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好新奇，觉得唐人正规的诗已经作得尽美尽善无以复加了，就想另换一种面目，一种口味。按理说，这也是不错的。不过独出心裁的办法也只能在一个时期里发生作用，而且也不可太偏。专门在某一点上考究而抹煞其他重要因素，这就失于偏，同样会被人厌弃的。

黄庭坚所领导的江西诗派，专门以句法求新，就有这个毛病。

江西诗派虽然在近代占有相当势力，可是前人也有很不以为然的。例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说：“古之诗人虽趋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词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当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

同一诗话里又说：“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诗的好坏不完全在于一句的出色不出色，若必先想好一句好的句子，然后凑成诗，则诗之不能自然，也就可以想见了。譬如衣服妆饰是为人 而设的，有了人不怕没有恰当的衣服妆饰，何必先作衣服妆饰而后找人呢？宋人知道单讲词藻的富丽不足以为诗，可是又忘了单讲句法的奇峭也不足以为诗，所谓“齐固失之，楚亦未为得也”。

除句法以外，宋人又太过偏重先要立意，前人也曾指出而加以批判。谢榛在《四溟诗话》里说:“诗有词前意，词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汪师韩《诗学慕闻》有一段很好的议论：“宋以后诗人有四种好处，曰博，曰新，曰切，曰巧，但坏处也就 在这里，学虽博，气不清，不清则无音节。文虽新，词不雅，不雅则无气象。切而无味，则象外之境穷。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汪氏此说大致不差，然而也有语病。除了巧字是唐人所不甚措意以外，唐人难道不讲求博、新、切吗？不过不专在这上面争胜罢了。宋以后的诗, 如果真能博、能新、能切，那自然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