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史有明言：“千金可失，贵在人心。”（注：《南齐书》卷三十七《到、刘悛、虞悰、胡谐之列传》之“史臣曰”。）文化通过思想表达、人生关怀、知识传授、礼仪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内蕴于其中的价值取向，滋润和培养着国民的素质和心灵的归属，关系到国家形象和综合国力。科技可治贫，文化可治愚，经济和精神上的富裕，应该双轨并驰，富而愚，则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的堕落。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如果没有孔孟老庄，留给后人的记忆就是“率兽食人”的血迹；大唐之世，曾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国力强盛，如果没有李杜韩柳，留给后人的记忆，就只是一班脑满肠肥之辈而已。也许李白批评“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许杜甫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是他们依然是盛唐养育而成、象征所在。文化成了时代的良心。正因为有孔孟老庄、李杜韩柳等文化巨星，中华民族的长空才群星灿烂，彪炳千古。历史对一个时代的定位，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定位。

现代文化建设有两个关键的着力点：一是文化的原创性；二是文化的共享性。原创性注重文化学术思想的创造，学术创新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的革新，学派、学风博大精深而充满活力。共享性就是使富有创造性的文化，通过体制的革新和开拓，为全民族所共享，甚至为人类所乐于接受。原创，撑起了时代文化的高度；共享，拓展了时代文化的广度。没有原创的“共享”，满足于低水平的重复，容易陷入平庸的媚俗；没有共享的“原创”，满足于曲高和寡，容易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孤芳自赏。

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就是考察其能否以及如何将“原创性”和“共享性”结合起来。之所以要研究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的先秦诸子，是由于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大规模原创的大时代，是中国思想的创世纪（Genesis）。诸子百家在这个大变动、大动荡的岁月，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创造能力，铸就了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诸子的肉体生命已经成为尘埃，他们的文化生命却仍流淌于我们的血液中。研究诸子，就是研究我们的原本，研究我们的文化DNA，研究“内在的自我”。研究他们活动的那个先秦时代，就是研究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凿破鸿蒙、开天辟地、铸造灵魂的，而我们如今又要如何激活这种原创精神，创造现代大国博大精深而又生机磅礴的文化。民魂、国魂的铸造，都离不开原创性文化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