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甘苦参半的人生

汴京待字和合卺初嫁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明水（今属山东）人，其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其生母当系元丰宰相王珪早卒之长女，这样一来，李清照有可能一落草就失去了生母，或最迟在她一周岁左右时其生母即亡故。此时恰好李格非所任掌管学校课试等教务的地方低级学官——郓州教授秩满而转官为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所属的执掌学规、协助教学的太学录。李格非在汴京既无家室又无宅第，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不大可能将尚在哺乳中的长女李清照携往京城，可能性较大的是李格非不得不将其长女送回离他当学官的郓州近在咫尺的原籍章丘明水。

襁褓丧母的李清照是不幸的，然而明水有她的声名很高、致仕还乡的祖父，至少还有两位知书达理、和善可亲的伯父，两位伯母及堂兄弟李迥等数人，李清照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沐浴着上述亲人的无限关爱，她生活得无拘无束，因而养成了她“倜傥有丈夫气”的爽朗性格；早在及笄之初，她就四处游赏，饱览家乡的风景名胜，如溪亭、大明湖抑或莲子湖等等。齐鲁的壮丽山川和旖旎风光，为李清照创作那种格调豪迈多姿的作品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她在“百脉寒泉珍珠滚”和“清境不知三伏热”的原籍明水大约生活到及笄之年。

在古代，女子年届十五即行“笄女之礼”，就是把头发挽起用簪子别住，这意味着到了待字出嫁的年龄了。虽然在李清照六岁那年，李格非在汴京购置了一座名曰“有竹堂”的宅院，但这主要是他在太学晋升为负训导之责并佐助教学的“学正”和高等学官“博士”以后，业余做学问的地方，也为他日后再娶作准备，而李清照大约是在议婚前夕的十六七岁时才从明水来到了汴京。

尽管很年轻，李清照也明白，老家再怎么温馨，也难以寻觅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于是她半是眷恋，半是向往地开始了在汴京的新生活。或许李格非对东床的遴选举棋不定，或许其间有何波折，或许李清照的心里话对父亲和继母难以启齿，于是她便选择了善传心曲的词来表达她作为待字少女的特有情愫，比如四首《浣溪沙》，显然均为幽居之女的怀春之作，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则是一首“口气宛然”的青春易逝之叹。

正是这首咏海棠的《如梦令》，一出手就产生了轰动效应，使得朝野文士莫不为之击节称赏，从而涌现出可能是我国早期的一批“追星族”，而时任吏部高官的赵挺之的三公子赵明诚（字德父，又作德甫），则是“追星族”中最为痴迷和狂热的一位。他寝食不安地大做相思梦，其潜意识无异于弗洛伊德所谓的“昼梦”，于是当年在汴京就流传着这样一则佳话：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是二十一岁的赵明诚与十八九岁的李清照天作之合的大喜之年。这一对少男少女是幸运的。赵明诚好梦得圆，李清照择婿如愿，他俩不啻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缔结了一段令当代和后世不胜艳羡的“夫妇擅朋友之胜”的理想姻缘。

赵、李新婚之初的一二年，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此时李清照的自视之高几无伦比，这从她在合卺前后所写的《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等词中可窥视一二，她时而说“造化可能偏有意……此花不与群花比”，时而又云“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以及词人着意描绘的那枝带着晶莹露珠的春意盎然的红花（《减字木兰花》），显然都是作者娇嗔优雅身世之自况。

新婚的头两年，李清照只是偶尔填写欢愉之词，这两年她主要是与丈夫一起兴致勃勃地抄写整理那些稀世典籍。这期间，赵明诚还在太学作学生，每半月告假回家一次，每次回来，他步行到汴京城内的大相国寺，先典当一些衣物，从中拿出半千钱购置碑文，还总是不忘记给妻子带回一些她喜欢吃的干鲜果品。两人一面咀嚼零食，一面展玩所市文物，就像忘怀得失、不慕荣利的葛天氏之民，其乐无穷。他俩也有某种憾事，那是因为即便作为“贵家子弟”，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购买像南唐徐熙《牡丹图》那样的贵重文物，在留下来欣赏两日夜后，物归原主时的所谓“惋怅”。实际上，这是一种夫妻相知相谐、令人回味不尽的甜蜜感受。

