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三宴诗集》，唐代高正臣编。唐宋公私书目均未著录。《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所载皆同人会宴之诗，以一会为一卷，各冠以序，一为陈子昂，一为周彦晖，一为长孙正隐，三会正臣皆预，故汇而编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史书记载高正臣生平极简略，《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载：“正臣，襄州刺史。”（《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又张怀瓘《书断》卷下：“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少卿。习右军之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上有风流，可谓堂堂乎张也。玄宗甚爱其书。……自任润州、湖州，筋骨渐备。比见蓄者，多谓为褚后。任申、邵等州，体法又变，几合于古矣。”（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主要側重于高正臣的书法成就。
《高氏三宴诗集》共三卷，上卷收录参与晦日高氏林亭宴饮的二十一位诗人诗歌，计有高正臣、崔知贤、韩重宣、周彦昭、高球、弓嗣初、高瑾、王茂时、徐皓、长孙正隐、高绍、郎余令、陈嘉言、周彦晖、高峤、周思钧、刘友贤、陈子昂、张锡、王勔、解琬，陈子昂作序;中卷收录晦日重宴八人诗，计有周彦晖、高正臣、韩重宣、弓嗣初、高瑾、陈嘉言、高峤、周思钧，周彦晖原有序，已亡佚;下卷收录上元夜参与宴饮六人诗，计有长孙正隐、高正臣、崔知贤、韩重宣、高瑾、陈嘉言，长孙正隐为序，高正臣诗已亡佚。
《四库全书》所收《高氏三宴诗集》，已非原貌。诗集收录三十四首诗歌，宋代蒲积中编撰《岁时杂咏》（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八七，总集类二）全部收入，另收录陈子昂《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和《晦日重宴诗》，三次宴集现存诗歌总计应为三十六首。《高氏三宴诗集》卷中《晦日重宴并序》周彦晖下曰：“序云云缺，凡八人，同用‘池’字为韵。”实际此次与宴者加上陈子昂应为九人。《全唐诗》收入陈子昂该诗，故卷七二高正臣《晦日重宴》题目下有注曰：“是宴九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晖为之序。”卷下长孙正隐《上元夜宴效小庾体》序云“凡六人”。《全唐诗》卷七二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题目下有注曰：“上元之游，凡六人，皆以‘春’字为韵，长孙正隐为之序。”与宴者有陈子昂，应为七人。
《高氏三宴诗集》今存两篇诗序简短，《岁时杂咏》所载与之不同。《岁时杂咏》载陈子昂《晦日高文学置酒外事》其序云：
夫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然而地或幽偏，未睹皇居之盛;时终交丧，多阻升平之道。岂如光华启旦，朝野资欢。有渤海之英宗，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形胜，出凤台而啸侣;幽赞芳辰，指鸡川而留宴。列珍羞于绮席，珠翠琅玕;奏丝管于芳园，秦铮赵瑟。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雄之客。抚都畿而写望，通汉苑之楼台;控伊洛而斜一，临神仙之浦溆。则有都人士女，侠客游童。出金市而连镳，入铜街而结驷。香车绣毂，罗绮生风。宝盖雕鞍，珠玑耀日。于时律穷太簇，气淑中京。山河春而霁景华，城阙丽而年光满。淹留自乐，玩花鸟以忘归;欢赏不疲，对林泉而独得。伟矣！信皇州之盛观也。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摽洛下之游。魏室群公，独擅邺中之会。盍各言志，以记芳游。同探一字，以“华”为韵。
《全唐诗》所载题目为《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抚”作“总”，“斜一”为“斜□”，题目下注明：“序内缺一字。”《高氏三宴诗集》陈子昂序为：
有渤海之英宗，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凤管而啸侣，幽赞鸡川而留宴。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雅之客。凡二十有一人，皆以“华”字为韵。
删除剪裁，增加文字，与《岁时杂咏》之序大不相同。《岁时杂咏》载长孙正隐《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序云：
