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鹏在元代宫廷书画文化里有重要位置。王氏延祐元年（1314）任典簿，受知元仁宗（1311—1319）、英宗（1320—1323），創作一系列界画，包括金明池图、龙池竞渡图、大安阁图、大都池馆图等，朝野称誉。界画（ruledline painting）以精准描摹为尚，袁桷（1266—1327）称王氏界画“以墨为浓淡高下，是殆以笔为尺也”（《王振鹏锦标图》，《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王氏界画之所以广受关注，因其画乃承诏作，并于不同的宫廷文艺活动上展示，著名官员皆撰作题跋，充分表现蒙元中期宫廷文艺活动的盛行。检示王氏界画以及围绕其中的题跋诗文，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蒙汉宫廷文化生活的一端。
一、 王振鹏界画与元代宫殿
蒙元实行两都制，除改建金燕都为大都外，又于蒙古内陆立上都，为避暑用。王振鹏界画其中一个主题即两都的宫殿楼阁，其时两都宫阙之宏伟壮丽与前朝堪可比肩。虞集（1272—1348）受王振鹏所托为其父撰《王知州墓志铭》，其中写到振鹏之学“妙在界画，尝为大明宫图以献，世称其绝。”（《道园学古录》）据清人顾文彬所考，大明宫即大都宫殿区域中的大明殿，元制帝后临朝于此（《过云楼书画记》卷二）。王氏“大明宫图卷”（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于皇庆元年壬子（1312）进呈仁宗，顾文彬谓此图笔法“逞飞动于谨严，寓神明于规距”，谓其描摹准绳，在平衡稳重的建筑物之外呈现宫檐“飞动”神情，画面静动配合得宜。清人徐康谓此图“神气飞动不为法所拘”，兼记尚书黄钺（1750-1841）购图于琉璃厂，图卷“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题跋遭割截，或飞凫狡狯，临摹别本，以真跋欺人耶？”（《前尘梦影录》卷下）存世本上有元代鲁国大长公主伪印、黄钺钤印，不见古人题跋，今存世本或许真如徐康所言乃摹本而已。话虽如此，但仍可从中得见大明宫的建筑特点。此存世长卷，以池舟、云气、桥梁、树柳构图，以山峦为整幅长卷的背景，刻划城楼牌匾高大、宫檐飞动、宫阙高低有序和浮雕蛟龙出水处，突显巍峨层楼宛如水气之中的情景，苍茫、灵动兼有。由于元代宫廷文人向圣上进讲儒家经典、早朝之会等皆在大明宫举行，所以图卷呈现的情态在元诗里也可找到相近描述，例如虞集“御柳新条临昼殿，仙桃晓色上春潮”（《进讲后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赞善韵》）写宫殿遍植柳树果木，而受文宗眷顾的柯九思则形容为“云开五凤层楼矗，日绕群龙法驾来”（《元日会朝大明殿》），皆可见其时宫殿区域层楼宏伟之姿。对读图像与诗，可知蒙元宫廷文化仍大致跟从汉人传统，以广植花木喻人才之盛，宏伟宫阙寓帝王庄严。
上都位处开平，蒙元皇帝每年春夏之交必自大都启程北上避暑。上都宫殿之有名者当推大安阁，史载世祖于至元三年（1266）下令建成。此阁特别之处乃取北宋汴京皇家宫殿熙春阁阁材，移建于上都宫城之内，名曰大安。王恽（1227—1304）于北宋破灭后曾访汴京宫殿区，见故苑荒芜，独“伟丽”的熙春阁存，与客因而三次造访其上（《熙春阁遗制记》），有诗云：“……石鲸照水鳞犹动，金凤凌云势欲翔。奇货梁园当日尽，为谁留在阅兴亡。”（《登熙春阁》）石鲸、金凤本作为宫阙建筑的装饰物，在王恽笔下，作为兴亡历史的见证。不独是王恽，从其他由宋金入元的文人眼中看去，汴京熙春阁变成遗构以及其后的北移乃是朝代兴衰的象征（李嘉瑜《宫城与废墟的对视——元代文学中的大安阁书写》，《文与哲》第二十一期，2012年）。当熙春阁阁材被永久置于上都宫廷，元代宫廷文人怎样看待这个转变？王振鹏曾为仁宗画大安阁图，虞集撰作《跋大安阁图》先追叙世祖经营开平并取故宋熙春阁阁材之由来，接着写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归然遂为前殿矣。