汴京泣别和党争株连

在赵明诚和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李格非被编为以已故苏轼为首的“元祐奸党”，从而被罢黜出京城。与此同时，朝廷又连下二苛诏，分别为：“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尽管李清照受党争株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与此二苛诏中所规定的“政策”直接挂钩，尽管作为已经“泼出去的水”而成为赵家新妇的李清照不一定是本来意义上的“党人子弟”，尽管赵家不一定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宗室”，而主要当因为与苏轼私怨很深的翁舅赵挺之此时连升三级、大权在握，为此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说“何况人间父子情”，意欲借重翁舅援救其父，但却落了个“炙手可热心可寒”的结局。事已至此，回乡暂居以避赵家冷眼，未必不是自幼刚强自重的李清照的被迫选择。

如果不是由于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治高压和人情浇薄，面对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李清照是绝对不会作这种劳燕分飞之别的。由于已往论者未能觉察到李清照在新婚不久所写离情词之真谛，遂附会为赵明诚“负笈远游”云云。实则并非赵明诚而是李清照被迫泣别汴京。

北宋时期的党争，先是新旧两党的较量，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赵挺之和苏轼。随着旧党靠山神宗之母高太后和哲宗之母向太后的相继亡故，在“元祐奸党”及其亲属子弟一蹶不振之后，朝廷的争斗便转为同在新党旗号下、又都是宋徽宗亲信人物之间的较量。这时的对立面就是崇宁年间的左右相蔡京和赵挺之。在崇宁后期，李清照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当为蔡、赵之争所左右。赵挺之炙手可热时，李清照或回原籍以避气焰；在形势于赵家不利时，赵挺之或有借重亲家声名之想，李清照就有可能被“请”回汴京。直到崇宁末年，太白昼现，又因由赵佶亲笔书写的树立于宫中端礼门的“元祐奸党”名单的石碑遭雷击之后，赵佶慌忙下诏，解除党人一切之禁，李清照才得以彻底解脱，从原籍回到汴京府司巷御赐丞相府邸。

重返汴京和婕妤初叹

自从公元1106年李格非解脱之后，虽有“吏部与监庙差遣”之令，但他未必重返汴京。而即使他未再返京，他在经衢之西所购置的“有竹堂”，也未必出卖给他人。一则长女李清照已回汴京；二则在京求学以至谋职的幼子李迒更离不开这份家业的支撑。那么，李家的“有竹堂”仍然可以保留着李清照未嫁时的闺阁和陈设。但此时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当年居住的“小阁”“小楼”暗指为“长门”呢？

“长门”的含义不言而喻。李清照之所以在《小重山》中把自己待字时的居室称作“长门”，当然是借以抒发其“婕妤之叹”。而关于“婕妤之叹”的话头，那得从《怨歌行》谈起。歌曰：“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歌的作者是班婕妤。“婕妤”原是班彪姑母的官职，遂以之代名。班氏渊博德才，初为汉成帝宠幸，后被赵飞燕所谮，退居东宫。相传这首《怨歌行》就是抒发她像纨扇那样，炎夏承爱，秋凉被弃“中道”失幸之戚。后世将这种被弃女子的慨叹称为“婕妤之叹”。

说李清照有过“婕妤之叹”，不仅不是莫须有的，而且随着青春渐逝，日后在这方面有着更深的慨叹，所以此时称之为“婕妤初叹”。事情像是无需证明的公理那样明摆着。在一夫多妻制的宋代社会，纳妾和寻花问柳几成家常便饭，可想而知：一个丞相府邸的三公子，就是发妻在身边都难免心猿意马和三妻六妾，何况一面是盛年离偶，一面是年轻美貌异性的诱惑，怎么能设想只有二十二三岁的赵明诚完全灭绝生理上的欲求呢？所以，廷争的反复无常所导致的李清照的被迫返乡和社会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注定了李清照与当时的广大妇女一样，难免于在爱情上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厄运。