夫执烛夜游，古人之意，岂不重光阴而好娱乐哉！且星度如环，晷才周而已袭;月华犹镜，魄哉生而遽圆。忽兮遇春，俄兮临望。重城之扇四辟，车马轰闻;五剧之灯九华，绮罗纷错。兹夕何夕，而遨游之多趣乎！且九谷帝畿，三川奥域。交风均露，上分朱鸟之躔;溯洛背河，下镇苍龙之阙。多近臣之第宅，即瞰铜街;有贵戚之楼台，自连金穴。美人竞出，锦帐如霞;公子交驰，雕鞍似月。同游洛浦，疑寻税马之津;争渡河桥，似向牵牛之渚。实昌年之乐事，令节之佳游者焉。而戒晓严钟，俄喧绮陌;分空落宿，已半珠城。盖陈良夜之欢，共发乘春之藻。仍为庾体，四韵成章，同以“春”为韵。
《全唐诗》所载题目为《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并序》，“扇”作“扉”，“闻”作“阗”。《高氏三宴诗集》所载长孙正隐序也经过删除剪裁，其序云：
九谷帝畿，三川奥域。交风均露，上分朱鸟之躔;溯洛背河，下镇苍龙之阙。多近臣之第宅，即瞰铜街;有贵戚之楼台，自连金苑。美人竞出，锦帐如霞;公子交驰，雕鞍似月。同游洛浦，疑寻税马之津;争渡河桥，似向牵牛之渚。实昌年之乐事，令节之佳游者焉。凡六人，同用“春”字为韵。
《唐诗纪事》卷八长孙正隐门下收录诗序与《高氏三宴诗集》所载序略有出入，“镇”为“锁”，无“凡六人”以下二句。唐诗之序，包括一首诗之序和多首诗之总序，后世选家或编辑家有时对其删减并不鲜见，如唐中宗李显《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之序，《全唐文》全序一百六十八字，而《全唐诗》删减后仅剩三十六字。《全唐文》卷七八八载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全序九百八十余字，而在《全唐诗》卷五六六，李节的诗序题目变成了《赠释疏言还道林寺诗并序》，序文比《全唐文》序少了三百余字。因此，解读《高氏三宴诗集》两篇诗序，需要借助《岁时杂咏》或《全唐诗》进行勘验，复原诗序内容。三次宴饮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是上元夜宴饮、晦日高氏林亭宴饮、晦日重宴，而《高氏三宴诗集》排列顺序依次是晦日高氏林亭宴饮、晦日重宴、上元夜宴饮，与时间顺序不同。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收录高正臣、崔知贤、韩仲宣、周彦昭、高球、弓嗣初、高瑾、王茂时、徐皓、长孙正隐、高绍、郎余令、陈嘉言、周彦晖、高峤、周思钧、刘友贤等17位诗人与宴诗作。计有功于刘友贤诗后云：“已上并高氏林亭之客。外陈子昂、张锡、王勔、解琬，各载其门。”《唐诗纪事》卷七、卷九、卷十二分别收录王勔、张锡、解琬与宴诗，而卷八陈子昂门未收其与宴三诗一序。王仲镛校笺指出：“陈子昂门不载其诗，盖《纪事》采之《高氏三宴诗集》，而此《三宴集》亦非正臣所编原本也。”（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七，中华书局2007年版）又于卷八“陈子昂”门下按曰：“今书中张、王、解三人下均载其诗，而子昂三宴皆预，此独不载其诗，且《四库全书》本《高氏三宴诗集》亦无子昂之作，疑计氏所见亦非完本也。”（同上书）计有功《唐诗纪事》“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但该书并非唐诗汇聚大全，如李白诗仅收录二十余首，杜甫所选更少。《唐诗纪事》选录陈子昂诗，只录《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余九十余首一概未选。因未选陈子昂与宴三诗而言计有功所见《高氏三宴诗集》非高正臣所编原本，恐证据不足，况计氏前有交代，称陈子昂等各载其门，可知计有功应该是看到了陈子昂的与宴诗。计氏未选陈子昂三首与宴诗，并未乖违《唐诗纪事》编撰体例。
《高氏三宴诗集》在当时及后世并未引起重视，唐代唐诗选本在宋元明清多有刊刻，但《高氏三宴诗集》未见刊刻流布记载，直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才将其收录。《高氏三宴诗集》价值有三个方面：
第一，保存诗歌流传不致亡佚。诗集所收二十一位诗人诗歌，其中高正臣、周彦昭、王茂时、弓嗣初等十三位诗人今存诗歌全赖《高氏三宴诗集》得以保存。计有功《唐诗纪事》、蒲积中《岁时杂咏》也依凭《高氏三宴诗集》而收录宴饮诗作，后又因此而收入《全唐诗》，《高氏三宴诗集》于存诗有功焉。
