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诸棣每有问撰论诸事，余亦屡为之言其要略。然往时所述，实汗漫无纪，诸生所记亦不过一鳞半爪而已。故久欲仿前人诗话词话之例，撰“论话”一种，以梗概其事。奈困于杂事，因循经年，时作时辍，一时未能成篇耳。近始稍得闲暇，因以数日之力，稍加条贯，并续撰若干，凡六十则，合为斯编。小言戋戋，匪敢自是，第兴之所至，与门下诸生灯下絮语而已。丙申仲春江南词客于倦月楼。论题名应有概括性，宜在虚实之间。太虚易蹈空，不知所云；太实易拘束，难以驰想。
不是未经人道，便可自成话题。未经人道，或以其价值甚微，不值一顾也。
为诸家所关注之论题，即便已著作琳琅，未必便再无研究空间。盖一时论著虽众，而深论者或寡，彼往往就常见材料作常见论述，规模虽具，而其实浮浅。若是肯潜心读书，必能有所发现，甚或有大发现。此在读书心思、志趣如何耳！
论题若从读书中得来，便可靠许多。若闭门空想，纵浮想联翩，论题迭出，亦难免落空，稍一追索，则如入空旷之野，声无接响矣。此时再掉转头来，已费去多时矣。
纯粹商榷文字宜少作，盖文章得失悬诸日月，何须擅代日月之劳。若人之所言精粹者，行文宜揭出其名，以为标榜；若人之所言舛误甚多，则或直接忽略，或于注释中引其篇目，他人或不察尔用心，当事者必览而知其所失，故待其自行修正可也。昔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引而伸之，此亦作文之恕道者乎？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他人论著或因体系所限，偶有论说，而只存端绪，未便展开，此或正是尔一篇文章兴发处。处处留心皆学问，信此言之不虚也。
读书要在得书中佳胜处、启予心智处。勿斤斤于彼何处谬，何处未尽。若一书一文即已解决所有问题，试问天底下有这样的著作或文章否？
古人亦如今人，必有错漏谬误处，勿盲信盲从。若古人立说矛盾处，便自是矛盾处，毋庸曲为维护。若吾人所述既非真，则古人亦断难承受，适自形己陋也，敢不慎乎！
古人治学多方，而彼此通贯，不似今人之专于一门也。故专人研究，无论研究对象如何，皆须通读其全部著述，盖一人之思或分散各处，彼此对勘，方能明其究竟。
研究某人，若能勘得其确切故地者，宜择日踏访，以增观感。盖吾人之研究，无论如何讲究理性，断难悉数规避感性，何况感性与理性实亦有互生互发之效也。有性情之学问，方能灵性四溢，让人读来可亲。
年谱、编年笺注类著述最不易作，或一书撰时多至数十年者。盖其人去今已远，其事往往渺难寻绎；或虽有所存，而真伪杂陈，欲一一辨明，岂容易哉！故吾人亦最宜留心此类著述，传主一生行历既大率在其中，则用为知人论世之资，亦甚便捷也。
凡治一学，必先厚其基础，才能识得天地之宽。如研究词学，总需熟读几种词史、词学史。若词话类著述，平时亦宜多读多思，蕴蓄心中久之，眼界自张。待临文之时，诸种材料自会络绎而至，不烦苦思也。
前人言开卷有益，此真至理，不容生一丝疑问。盖读书多，方能识得事物之真实之全体。若才读得几本书，便欲臧否古人，恢弘其说，岂可得乎？今人总是不肯多读书耳。
枕籍含玩，亦读书之一法。若一时未能觅得作文路径，则不妨放下作文之念，得暇把玩再三，就些微信息追索一过，自有天机骏利之日。
前人论治学辄言：聪明人下笨工夫。此乃就聪明者而言，若自忖不够聪明，则尚须加多一倍甚至数倍笨工夫。比得笨工夫，方能留得天地供聪明驱遣。徒恃聪明者，吾未见其有真学问也。
所谓笨工夫，即细读文本，便一字一句亦不放过。昔朱子言读书“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水中”，即喻沉潜含玩功夫也。文本阅读既熟，自能贯通无碍，悟得其旨，此亦朱子所谓“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之意。若稍作即辍，不能连贯其思，总是功夫未够耳。
博士生之读书，因时之紧迫，不应散漫过甚而略无条贯，而宜讲究目标读书法，此目標即论题也。读此读彼，读中读西，虽可流观各书，但总以论题为中心，才可如百川归海，各书归宗，故此亦可名“把缆放船”读书法。