屏居青州期间和莱州寻夫的前前后后

曾几何时，赵挺之对包括自己亲家李格非在内的“元祐党人”，大有挟势弄权、趁机报复之嫌，岂料却应在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上。宋徽宗崇宁年间，对赵挺之而言，蔡京就是那种意欲射杀他的“挟弹丸者”。果然，赵挺之第二次居相位约一年，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三月被罢后五日即卒。卒后三天，在京亲属便被捕入狱。虽然被蔡京所罗织的种种罪名查无实据，但赵挺之还是被追夺所赠司徒等官职。此后不久，赵挺之遗孀郭氏便率其三个儿子、儿媳等“屏居乡里十年”。“屏居”即隐居。这个“乡里”，不是指赵挺之的原籍密州（今山东诸城），而是指赵家在青州（今属山东）所购置的私宅。在这里，李清照把她和赵明诚的书房命名为“归来堂”。又从“审容膝之易安”（陶潜语）句中，取“易安”二字为她的号，即所谓“自号易安居士”，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流传久远的赵明诚、李清照“猜书斗茶”的佳话，就发生在赵家的青州故居“归来堂”。

在青州隐居了约八九个年头之后的政和年间，赵、李两家均可谓时来运转。在赵明诚之母郭氏奏请朝廷恢复了赵挺之被追夺的司徒之职以后，郭氏之长子和次子已经重新走上了仕途，三子明诚的复官亦指日可待。与此同时，为千夫所指的蔡京一党已届穷途末路。而令李清照窃喜于心的是外祖父王珪一再被追夺的赠谥也得到恢复，她和明诚为之付出极大代价的金石古籍的整理收藏，业已成绩斐然，规模相当可观了。

生活稳定、心态平衡了，闲情逸致遂油然而生。此时，赵明诚和李清照在花朝月夕，手牵手，肩并肩尽情游赏，作诗联句。当时的情景，便是十多年后，李清照在一首题作《偶成》诗的前两句所追述的：“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洵为“夫妇擅朋友之胜”。

赵明诚和李清照在青州相处的温馨和甜蜜，很像是传说中萧史和弄玉的爱情故事。后一对恋人共居凤台（亦称“秦楼”）多年后，一朝随凤比翼而飞。而赵明诚在可以和应该偕妻前往的条件下，他独自赴官莱州（今属山东）。这对于曾经是“夫妇擅朋友之胜”的妻子来说，是多么难以承受的情感落差，况且眼下的赵家青州故居早已失去了金石之乐和琴书之娱，已经变得十分“萧条”。因为早在两三年前，长房和二房即携眷簇拥着老母郭氏各自复官汴京。而只有一个不可能在自己身边的异母小弟的李清照，此时可谓举目无亲。往日夫妇和鸣的“酒意诗情”代之以珠泪满面，白天辜负了大好春光，晚上早眠担心做噩梦。她深更半夜里剪灯弄花的举动，岂不是对亲人的急切期待！然而这一切却是痴心女子之想，唯一的慰藉是来自她称为“姊妹”的女伴。不言而喻的是，女伴间的友谊不能代替夫妻亲情，多情善感又向来自信的李清照，一心想找回往日的爱情和幸福。这就是她前往莱州寻夫的家庭和心理背景。

可以设想，假如是丈夫赵明诚来信请她，或派人接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尽快见到亲人的她，无疑会是“载欣载奔”前往莱州。由青州到莱州的实际距离并不远，但是一路上她却感到那么山高水长，心事重重……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按照女性话语、设身处地地读一读李清照在这期间写的两首《蝶恋花》（暖雨晴风、泪湿罗衣），便不难发现李清照的内心苦楚和隐衷。而写于这期间的《声声慢》，曾被极有见地的学者认为是为“寻觅”“良人（丈夫）”而歌！

“人老建康城”

连千百年后的梁启超都被深深打动了的李清照《声声慢》，并非铁石心肠的当事人赵明诚岂能不为之动容，从而回心转意，将一度像是被置于“冷宫”的前来寻夫的李清照请回到其在莱州官舍的书房静治堂，两人共同重操金石旧业。不久，堪与欧阳修《集古录》媲美的、署名赵明诚的《金石录》便“装卷初就”。在此之前，赵明诚于胶水县（今山东青岛平度市）天柱山之阳和莱州云峰山麓，尚有书法珍品《郑羲上下碑》之获。金石、书法诸学给赵、李所带来的乐趣远在声色犬马之上，也使他俩再度回到“夫妇擅朋友之胜”的无比温馨之中。

