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证诗

诗歌不同于纪实，故严格地说，“以史证诗”作为方法来说常常是行不通的，如清人往往征引史实说明阮籍《咏怀》诗的内容，以求确切，有时不免牵强。但是，我国古代毕竟有很多诗歌，的确是缘事而发，在表现上却言在此而意在彼。如读者误以为“作诗必此诗”，也就不能得其本意，所谓“郢书燕说”，便是同类毛病。可见“以史证诗”，也不失为论世说诗之一法。著名的《七步诗》，就有一个历史故事;而咏史、怀古类专题，更是与史实相关，都无烦费辞。只是有一些诗与相关史实的联系，在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今天的读者看来，何异作者自家脚指头动。然而前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笺证的工作，是很可利用的参考资料。如陈沆《诗比兴笺》便是这种性质的专著.古代作家别集的编年笺注本，也是极可留意的。下面是一个学人的经验之谈：

我们平常读古代诗人的集子，最希望得到编年的本子，因为容易了解诗人的行迹、交游，处处易于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联系思考，因而也更便于知人论世。我们读古人书，更重视好的“笺注本”。而重“笺”尤甚于“注”。“注”的是古典，能解决识字问题，却不能知人论世。至于今典，即作者同时代的人和事，有的见于记载，有的就不见，甚至只藏在作者的心底，旁人和后人是无法知道的。“笺”即就记载中的旁证加以推论，工作做得好，是可以揭露部分真相的。但这到底不如作者自己的说明来得珍贵，这就是我们更加重视作者自注的原因。(黄裳《珠还记幸》，有删节)

作者自注的确宝贵，如宋梅尧臣《汝坟贫女》等叙事诗，往往有小序说明作诗缘起，姜夔的词也多有长序，对读者赏析大有裨益。不过肯做这种有心人的作者并不多，所以到头来读者还得借助专家的笺证，才能有所发明。如陈子昂《感遇》有一首写得很朴拙的诗：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忠。

诗中只说了两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即“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国)，中山烹其子面遗之，乐羊食尽一杯。魏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中山君)孟孙猎重麑，使秦西巴持归，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之，孟孙以为太子傅”。然而此诗并非为咏史而咏史。陈沆笺曰：“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武后天性残忍，自杀太子宠、太子贤及皇孙重润等。《旧唐书·酷吏传》十八人，武后朝居其十一，皆希旨杀人以献媚，宗室大臣无得免者。武后尝欲赦崔宣礼，其甥霍献可急之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头触殿阶流血，示不私其亲。是皆有食子之忠，无放麑之情矣。孰不可妨乎!子昂尝上疏极谏酷刑，又请抚慰宗室子弟，无复缘坐，俾得更生，毋致疑惧，即此诗旨。”以史证诗，可谓得其情实。好的笺注，有益于解诗，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