规制尊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王振鹏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艺名世，非一时侥幸之论。此图当时甚称上意，观其位置经营之意，宁无堂构之讽乎，止以艺言则不足尽振鹏之惓惓矣。”（《道园学古录》卷十）说明重构后的大安阁形制稳重，乃蒙元皇帝用以接见大臣的庄严宫殿。如果联系大安阁的前身熙春阁，在北宋时为朝廷享乐之地，世祖用其材并改称为“大安”，就有着时代升平之愿景。虞集记大安阁图甚得仁宗称意，在于该图苦心刻划大安阁的形制，考究其“堂构”之规模。“堂构”既可指建筑物之实，又有子承父业之寓意，可知虞跋称誉王氏界画之准绳，以及王氏藉大安阁形制之尊稳秀杰喻仁宗承继世祖霸业之稳固基础。故宋熙春阁原本具有的兴亡历史感，在重构为上都大安阁后逐渐褪色，于仁宗时期宫廷文人笔下变成基业隐固的表征。虞集亲览王图后撰写的题跋或许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意，至于曾赴上都大安阁的宫廷文人又是怎样看？周伯琦（1298—1369）《是年五月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有诗咏之，写到“大安阁，故宋熙春阁也。迁建上京”。诗云：“曾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当日熙春今避暑，滦河不比汉昆明。”（《近光集》卷一）伯琦成长于元中期儒治，他心知大安阁来历，然这些来历非其书写重心，他轻描淡写地把“熙春”阁之名嵌入诗中，与“避暑”相对，由往昔供故宋宫室于春天嬉戏之处变为今天蒙元皇族避暑胜地，末句写上都滦河不同于汉昆明池。滦河于上都段的河面宽阔平缓，自然不同于昆明池的人工开凿形态。如果说汉武用昆明池习水战以耀武扬威，蒙元已有广阔的东西版图，宫室每年夏天都可北上避暑，根本无用劳心于军备。虞集另一首诗可作为了解上都滦河区域在蒙元宫廷的特殊意义，其《王朋梅东凉亭图，延祐中奉敕所作草也》写王振鹏绘画上都“东凉亭”，诗云：“滦水东流紫雾开，千门万户起崔嵬。坡陁草色如波浪，长是銮舆六月来。”原来上都滦河一带已建有众多宏伟宫殿和层楼，在广漠平野里的千门万户与中原有着不一样的视野。滦河和大安阁宫殿已是时人心中盛世表征，前此包涵的兴亡之感至此消散。
二、 “金明池图”与元人题跋
王振鹏的大都和上都宫殿界画反映当时蒙元盛世，其画作刻划细致与描摹准绳，深得仁宗赏识。其现存界画另一主题是奉敕撰作北宋汴京“金明池图”。存世“金明池图”不止一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名“龙池竞渡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本题为“临王振鹏金明池图卷”。据明清文献所记，“金明池图”又称“龙舟夺锦图”“龙舟图卷”“金明夺锦图”或“宝津竞渡图”等，可知王氏应画有不下数幅同题作品，皆是以金明池龙舟争标为主题。大都会博物馆藏本有王振鹏跋，此跋著录于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六、清代张照《石渠宝笈》卷三十四、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八。王氏自题如下：
崇宁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出锦标与万民同乐，详见《梦华录》。至大庚戌钦遇仁庙青宫千春节尝作此图进呈，题曰：
三月三日金明池，龙骧万斛纷游嬉。
欢声雷动喧鼓吹，喜色日射明旌旗。
锦标濡沫能几许，吴儿颠倒不自知。
因怜世上奔竞者，进寸退尺何其痴。
但取万民同乐意，为作一片无声诗。
储皇简澹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
适当今日称寿觞，敬当千秋金鉴录。
恭惟大长公主尝览此图，阅一纪余，今奉教再作，但目力减如曩昔，勉而为之，深惧不足呈献。时至治癸亥春莫廪给令王振朋百拜敬画谨书。