转瞬，赵明诚知莱州秩满移知与李清照的乡里毗邻的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在这里，赵明诚除了在金石文物方面有更多创获之外，他还以其勤政爱民的廉吏形象，被乡人称重为“有素心之馨”，在公职方面，还做了一件为朝廷分忧解难之事，遂被“录功”、转官晋级。此时，赵、李夫妇益发相赏如初，赵明诚亲切地称李清照为“细君”。及得白居易书《楞严经》（今人或以之为赝品），赵明诚上马疾驰归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更深不寐。

正在赵、李迷醉于金石书画搜求整理题跋之时，汴京沦陷，史称“靖康之变”。于是他俩预感到多年购置、抄写的大宗文物书籍，必将不再为自己所有，为此夫妇二人“且恋恋，且怅怅”。

大约靖康二年二三月间，郭氏卒于江宁（今南京市）。得到噩耗，赵明诚急忙奔母丧南下，李清照便从淄州赶回青州，独自夜以继日地筛选文物准备南运。未料，宋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青州发生了一次地方兵变。李清照逃往江宁，青州故第的十余屋书册什物，已化为灰烬。

李清照从熊熊兵火的青州逃至镇江时，又遇江外之盗，士民皆溃，妻女遇害。她却以其大智大勇，保住了蔡襄所书《赵氏神妙帖》这一稀世之宝，将其完璧归“赵”。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赵明诚动情地为此帖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

李清照于建炎元年底或二年初逃抵江宁时，由于她对这个大家庭的非同寻常的贡献，全家人，尤其是她的心上人赵明诚更对她充满了温存和爱意。作为江宁重镇最高长官的夫人，此时李清照的内心颇感轻松和畅快。大凡人在忧喜交替之时，往往是诗神降临之日，更何况素有烟霞之好和“咏絮”之才的易安居士！大约在建炎二年初春或是年隆冬，每逢天大雪，李清照就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沿着金陵古城远览寻诗。而其所寻诗句很可能就是相传讥讽士大夫、使赵明诚难以赓和的：“南渡衣冠少王寻，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等“惊人”之句。

在李清照写于江宁的作品中，有两首调寄《临江仙》和一首《诉衷情》，假如只是就词论词的话，这类词很难读懂。而如果联系赵明诚此时的形迹和李清照的某种心理加以逆探，对作品的题旨便可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江宁知府赵明诚的形迹，有史有事可稽者，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正面看来，赵明诚是一位儒雅的军政长官。宋、金尖锐对峙时期的江防重镇的知府，洵非等闲之辈所可膺任。况且在要务之余，他尚有与僚属唱和之雅兴。虽然赵明诚的文学作品迄今尚未被发现，但其同僚韩驹的“戏赵”“和赵”之作，在新版《全宋诗》中可以找见。而赵明诚形象的另几个侧面却是令人失望的——他曾把他人的文物珍藏据为己有；他仿佛还是一个深夜不归的章台游冶者——这是因为上述《诉衷情》《临江仙》等词中似乎隐含着一种所谓“庄姜之悲”的难言苦衷，即指女子与春秋前期的卫庄姜类似，因被丈夫疏远而无亲生子嗣所发出的命运悲叹。赵明诚在江宁知府任上的另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是所谓“缒城宵遁”，把自己用绳子系着从城楼上放下来，趁着夜色逃跑。这是一种为自保性命而临阵脱逃的严重失职行为。因此，赵明诚所任江宁知府未及秩满即被罢官。丈夫的这些有损于其自身形象的行为，在志气高迈的李清照心里岂能不激起某种波澜，从而产生相应的作品呢？

生离死别和流寓浙东

赵明诚因失职被罢官不久，建炎三年三月就离开金陵古城，两个月后，赵、李抵达池阳（今安徽池州）时，适逢诏命赵明诚知湖州（今属浙江）。这就必须立即赴朝领命。赵明诚把家安在池阳，一个人急忙赶往行在建康应召。上路时，李清照乘船相送，一直送到赵明诚必须上岸改走陆路的六月十三日那一天。举手告别之际，赵明诚命令似地对妻子说：“在形势告急时，对宗庙礼乐之器，必须亲自负抱，与这些祭器共存亡，千万不能忘记。”说罢，遂骑马奔驰而去。

