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吴乔云：“明人以集中无体不备，汗牛充栋者为大家。愚则不然，观于其志，不惟子美为大家，韩偓《惜花》诗，即大家也。”（《围炉诗话》卷一）为何韩偓以一首《惜花》诗即能称大家？吴乔所谓“观于其志”，又是指何而言？韩诗如下：“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眼随片片沿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字面上句句都是惜花之意，但后人都认为别有寄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自咏怀抱。如清人朱三锡云：“此篇句句是写惜花，句句是写自惜意，读之可为泪下。”（《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二，抒发亡国之恨。持此说者最众，比如清人吴闿生云：“此伤唐亡之旨，韩公多有此意。”（《韩翰林集》）吴汝纶则云：“亡国之恨也。”（《唐宋诗举要》引）今人刘学锴先生则认为它“称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挽歌”（《唐诗选注评鉴》）。这种评价符合事实吗？
韩偓是唐末大臣，唐昭宗对之极为倚重。在朱温即将篡唐的危难时刻，韩偓始终忠于朝廷，因此被贬荒远之地。唐朝既亡，韩偓义不仕梁，入闽隐居。据南宋刘克庄《跋韩致光帖》，在朱温篡唐八年之后，韩偓仍然书唐故官而不用梁之年号，真乃唐末凤毛麟角的忠节之士。正因如此，后人解读《惜花》诗时，往往将它与唐末史实直接联系，例如吴乔云：“余读韩致尧《惜花》诗结联，知朱温将篡而作，乃以时事考之，无一不合。起语云‘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是题面。又曰‘眼随片片沿流去’，言君民之东迁也。‘恨满枝枝被雨淋’，言诸王之见杀也。‘总得苔遮犹慰意’，言李克用、王师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伤心’，言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意显然矣。此诗使子美见之，亦当心服。”（《围炉诗话》卷一）姚范对此评极为推重：“看唐诗当须作此想，方有入处。”（《援鹑堂笔记》卷四四）陈沆的解读也基本相同：“此伤朱温将篡唐而作。次联言君民之东迁，诸王之见害也。三联望李克用之勤王，痛韩建之逆主也。结末沉痛，意更显然。”（《诗比兴笺》卷四）今人吴在庆在《韩偓集系年校注》卷二中系此诗于后梁乾化五年（915），此时韩偓身在闽地南安，上距唐亡已有八年，故吴认为：“此诗乃作于唐亡后多年，非唐将亡时诗，以唐将亡时情事比附解释诗句，恐未必符合。”可惜此诗系年并无确据，据此反驳吴乔之解读亦显无力。笔者也不认同吴乔之解读，因为如果每句皆指某项史实，那么此诗究竟作于何年？今检朱温逼迫朝廷东迁洛阳并弑昭宗，事在天祐元年（904）。朱温使蒋玄晖尽杀昭宗诸子德王等九人，事在天祐二年（905）。至于李克用之勤王，如指其在黄巢进犯长安时率军赴难，则事在中和二年（881）；如指其在昭宗遇弑后令三军缟素，临终时遗命务灭朱温，则事在天祐元年（904）及五年（908）。王师范之奉诏进攻朱温军，事在天复元年（901）。韩建在华州行在所杀通王等诸王十一人，事在乾宁四年（897）。除了李克用之勤王难以确定年代以外，其余史实皆发生在天祐二年（905）以前。如韩诗全篇皆紧扣史实，则末联乃指唐室将亡而未亡，故必作于天祐五年（907）朱温篡唐之前。这样，此诗必作于天祐二年至天祐五年之间，也即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时期。韩偓于此时作诗惜花，并暗讽时事，为何所及之时事忽前忽后，时序混乱？且如韩建杀诸王早于蒋玄晖杀诸王八年，为何在韩诗中的时序先后颠倒？而且同样是指诸王被杀，为何叙德王等被杀用叙述语气，而叙较早发生之通王等被杀却用假设语气？可见吴乔之解读其实是穿凿附会，故扞格难通。
且从艺术上看，吴乔之解读也绝不可取。若依此解，则韩诗除了首联以外句句皆实指某事，全篇则浑如哑谜，这是对比兴手法的极大曲解。韩偓诗风，以“词致婉丽”为最大特征，宋人陈政敏和薛季宣皆持此论（分见《遁斋闲览》与《浪语集》卷三〇《香奁集叙》）。韩偓要在咏物诗中暗寓亡国之恨，岂会如此直截浅露！
