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以易安为宗”

1.“婉约”标举与婉约词发展概说

唐宋时期的流行歌词，也即词体文学，就其以侧艳传情之辞，应和燕乐弦管冶荡之音，形成的“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青楼应歌与朝廷、馆阁应制的功能和生态，决定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言诗之所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以阴柔婉曲为尚的艺术特征。

宋人笔记中较早以男女性别标举宋词阴柔与阳刚不同风格的记载，是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学史上第一个分词体为“豪放”“婉约”的，是明人张綖（号南湖）的《诗余图谱·凡例》：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宗。

清初人王士祯《花草蒙拾》更进一步，将李清照词尊为婉约之宗：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李清照）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对宋词进行婉约与豪放的两分法，几百年来尽管屡屡遭人诟病，但是依然沿用至今。这是因为尽管两分法失之简单化，容易割裂宋词丰富多样的风格体式，但是仍然反映了宋词客观存在的两种趋势。“婉约以易安为宗”，是数百年来古人对李清照词的精准评论。

近人詹安泰《宋词散论》分宋词为八派，也基本继承了古人对李清照的评价：“婉约清新派，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

李清照（1084～约1151），跨越北宋和南宋的著名女词人。自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狱。“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学识渊博，尤用意于经学，在齐、鲁一带颇负盛名。后因列于元佑党籍而被罢官。他平生著述较多，现仅存《洛阳名园记》一卷。母王氏，是状元王拱辰孙女，（一说为汉国公王准孙女），也知书善文。李清照早年随其父住在汴京、洛阳，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她工书，能文，兼通音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李清照十八岁时，与新党权要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赵明诚结婚。明诚时二十一岁，在太学，喜好收藏前代石刻。夫妻志同道合，“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泼茶赌书，戴笠踏雪寻诗，在“宣、政风流”的承平时期，伉俪情深，在浓郁的学术与艺术氛围中，过着优游雅致的生活。

李清照的《醉花阴》是名重一时的名篇：“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据元人笔记记载“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赵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忌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因此李清照被时人誉为：“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李清照在北宋时就有词名，特别是她作于南渡前期的《词论》，标举词“别是一家”之说，也由此从词论和创作上奠定了婉约正宗之路。“婉约以易安为宗”是李清照名至实归的关键词。

2.“婉约以易安为宗”——李清照《词论》及其婉约宗主之路

李清照之前，歌词已经发展数百年，历经晚唐五代《花间词》、南唐词和北宋前期的范、晏、欧、柳；以及北宋中期的周邦彦、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之势。在“词为艳科”的传统定势和北宋以来百舸争流的众多流派中，如何判别和确立宋词的艺术规范，是词史发展的重要问题。

李清照的胆识和卓尔不群的锋芒，正集中体现在她的《词论》里：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李清照的《词论》开篇即对唐以来歌词发展史进行大刀阔斧的总结，将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词，概括为艳词、俗词、雅词和诗化之词。将词的艺术规范归纳为：协律、文雅、浑成、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七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界定。并且以这七点标准，特别是以协律、文雅为主要标准，对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词进行毫不客气的评点，历数名公巨卿歌词之长短。对于不符合协律、文雅标准的词派和词人，采取了基本否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在擅长歌词音律的她看来，词为音乐文学，其先决条件是协乐可歌，否则根本不能称为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而强烈的士大夫文化意识又使她强调词除了协律之外，其内容和风格还必须文雅。在这样的艺术标准之下，李清照对晚唐五代侧艳绮靡的尊前花间艳词，以“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一语蔽之。对大致符合“协律、文雅”标准的南唐君臣雅词，以“尚文雅”称许，同时也对贯穿他们歌词基调的“亡国之音哀以思”有些许微词。

李清照把柳永作为北宋以来俗词的代表，“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柳永词“变旧声作新声”，是在北宋都城制度、税收制度和酒税制度改革，传统都城宵禁制度崩溃，代之以全城街市一体的近世城市模式中进行的。他的词不仅协律，而且话语通俗（所谓“词语尘下”），他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解构了传统士大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贴近和重构了北宋都市市民大众的价值观，所以获得“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盛名。但是他的俗词显然不符合李清照雅词的艺术规范。

对于“指出向上一路”、从内容、风格上都给词坛带来新风气的王安石、苏轼等“以诗为词”的作家，李清照则以“句读不葺之诗”的评价，将他们革出词之门户。体现了她坚持“词别是一家”的艺术规范以及开径独行，卓然不群的气概。对于小晏、秦观、山谷、方回等北宋后期高手，李清照既褒扬了他们协律擅词，同时指出他们在技巧上的欠缺。“从而在艳词、俗词与‘诗人之词’之外理出了一条音律谐婉、风格雅丽的正宗词流”，“正好是从南唐发端继经张先、小晏、秦观等人扬波振流而至周邦彦集其成的士大夫‘当行本色’的所谓‘婉约正宗’”。

正是李清照的词论，在北宋词坛百舸争流的众多流派中，不仅界定了诗词分流的界石，而且奠定了她自己在歌词婉约正宗上的领军地位。

“婉约以易安为宗”，此处的“宗”，有正宗、宗法和宗主之意。如前所论，李清照的《词论》，通过大刀阔斧地历数名公巨卿歌词之长短，彰显了她所推崇的“婉约正宗”，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宗法——两个主要标准和五种主张——为诗词之分疆立下的艺术规范和理论宣言。并且以她的创作对于婉约词作出的独特贡献，体现了她作为婉约词宗主的实绩，堪称“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