李清照在池阳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就接到丈夫卧病的书报，所患的是有热无寒的疟疾。这使她又急又怕，因为她深知明诚素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既然患的是热虐，就必定服寒药，这就更加危险。于是李清照就坐上船，一日夜行三百里，火速赶奔建康。明诚果然大服寒药，虐、痢并发，已达膏肓。八月十八日那天，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在李清照看来，丈夫临终仍然心系家国，不像曹操那样内顾缠绵。她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一纸祭文（后人题作《祭赵湖州文》）。李清照遂成为中年丧偶的“未亡人”。在古代夫妇任何一方的亡故，均可叫做“梧桐半死”。

赵明诚逝世的那年闰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后，时局更加紧张，她就派遣两位旧日部属把大宗的金石文物押送去投奔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护卫高宗的伯母隆佑太后的赵明诚的妹夫李擢。不料，李擢和他的父亲闻风而逃。洪州失陷，李清照派人运去的书画文物也都化为云烟。此时重病在身的她又差点受到奸黠善佞的高宗御医王继先以贱价购其全部文物的讹诈。在金人加紧进逼时，李清照走投无路，只得投奔负责编辑诏书的敕局删定官小弟李迒。李迒是跟随御驾行动，李清照乘船在浙东一带紧紧追赶御舟却处处扑空。正在这时她又听到传言，说赵明诚在世时，曾以玉壶投献金人，贿赂通敌，即所谓“玉壶颁金”。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说的：在赵明诚病危时，有一个被叫做张飞卿学士的人，带着一把样子像玉、实际是石制的壶给赵明诚看了一下就带走了。于是“玉壶颁金”的谣言就传开了，还传言有人秘密弹劾此事。

为了湔洗“玉壶颁金”之诬，李清照携家中铜器在浙东追赶高宗以投进。当她于建炎四年二三月间追踪来到今浙江温州时，又一次扑了空。这里的名胜江心孤屿的景致很幽雅，但传来的消息却很惊人，说是金人紧追不舍，朝廷已备好大船，登舟奏事，不日将逃往福州或泉州避兵。这样，李清照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去向。此前，婆母已迁葬泉州。这时赵明诚的次兄已在泉州做官并家于是州，聚族而居。这一切既是促使李清照南去泉州之想的重要因素，也当是其《渔家傲·记梦》词写作的时代和家庭心理背景。至于她为何最终未尝赴闽归族，以往曾考虑到她为御舟行踪所左右之故，此外或许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尚待探讨。事实是身为嫠妇的李清照独自流寓两浙，以至在大病中造成再嫁匪人之悲剧。

从绍兴到杭州，再嫁离异及其他

该当南宋不亡在金人手里，天公的狂风暴雨吓退了不习海战的金兵，宋高宗便由南逃泉州之想转而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驻跸越州州治，李清照也随之来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

翌年，改元绍兴，不久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年号为地名。朝廷如此看重“绍兴”二字，当取中兴发达之意。此时不仅朝廷大有转机，赵、李两家亦因缘而进。在此前后，高宗数次下诏褒录元佑忠贤，李清照的小弟李迒在皇帝身边也受到重视，是年由宣义郎再转（升）一官。来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会稽，李清照此时的心情是赵明诚去世以来不曾有过的宽舒。

几经辗转流徙，金石文物所剩无几，置于卧室之内，病中阅读玩赏，原以为此可“岿然独存”，谁知自己像保护头、目一样保存下来的几箱书画砚墨，却被梁上君子穴壁窃去卧榻之下的珍贵文物五竹筐，李清照为之悲恸不已，遂重赏收赎被盗之物。两天后，邻人钟复皓以十八轴求赏，方知盗贼不在远处。失窃后，李清照痛不欲生，不久又病倒了。

朝廷因会稽从水路运来的粮食物资不敷官、军所用，诏命移跸杭州。李清照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在她四十九岁那年的夏季病情日见危重，一度牛蚁不分。早在安徽池阳时，就觊觎赵、李带来的船载车满的大批贵重文物的张汝舟，此时他看到有不少空隙可钻，诸如：李清照病重，多日昏迷不醒；其弟单纯不谙世情；眼下除了他池阳张汝舟，还有一位誉满朝野大名鼎鼎的同名同姓者，自己大有鱼目混珠之机可乘。张汝舟骗婚得手后，随即对李清照日加殴击，意欲杀人越货。约三个月后李与张离异，并“讼其妄增举数入官”，即告发张汝舟用谎报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骗取官职。张遂受到贬官柳州的惩处。依当时刑律，告发亲人需服刑二至三年，李清照仅系狱九日，这是因为得到赵明诚姑表兄弟、建炎末年曾与高宗共患难的綦崇礼搭救的缘故。事后，李清照以《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谢之。

