已熟滥的意象，在全集中将过大半。写月描花赞美人，前人之述备矣，可才子妙笔巧能生花。如《美人蕉》：“大叶偏鸣雨，芳心又展风。爱他新绿好，上我小亭中。”
内容决定形式，唐寅的诗多少附带些“花间”气味。“大抵人性类其风土”（庄焯《鸡肋编》），文如其人，吴中文化地理造就了唐寅文音的“柔婉”“清绮”，表现为尚修辞、重比附、争傅色、务谐好，多有靡靡之音;叠缀成文、摇曳生色、轻意重趣，善作古文辞章。唐寅的早年作品《金粉福地赋》写六朝古都南京，富丽堂皇、光鲜流丽，极具江左文化沉淀的气脉，足以见生江南之土胎带的“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顾炎武《日知录》）。
唐寅诗的清俊豪迈继承太白骨力，活泼天然蹈源渊明气味，温语清扬追溯六朝脂粉，便把三者常用意象——月以寄思、花为解语、美人来消愁，各自做了诗人的替身、前身、隐身，一发夺来表其唯情是志的心理。大旨皆“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无非言其知音恨少、知己难求、郁郁不得、惶惶所失的心态，把眼底事情、腔中心事，皆汇成佳篇妙语，尽可谓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富有含蓄美。如《把酒对月歌》“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妒花歌》“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和沈石田落花诗》“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有关“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冯梦龙《警世通言》叙“至今吴中把此事传作风流话柄”，知明代即已流行。然正史载，秋香是金陵名妓，论年龄大唐二十余岁;至于华学士，比唐小二十余岁，传说纯属不经之谈！
唐寅成为历史上才子佳人传奇故事历久不衰的“奶油小生型”主人公，是因为他身上集中了箭垛式“才子”的历史原型性格——卓异才情、风流品貌、抛弃体面、逾越名教、超逸流俗，平等尊重地爱恋女性并能主动大胆地追求幸福。唐寅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继室的事迹，无异于供人以口食;并非书香门第而被看成“下里巴人”的出身（父亲开小酒店为生业），使诗人具有很强的民众亲和力和平民意识。唐寅便在追捧下被公认为通知通识的知名浪子、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之形象代言人。《题自画红拂妓卷》就肯定了“真爱无敌”的大胆举动：“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
与此相关的，附带着提及唐寅与明代春宫画的关系。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多次提到唐寅人体画“包括裸体女人而著称”;后人也多因之而惋叹“唐子畏名成而身废，闲居做美人图，好事者多传之，览其遗迹，未尝不叹其志之有托也”（李如一《水南翰记》）。如同不能体会陶诗的好处，就难懂中国文人画，我们通过唐寅的诗词内容，应该可以揣测出个一二来：
夜雨巫山不尽欢，两头颠倒玉龙蟠。寻常乐事难中爱，添出余情又一般。（《题花阵图》）
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言怀》）
相逢且相乐，不惜解罗襟。（《听弹琴瑟》）
天资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未曾描。（《题半身美人》）
除了感官，什么也治疗不了灵魂的创痛;同样，感官的饥饿也只有灵魂解除得了。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初绽，文化发展延续了宋朝就开始的下层文化向上层文化整体变动之走向;传统精英文化被文化自身的商品性、娱乐消遣性剥蚀将尽，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与对生活的一样，总是有强烈的求上与求新的趋势。对于春宫，皇帝首倡、世风好此是主因，卖画为生者自然投其所好、顺应民情，所以唐寅画过春宫，至少是雅俗共赏的上品！
（三） 乐贫叹世笑缙绅
诗中还有太多针对缙绅士大夫的贬抑，自是骂尽假道学，但个中意味不可谓不深，唐寅对于富贵、功名是固自洒脱实则言不由衷。王世贞赞为“语肤而意乔，似怨似适，令人情醉”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桃枝当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遣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除作田。”字里行间隐藏的意义，看得出作者非但不是解脱，反而是自欺欺人的矛盾困惑。明谢肇淛有一段话极有道理，引而证之：
“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此愤世之言，非至当之论也。《易》云：“崇高莫大乎富贵。”夫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人之心岂迥于人殊哉？——后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矫枉过正，胜于圣人，待其利交势，往往不惶宁处，而失身濡足，为天下笑。盖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五杂俎》卷十三）