读书札记乃学位论文必备功夫，此功夫充足，则撰文自速。故读书或需时数年，作文辄数月可尽也。札记或抄录原典，或记一时所感，要在分类合理，积时既久，序列各类文献，综贯其思，自成脉络。若中有跳跃、疏离处，则再回看诸书，采择要义，合诸文献，前后绾合，则佳文可期也。
理论研究若不能建立体系，便是跛脚之理论，必漏洞百出，不耐人思；考证之文若不能由此关联更大问题，则考证之意义便极有分限。考证事实既明，须环顾左右，一观此事实影响范围若何。范围愈大，则考证之价值便也愈大。故由考证入，亦须由考证出，方使考证焕发神采。
无论何种理论，论其极致，皆归简单。此读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即可明吾言非虚。若自觉深识而难鉴其奥，非原论者表述复杂，即原体系未够稳实，故读来支离难合。然亦有理论固自圆融，而自家识力难逮者。要在明其骨干以立其本，然后再辅以枝叶者也。
处今日之世，自不应闭目塞听于西学之外，即便研究中国古典，亦不妨以西学理论衡诸旧学，或多有发明之地，甚者发千古之覆亦未可知。然中西之间文化背景毕竟有异，故中西之学，宜取其并流汇合处，方使两者彼此契合，而不至骨鲠其间。一味简单套用，适形其局促而已。
昔时批评家多由作家客串，故诗圣杜甫有《戏为六绝句》，词宗李清照著《词论》，略述其批评观念。今日学者擅创作者寥寥，是以欲窥诗心词心，往往有隔。故含玩诗词之余，亦不妨略事创作，以为学术研究增多创作体验。
范畴研究，人多以为易，其实至难。盖前人用词极随意，且一词出入不同领域，各有会心，仅梳理源流，便增许多烦恼，要在明其梗概，参以语境，方能不为所惑，略得其旨。
选本乃古人所重，故用心特甚，常以数年甚至数十年编选抄录，方成定编。序言、凡例自是窥入门径处。同类选本，操选政者不同，选目差异亦大，宜于出入之处细思。概言之，一选本既见一人之思，抑或寓一代之思，此深可求索者也。
接受史非止看其是否被選录，是否被评点，要在其选录地位如何，评点话语切中何处，方是他心意重地。
比较之观念应予强化，无比较，即无所谓特性。即如说某人身材高，亦要看是与谁比，与姚明比，盖不得谓之高；与潘长江比，其高亦无甚意思。文学研究亦如此，如研究欧阳修散体文，便不可只在一部欧阳修文集中做道场，要前看韩愈，后看苏轼，才知欧阳修究竟身处何地。
凡立一论，须兼顾左右，故分寸感最宜讲究。过犹不及，价减其半，其间拿捏精稳处最见识力，须时日积累，方臻高境。然其微妙处，亦难以言传，或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
所谓摘要乃是将文章要点或结论，循文章逻辑结构而作一重新组合叙述，并略述其价值与意义。摘要文字须精粹自如，故不宜有引文或出注释。勿将摘要写成引论，也勿将摘要简化为文章思路或框架之描述。
关键词与论题名称重合度自较高，论题对象、核心范畴等，理当位列关键词之中。譬如研究顾炎武之诗学，则“顾炎武”“诗学”自当为关键词，他者再自酌取。
引论乃开篇文字，最是一篇之目，需逶迤而来，才见风姿；然亦不可绕行太远，总是若近若远之间，徐引出话题，才有意味。
凡帝王纪元，应括注公元年，方能予今日读者以明晰之时间概念。
注释应以研究性文献为主，原典注释只需首引作品时注明版本即可，以下再引同一原典，文后括注卷数或题目即可。
文末或有结语，或有余论，此虽皆为篇末文字，其实方向迥异。盖结语者，乃收束上文意思者也，须将前述散漫各处之观点，统而综论之，以见整体之认知；余论者，由上文宕出者也，与本文实在离合之间，往往可预留下一篇文字。
论文语言以自然精准为上，倘有余力，则不妨求其文采、点缀感性。尤其文学论文，稍具文学灵性，得思理、文采之双美，亦别具论说之魅力者也。故有一等之识力，亦须有一等之感性，此余所以屡有“做有温度之学术”之议也。
平时读书，亦需留意词汇，盖一学有一学之话语体系、表述习惯。吾人咀嚼之间，明其使用之法，待自家作文，诸词或于指间不经意流出，看似妙手偶得，而实乃平时涵养而成。
文献综述非简单列举已有之成果，须对成果已解决之问题、解决未尽之问题、解决有误之问题、尚未受关注之问题等均有分析，如此方能使自家论题从容出场。