经过再嫁和离异风波之后，李清照愈加思念已故前夫赵明诚。作为“夫妇擅朋友之胜”的志同道合者，她对丈夫以毕生心血所编撰的金石学名著《金石录》无比珍重，在其逝世五周年之际，重读此书，挥泪写下了一篇堪称感天地泣鬼神的《〈金石录〉后序》。

避难金华和定居临安

《后序》的墨迹未干，李清照就听到了金和伪齐合兵分道犯临安的消息，她便从临安乘船沿富春江逆流而上，奔往金华（今属浙江）。在金华，李清照住进窗明几净的陈氏家里，甚感适意。金华是我国东南著名的风景胜地，素有烟霞之好的李清照在冬去春来之际慕名来到了八咏楼。关于八咏楼之作，历来数不胜数，亦不乏诸如“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昔年为客处，今日送君游”等等脍炙人口之章，但多为抒发个人得失或朋友之念所作，而李清照此时所写的《题八咏楼》一诗所蕴含的却是社稷之忧和江山之叹。

曾几何时，李清照乍到金华，“释舟楫而见轩窗”，心情何等舒畅。几个月后，在金兵撤退、金太宗死亡、宋高宗返回临安，时局好转之时，她却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的春夏之交写了一首十分伤感，乃至痛苦不堪的《武陵春》词。从字面上看，此词抒发的仿佛是一种嫠纬之忧；从情理上说，赵明诚逝世已经六七年，最痛苦的时刻早已过去，再嫁离异的风波也已平息，自己老之将至，不再被单纯的儿女私情所左右，那么，她为何又陷于极端悲苦之中呢？

看来这很可能与朝廷加紧追究的一件事情有关。大约在绍兴四年，有一大臣向高宗进谏道：“王安石自任己见，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天下之乱，实兆于此。”帝曰：“极是。朕最爱元祐。”原来，赵构以为《哲宗实录》系奸臣所修，其中尽说王安石的好话，对废黜新党的高、向两位皇太后不利，而高宗又认为：“本朝母后皆贤，前朝莫及。”被皇帝认为“皆是奸党私意”的《哲宗实录》不能扩散出去，而赵挺之当年在参与修纂此录时所收藏的一部，如今恰由李清照保管。眼下《哲宗实录》被视为冒禁之书，窃窥、私藏都是犯法的（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命运就是这样无情地捉弄着李清照，她像保护自己的头、目一样保护下来的书籍，又被朝廷下诏点了赵明诚的名，严令其家缴进此书。本来已趋愈合的丧偶之痛的伤口，像是被撒上了一把盐，又加深了其难以摆脱的嫠纬之忧。这使她原先打算好的双溪泛舟，再也无心前往，不久她就离开了安适地生活了几个月的陈氏宅第，从金华回到了杭州。

早在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已升为临安府，及至绍兴八年，尽管在辞令上对临安仍称“行在”，而实际上已定都于此。抗战派人物曾多次剀论定都临安之害，更是不顾身家性命地激烈反对此一苟安之举。在一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下，反对还是拥护定都临安，洵可作为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水岭。李清照尽管毫无机会和资格参与朝廷旷日持久的定都之议，但是她深情怀念京洛旧事的《永遇乐·元宵》词，正是一种以“忧愁风雨”出之的再真诚不过的家国之念。

从李清照的寿限来看，在她年届甚至年逾古稀时，仍有某种行迹线索可寻；而从其现存作品考察，在她六十岁前后仿佛已经搁笔。可以断言的是，她的过早辍笔，绝不是因为“江郎才尽”。相反，在其晚年，不但“神明未衰落”，而且依然精神健旺，欲以其学传授后人。她的搁笔，如同其谢绝“香车宝马”达官贵人的召邀，甘愿躲到“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也就是用孤独和沉默来表示对于苟安投降的不满和抵触，洵可见其“涅而不缁”的品格。她最终是抱着如同宗泽大呼“过河者三”的复国心愿和倾听着“伤心枕上三更雨”的“北人”思乡情怀，约于七十三四岁时，在杭州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