诗人不是圣人，唐寅始终在出世入仕中迷惘，一面追寻精神家园、灵魂净土不得，却不愿放弃世间甚至于他瞧不上眼的半张纸“功名”！科场失手，唐寅一直耿耿于怀：“感念畴昔，气结心冤。”（《短歌行》）又怎能“壮志坐衰老”（《闻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却仍抱“执鞭”之志：“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夜读》）在经过宁王招聘觉其有异志旋返归的一场闹剧后，唐寅彻悟“面未变时心已变”（《席上答王履吉》）的人心不古，参透“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唐寅由儒家的兼济天下转变到释道的独善其身，如《言怀》：“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有伸脚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
诗人过着“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日子，生存方式类似杨朱的“乌龟哲学”，以随遇而安、顺应自然、恬淡安逸的生活情趣为标志。恰便好一心作画，“不使人间造孽钱”，轻松恣意地过自己“来日苦少，去日苦多”的晚年，这就有了《一年歌》《一世歌》等宣扬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篇章了。较有特色的《七十词》：“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
天下大乱、人心不古的时候，唐寅隐避桃花坞、归心佛氏，此地的自然形势太适合自己亟欲“逃脱”历史和政治漩涡的心情了，于是就在江南的佳山丽水之间培养一种“逸”的自由精神品格——“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甘泉香稻，皆有以自乐，可以诵诗读书、养心缮性，无富贵之慕”（高攀龙《缪仲淳六十序》）。因有感于《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几句话，与自己遭遇相契合，自号六如居士。《警世》写道“劝君早向生前悟，一失人身万劫难”，他表现的已不只是与世无争，反成了“三世因果经”的通俗蒙书或奉劝世人“大彻大悟”“保性全真”的封建说教了。
二、 追问：知音者谁？
在出版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明代，唐寅的画早有声誉，“才雄气逸，花吐云飞，先辈各颂，折节相下，庶几青莲之驾，无忝金龟之席”（王稚登《丹青志》）。可人们对于他的诗歌成就一直未予应有的重视，最早的《唐伯虎集》问世于嘉靖年间，仅编选二卷，收入其早年及少数中年作品，那些“务偕俚耳”之作一概未收。这一方面固是唐寅本人于诗词不甚措意，“大率兴寄遐邈，不以一时毁誉重轻为取舍”，尝说“后世知我不在此”——这等随作随弃、未有收整有关，亦当时文坛主流意识首倡复古使然。人们评价说：唐寅不足名家;他的诗皆给人“若不经意”之感，人亦以其似不经意而为才子，其实乃无经意之作，故偶有可观而无精品;唐寅仅以词为逞才弄笔之具，并非抒情载体，故有谐趣而少真趣。
这种“以人废文”的说法其实不然——唐寅的诗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他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寄韵委婉、谑浪笑傲中间以深思;语调务近俚俗，轻便自由，却清新俊爽、自然流畅，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声效;结构步调喜用连章体和对结，多叠字却无重复多余之感，少典故使品读过程不遭烦难，频有朗朗上口的快感，堪称雅俗共赏;题画诗善于用色彩的对比构成明朗的画面，堪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风时或风神散朗、辞句婉丽，殊类刘梦得;时或谐俗俚歌，隽永有味，如王梵志;有时“如乞儿唱莲花落”（王世贞），本以为“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王安石），不意又被子畏翻手重为云雨。人们对市井鄙俗的爱好一方面是感官层次自娱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反抗。从前一方面看，文人趣味走向庸俗化了，而从后一方面来看，则是走向自我中心的个性化。唐寅诗歌的任情自然与杨维祯相似，有着强烈的追求现世倾向和物质索求。“才气烂漫，时复斐然”的唐寅继承了李东阳“茶陵诗派”对于“台阁”无病呻吟作风的驳斥，更以“桃花庵”招聚吴中士子成文艺沙龙，倡导走向民间的自由化创作，他的个性表现与晚明思潮所肯定的“性情之真”最为接近，实开启童心性灵之先河。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唐寅作为真正的才子，是不能被世俗和丑恶的现实所接纳的。如果说人生就是一个长久的诱惑，那么对于唐寅，与其有梦想而不能实现，不如没有理想而简单地活着。《绝笔诗》写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诗人错看了这个冷漠孤寂的世界——他愈挣扎愈是藏匿了困世之心;愈沉沦反愈有爱世之意，唯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真实可感、受众可信的“古之伤心人”！
唐寅是才子也是浪子，是狂士也是名士，是山人也是世人，是画圣也是情圣——他以其渊源有自，流惠广远的诗歌发展史意义和颓然自放、越理任诞、任侠癫狂、顺情遂性、玩世不恭、追求生活的趣味化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展示无穷魅力。还不尽于此，袁宏道因钦慕唐寅还为儿子取名“虎儿”——活在百姓心中的“唐伯虎”确是位“传奇人物”！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唐寅是偶然飘游在世间的过客，无论时世解与不解，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