期刊论文，年或总检一二次，盖学术进阶之速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虽而今所刊文章，未必皆在学术前沿，甚者有退居数十年之前者，然翻检之下，亦大率可知今时学术之大势也。尤其考证之文，若未及时关注，一旦文章涉及而懵然无知，徒贻人以笑柄也。
学术研究应充分尊重学术史，故应多读多参学术史，若一篇论文注释文献皆为原典，则是对学术史之漠视（除此研究对象确无人关注外）。不知学术史，则创新云云实亦不知从何说起。若故意遮蔽学术史，则其学品亦似有亏。
评价学术史须持客观之心，若恶评过甚，适足以现其心胸未广也。盖学术史必是贡献与不足兼具，有其贡献，方见学术之进益，吾人理当持敬重之心；有其不足，才有尔今日论题提出之依据。
引文宜短不宜长，如委实重要，长亦无妨，惟引文之后，相关分析之比重应大致相当。尤忌引文之后，未发一语，便悄然退场，此最可恨。即如人问：“何为珠江？”尔引出两节材料便兀自离去，亦如引客至江边，随指江面曰：“此即珠江。”如此文章何必署尔名下？任题一人可也。故材料与观点间之论证一环，断断偷懒不得。
论文尽量勿连续征引材料，盖一者材料堆砌，阻塞文气；二者材料与材料间之关系，因未经分析，往往难以厘清。尔自己尚说不清，岂能指望读者弄清？由观点层次带出材料层次，乃材料运用之理法。
新文献乃学者寤寐思服者，然亦可遇而难求，至少难以一求再求。故觅得一节珍贵文献，岂容易哉！若无深远之眼界，新文献亦难当其用，甚者才见天日，又蒙尘埃矣。盖人苦求文献，文献亦待沽于人。若新文献欣欣然而至，尔却只顾以一瞥，甚至懒予理会，随意放过，亦真如暴殄天物、全无心肝者也。尤是表述理论之文献，应一一勘察语境，细致寻绎其脉络，明乎其落脚点及旁涉处。否则，千说万说，只是自说，岂关乎原论哉！
非有新文献或新观点，勿刻意为文。盖文非一事，关涉多方，若不能自作主张，稍一布置，则左支右绌，难免落入他人窠臼，而不能成自家篇章矣。
旧文献未必可弃，或多蕴新思理，其要在别具眼力，识得旧文献之特异处、婉转处、隐微处，此数处或皆为人所弃，然或正是尔文章生动处、创意处、推进处。融斋识出“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才能妙发诸论，一醒吾人耳目。故若无锐心敏感，新旧文献皆黯淡无光矣。
古人序跋、手札固自珍贵，若据为定说，则尚须谨慎，盖其中或有不得不说者、虚与委蛇者、违心而论者、言之过度者，若未能与他处之论合勘，终难令人放心。故其虽可宝，亦须宝之有度也。
引他人之论，勿失去自我。盖论虽出他人，却应为自家服务。否则全篇屡见张说李说，不见尔说，是拱手让出自家地盘也。
古籍版本总以名家标点笺注、资深古籍出版机构本为上，此虽与一般读本差异或止数处数十处，恰便是见眼界功力处。盖此类版本往往于他人无力处有力，迥出意表，所以可贵。勿仅以身边所有，眼中所及，随意据为底本，而不烦比勘诸本。盖版本亦见学术之格调者也。
昔吏部有作文“气盛言宜”之说，然撰论或与之稍异，若于从容之中自然带出力量，方为论之胜境。故少年撰论往往意气过甚，盖功力未至也。读老辈文章，则仿佛闲坐而说流年，一声一息，未见深重，而其中曲曲折折，俱和婉自然，如在目前，令人神往。此视一味声色俱厉而言多枝蔓者，其境之大小可立判矣。
佳文总是兼有理论与文献之长，理论见凌空之思，文献见踏实之功。此亦融斋所谓“读义理书，要推出事实来；读事实书，要推出义理来”也。故视野不妨开阔，问题总落实处，俯视、仰视、平视三种维度于一文之中，须交叉使用，方使文章动宕得奇。
佳论亦如名楼，有巍峨壯观之形貌，具沉雄阔大之气韵。以底座为之基，以上各层应各有景观，且论说高度与广度应有差异，自现象描述、本质揭示、原因分析、比较差异以迄价值判断，彰显文章渐次攀升、深化之理路。若只是徘徊在同一层面，纵使列举材料众多，也不过如平行之平房，总在底座，既未见高度，亦难得纵深，眼界自然难以高远。故逐一各家之叙说，总不如列出问题之层次，而后统率各家相关论说。即便史论文章，亦以以论统史为上，一味条列历史叙说，只是客观呈现，难见作者心胸，并汝之位置亦无法安顿矣。