那么，韩偓《惜花》诗还能“称得上是一首唐王朝的挽歌”吗？能！我们先从咏物的角度来细读此诗。古代咏物诗的主流，是咏物中需有寄托，在对物象的描写中需有情感的投射。早在南朝，刘勰就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又云：“写物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到了唐代，杜甫的咏物诗树立了咏物寄情的典范，正如清人乔忆所言：“咏物诗齐梁及初唐为一格，众唐人为一格，老杜自为一格。……当分别观之以尽其变，而奉老杜为宗。大率老杜着题诸诗并感物兴怀，即小喻大，何尝刻意肖题，却自然移他处不得。”（《剑溪说诗》）韩偓生于唐末，作诗咏物当然会继承杜甫的传统。况且韩偓的姨丈李商隐即是咏物诗大家，其咏物之作大多深情委宛，寄托遥深。韩偓年方十岁即以送别诗蒙李商隐之赏识，日后李商隐有诗追忆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之一）李商隐的诗风会对韩偓产生一定影响，乃情理中事。所以韩偓的咏物诗也与李商隐诗一样具有寄托遥深的特点，这首《惜花》诗即是一例。试看李商隐《落花》：“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诚如清人姚培谦所评：“此因落花而发身世之感也。天下无不散之客，又岂有不落之花！至客散时，乃得谛视此落花情状。三四，花落之在客者。五句，花落之在地者。六句，花落之犹在树者。……人生世间，心为形役，流浪生死，何以异此。只落得有情人一点眼泪耳。”（《李商隐诗歌集解》引）何焯评曰：“致光《惜花》七字意度亦出于此。”（同上）此评极具手眼。李诗虽然寄托着身世之感，但在字面上则句句皆是写落花。韩诗“意度亦出于此”，当然也是别有寄托，但字面上则句句皆是写惜花。首联开门见山，叙述枝头残花之情状。“皱白”者，枯萎皱缩之白花也。“腻红”者，细腻鲜丽之红花也。白花即将脱离高枝，故离情悲切。红花暂时无恙，然亦深愁盛况难久，故沉寂无语。不同品种的花卉，开花落花都是有早有晚，但是花期短促则是普遍规律。所以在诗人眼中，“皱白”也好，“腻红”也好，都是转瞬即逝、值得哀悼的美好事物。此联的写法颇为新奇，诗人并未说自己如何怜惜残花，而是说将落未落的花朵在枝头自哀自怜。这样的拟人手法赋予花朵以情感、生气，堪称传神之笔。次联转从诗人的角度来观花：水流花谢，诗人的眼光随着片片落花流向远方。雨淋残花，诗人的心中愁恨堆积。颔联将情思转到飘坠地下的落花：落花随风飘荡，不由自主。如果落处有青苔遮掩，总算是个洁净的去处，诗人还能得到一丝慰藉。假如落在污泥浊水之中，诗人就更加伤痛难忍了。这两联前者实写，后者虚拟，虚实相应，很好地表现了诗人惜花、悼花的百转愁肠。末联写落花既尽，春天已逝，诗人无可奈何，只得以酒浇愁。明日重到此地，映在池塘中就只有一片绿阴了！
诗人惜花，多因花期短促象征着美好的事物容易消逝。刘禹锡诗云：“但是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和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吴融诗云：“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情》）前者实为哀悼少女早逝，后者干脆以“情”为题。杜甫在乾元元年（758）春季在曲江池边看到落花成阵，不由得连声惊叹：“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清人蒋金玉评曰：“只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杜诗镜铨》卷四）为何如此？因为此时大唐王朝中兴无望，诗人自己也前途渺茫，满腹愁绪，乃借落花一吐为快。如果说前人的落花诗多抒哀惋之情，那么韩偓的《惜花》诗简直是悲不自胜。如非心怀深哀巨痛，何以致此？对韩偓而言，还有什么比唐朝衰亡更加悲伤之事？所以吴汝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亡国之恨也！”我们不必将此诗句句落实到唐末史实，诗人的比兴手法是从整体着眼的，他对亡国之恨的抒写也是从整体落笔的。惟其如此，此诗在千古的落花诗中卓然挺出，因為它确实是情深意长的“一首唐王朝的挽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