可知王振鹏两次进呈“金明池图”予上位者，首次于至大庚戌（1310）为祝贺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寿辰而作，第二次缘于鲁国大长公主披览上图，命王振鹏另作画，于英宗至治癸亥（1323）呈献。存世本图右先绘御座大龙舟由数艘小龙船护送向前，图中央位置有主体建筑宝津楼以及临水殿、桥梁和左右楼阁，图左绘有多艘龙虎船，健儿则以划艇之姿向前争夺标竿。此龙舟夺标的传统主题见于《东京梦华录》，王振鹏题跋却由图像转出新意。王自题诗先写金明池鼓声震天的出游盛况（1—4句），继而批评他们乐此不疲追逐价值不高的锦标，就像奔竞争利者常陷进退失据中（5—8句），诗意暗示北宋此一活动难以凝聚民心和劝善。王自题诗加添北宋宫廷传统活动在当世的另一层意思，即龙舟竞渡的重点不在个人争胜主题上，而是借着健儿龙虎船在前、御座大龙舟在后的并列图像，指出朝廷与万民同乐的欢乐气氛，这固然与仁宗淡泊名利、沉浸于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有关（11—12句）。王振鹏以“金明池图”和题跋为贺寿之物，巧妙指出元廷对前朝文化的继承与转化，既合仁宗对艺术生活的追求，又可达到颂圣的目的，“与万民同乐”之意又深化了蒙汉间的融洽，热爱汉文化艺术的鲁国大长公主看毕此图后十年，又命王氏再拟同题画作，正显示她同意王氏题跋所言。
张丑《清河书画舫》和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皆转引王跋并附元人题咏十五首。陈韵如指出，存世各本上的题跋，文字各有不同，或许在明代以后部分藏本被裁剪和增补题跋（《记忆的图像：王振鹏龙舟图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此十五首题咏是否出于一时一地不得而知，但起码说明王氏此图的制作在当时乃是宫廷文人间的大事。
题咏者共十五人，皆当世名士，除蒙古族的赵世延外，以南人、汉人为主，包括儒臣袁桷、邓文原、柳贯、张珪、冯子振等等。题咏大致分三类，一为描述图像盛况以颂圣，如翰林侍读学士李源道紧随图像写“金明池水清且涟，宝津楼阁三山巅”，谓金明池就如东海三仙山，喻帝皇居处为神仙境界；又如国子博士柳贯和赵岩以汉家天子功绩借喻仁宗盛世。第二类为发挥图像龙舟争标的意义，如集贤直学士邓文原谓“得失等闲成愠憙，人生万事奕棋中”，争标奏功实乃等闲，借喻人生应该看轻得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则说夺锦图重点不在健儿鼓勇争先，而要铭记此图乃为祝贺仁宗而作，“寄语金明池上月，何如修禊且流杯”。修禊即三月上巳日，曲水流觞并赋诗的雅集活动，藉此连结了王振鹏自题诗首句的“三月三日”，故此，赵世延阐释图像的重点不在健儿夺锦，而是一众儒臣参与雅集赋诗为仁宗贺寿（史载仁宗寿辰在三月三日）。第三类为隐含讽谏之作，以北宋龙舟夺锦为鉴，试看以下两首：
龙舟迭鼓出江城，送得君王远玉京。
惆怅金明池上水，至今呜咽未能平。（玄教大宗师吴全节）
前代池塘土一丘，荒淫无度恣嬉游。
燕山虎踞龍盘地，何处能容此样舟。（集贤大学士王约）
“龙舟竞渡”主题于这两首作品中已完全脱离王振鹏“与民同乐”的创作原意，而是作为北宋覆灭原因“耽于逸乐”的代称，王约更进一步，指出蒙元据帝王之地燕山，地势宏伟险要，故汴京游乐风气难以在大都开展。我们未能确定以上两首诗是否题写王振鹏第二次进呈大长公主的金明池图，然而，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载公主命善于文词者题写图画若干卷，“以昭示来世”，袁记指出：“五经之传，左图是先……至于宫室有图，则知夫礼之不可僭……是则鲁国之所以袭藏而躬玩之者，诚有得夫五经之深意，夫岂若嗜奇哆闻之士为耳目计哉！”（《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可见鲁国大长公主的天庆寺雅集，并非只满足耳目之娱，而是通过汉文化的艺术作品（图画、题跋）来鉴诫警世，其中所谓秉持五经之意，当是仁宗、英宗二朝儒治的主要内容。由这背景来看，王振鹏界画及其相关题跋和艺术活动也是了解蒙元中期政局儒治的一个方向。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