凡论文，初稿不妨臃肿，即材料连缀、观点跳跃、结构错乱亦无妨，盖初稿不过安置格局大体而已；二稿则需瘦身，凡堆砌处去其重，跳跃处衔接之，错乱处理顺之，眉目始渐趋清朗；三、四稿则要出其神韵，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紧凑有型，精稳自如，收放之间，见出作者神思妙想。
修订文章，须有于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之力。盖初稿材料或堆积过甚，故修订要有乱中取胜之法，凡论证一事，则留一二最要文献，余则悉数刊落。若初稿观点紊乱，则以理定一线为先，亦笠翁所谓“立主脑”也。主线既明，复求羽翼丰满。
撰论虽有含笔腐毫与才思敏捷之异，若皆以做得好文为宗旨，则不以迟速分优劣也。
若立志终生治学，则需早立自家田地。自古及今，治学者何止万数，学术富饶之地，或分封或被占，所余者能有几何？然此亦看如何说，若偶得妙题，一力耕耘，亦足惊世。即他人已多开垦之地，或多在地下三尺喧闹不息，若得大力再往下掘地三尺，或真正宝藏原封未动，坐等知音者久矣。
初涉一域，所作文章多因一事一题而起，俟涉猎既广，篇幅既富，便须有格局意识，积以时日，乃可自立堂庑，终成家数。
中观、宏观之作，必待微观研究稍具规模之后方有可观，若才识得皮毛，格局尚难支撑，便欲纵论天下，则非愚则妄也。
虽吾人常言：文章不同，其异如面。然文之高下毕竟有品，不容不辨。故择其佳论若干，研味其间，或霍然可悟撰论之方也。古诗文研究领域若岭南吴承学、金陵张伯伟、帝都葛晓音、沪上陈尚君、武汉王兆鹏、蜀中周裕锴诸君，皆一时之选，其所撰论，多异样出色者也。故初涉论域者，宜就性之所近，含玩其文，引以为楷式。
真学者大率谦抑有度，虚怀若谷，不见一丝傲气戾气。盖茫茫尘世，浩瀚典坟，以一人之力，所知者能有几何。即稍有涉猎者，抑或恐知之未必真，所造未必深。是学界狂夫，必非真学者。
即便读至博士，亦未必具读书、研究之天赋。盖今人攻读学位，兴趣乃其一，若父母督促、名利诱惑，或更具助力者也。昔陆平原言作文乃“伊兹事之可乐”，彼驰骋天赋，随意挥洒，便成妙文，故易得过人之乐。学术亦然，若孜孜兀兀，备尝种种艰难劳苦，而难以卒篇；或虽能成篇，视彼天才骏爽之文，相差不能以道里计，则亦宜尽早回头，另觅方向。盖人本各有禀赋，且人生之乐，不止学术一途也。何必局促一隅，自囚身心，而欲以一己之短与他人之长联镳并驰于学术之途耶！
撰论之法，虽可条列数种，而领悟深浅却在各人。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亦如教人作诗，多亦不过至七十分而止，若作得九十分诗，必是其自家天才焕发而至，岂是老师所能教底！若乃师果有此本领，则门下人人皆诗仙诗圣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其斯之谓乎！吾子其勉乎哉，勉乎哉！跋
客有闻余撰论话者，笑曰：“明清以八股取士，坊间言制义要略者遂众。今君之论话，亦衍其余绪，而欲为撰论之广大教化主耶？”答曰：“不然。彼言如何破、承，如何起、入，乃多矩式事；若余之论话，则要在我发挥，以成自家篇章者也。其不同如此。且余之所论，不过闭门与诸弟子烹茶闲话，乃答门弟子问也，庶乎‘家语’，何足为外人道哉。”客又曰：“八股程序桎梏性灵，君言论之种种，亦多以范式示人，或难免局促人思矣。”答曰：“非也。时文示人以规矩，然其弊非在规矩自身，而在以‘四书’拘束思理也。吾人于此世间，若无规矩何以自立？为文理亦如此。凡为文体，以敷理举统为先，乃当然耳，舍此则文体亦不立，然名家为文固千变万化于其中矣。故余为言论之法则，亦非可据为定数，乃须出入其间，活用其法也。便是八股文中，精妙之文亦何可尽数！以此可明法可呆人，亦可活人，其要在人之不同耳。今之撰论者固各有主张，然其要义，犹有可言说者。因不避谫陋，略述管见，如斯而已。”客闻而诺诺，揖手而去。余因录以上主客问答之语而以为跋。丙申上巳日倦月楼主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