第二，真实记录了唐代文人的宴饮场面。唐代君臣宴饮、文人宴饮盛行，前者如中宗皇帝李显与韦安石、苏瑰等朝臣宴饮，以《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为题赋诗，并言称“其最后成，罚之引满”。（《全唐诗》卷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德宗皇帝李适于贞元四年重阳日与群臣会宴，带头作诗作序——《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并序》，“由是百僚皆和”，德宗“自考其诗”，分为上中下三等（同上书）。文人宴饮更是司空见惯，如崔知贤等六人作《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等等。《高氏三宴诗集》就是节日文人游赏宴饮的诗歌汇编。按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统计，“唱和集”有四十六种唐诗选本，属于宴饮类唐诗选本只有《高氏三宴诗集》和《洛下游赏宴集》两种，但后者已亡佚（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宴饮类唐诗选本独此一种，更显珍贵。文人宴饮不同于君臣宴饮，表面看是自由组合，背后却隐含着难以言说的诉求。以陈子昂为例，高宗调露元年（679），陈子昂“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历抵群公，都市靡然属目矣”（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全唐文》卷二三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调露二年（680）陈子昂在洛阳。崔知贤《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题下注：“得‘鱼’字。同赋六人，孙慎行为之序。”又崔知贤题下附孙慎行序曰“调露二年，暮春三日，同集于王令公之林亭”云云，陈子昂参与此次宴集，可以推算三宴时间当在调露二年初，三宴之后，又有三月三日宴集。翌年即开耀元年（681），高宗颁《严考试明经进士诏》，陈子昂写诗文呈送中书令薛元超，以求提携。开耀二年（682）陳子昂因应试不第，西归长安，择路入蜀回乡（参见徐文茂《陈子昂年谱》，载《陈子昂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可知调露二年陈子昂一面准备应试，一面“历抵群公”，广交名士，其所与三宴与三月三日宴集，皆与此有关。三月三日宴集者除席元明外，还有崔知贤、韩仲宣、高球、高瑾、陈子昂，均为三宴参与者。参与三宴者，或有一定地位，或家族显赫，或已登进士第，正是陈子昂渴求结交之人士，如高正臣“连姻帝室，官至卫尉卿，寓居洛阳，善咏爱客，一时名士，多所交接”（《〈高氏三宴诗集〉诗后》）;弓嗣初于咸亨二年登第;高瑾是高士廉之孙，咸亨元年登第;郎余令博学擢第，曾任高祖第十四子李元轨府中参军;周彦晖于咸亨五年登第，等等。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序云“渤海之英宗”“平阳之贵戚”“冠缨济济”并非虚言。序中又云“岂可使晋京才子，孤摽洛下之游”，委婉透出自己的心曲。故此，《高氏三宴诗集》不仅对后来的宴饮唱和类唐诗选本产生了影响，也透露出当时诗人游赏与宴背后的交结需求。
第三，《高氏三宴诗集》对于唐代的节日风俗有认识价值。上元节又称元宵节，是春节中的又一个高潮。是时都人士女，盛装出游，宝马雕车，火树银花，灯光烛影，热闹非凡。唐代两都元宵节的欢娱情景，唐诗多有记载。晦日是每月最后一天，正月晦日是正月最后一天，也是唐人看重的节日。德宗以“晦”字不祥，推后一天至二月一日，并改称中和节。吕渭“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即言此（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全唐诗》卷三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酒。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为节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开元天宝遗事》记唐人正月晦日游赏宴饮盛况：“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骑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根据诗歌及诗序内容，三宴地点是在洛阳高正臣私家园林。据有关学者考证，唐时两京园林别业数量众多，仅京兆府就达201处，河南府达114处（详见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造园数量如此之多，一方面反映了大唐盛世经济富庶，遂致造园风气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代官员和文人的生活是何等优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