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改火：古时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故有改火之称。唐宋时于寒食日赐百官新火，系沿此古制。后以改火为一年，“三改火”即过了三年。

【鉴赏】

苏轼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１０９１）春，时任杭州知州。钱穆父，名勰，又称钱四，吴越让王之诸孙。元祐三年九月，因坐奏开封府狱空不实，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见《东都事略·钱勰传》。元祐五年十月，徙知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于次年春启行，途经杭州时，作者以此词赠行。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在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在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一似春风入怀。更为可喜的是穆父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在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欲息波澜须引去，吾侪岂独坐多言”（《次韵钱越州见寄》）。自动引去，好事者就无法兴风作浪了。穆父到越州，“卧治何妨昼掩门”，“闭眼丹田夜自存”（同上），作者说他像汉代的汲黯那样，任气节，修内行，卧闺阁而治东海郡和淮阳郡，政绩为天下先。

一般的送别词，大多写行者难留而寡欢，居者惜别而悲切。而苏轼此首以辅君治国、操守风节勉励友人，为友人开释胸怀，不仅动人以情，而且还使友人从理性上受到启迪，纯一道心，保持名节。苏轼赞颂汲黯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有其思想局限性，但与元祐年间罢新法、轻赋税也有关系。

作者这样称誉穆父，也寓有身世之感。元祐中期，新旧党争仍在继续，蜀党、洛党的矛盾也日益加剧。他请求出知杭州，就是为了息波澜，存名节。其《乞郡札子》云：“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东坡奏议集》卷五）他以道自守，一似古井不起波澜。他当时的《和钱四寄其弟龢》诗云：“年来总作维摩病，堪笑东西二老人。”他认为，与穆父分别治钱塘江西之杭和江东之越，信念和操守是完全一致的。

词的下片写月夜送别友人。穆父所去的瀛州为僻郡，繁华不如越州，更不如开封府。特别是在熙宁年间，瀛州先是遭受旱灾，赤地千里，五谷不收。接着又连发地震，倾墙摧栋，遍地洪流。百姓南来逃荒，到元祐年间仍未恢复元气。穆父由知开封府徙越州，复徙瀛州，每下愈况，内心郁郁寡欢。早春时节，春风已绿江南岸，而河北仍然朔风凛冽。但规定的到仕期间已逼近，不得不启行。夜中分别，送行的也只能是淡月微云。

宋代州郡长官宴席，例有官妓侑酒，而送别筵上，歌妓容易动情。苏轼词中，每劝以“不用敛双蛾”（《菩萨蛮·西湖送述古》）、“红粉莫悲啼”（《好事近·黄州送君猷》），与此词的“樽前不用翠眉颦”同一机杼。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在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在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就在前几天，当得知穆父正与宗族钱道士饮酒时，作者曾遣人送去酒二壶，诗一首，今晚饮别的酒与前几天送去的相同。送去的诗有云：“金丹自足留衰鬓，苦泪何须点别肠。”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苏轼送别词的结尾，一般均为友人解忧释虑，此首从道家借用思想武器，流露出一定的消极成分。但在当时，他为友人提供一种精神力量，使友人忘情升沉得失，虽远行而能安之若素。对穆父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至精微，宛转回互。

苏轼一生交游广阔，朋辈众多。他对友人诚挚相待，输与府藏，表现在词作中，至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贯注着真情实感。如此首以思想活动为线索，先是回顾过去的交往，情谊深厚，怀恋足珍。话别时对友人关怀备至，双方意绪契合。而展望今后，则以旷达相期。感情一波三折，委曲跌宕，写得真可谓动人心弦。此首不以情景交融取胜，景物并不是独立描写对象。着重抒情，情似说尽，而读后愈觉情之无尽。又上下片结句，均融入议论。此议论借助于形象的文学语言，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这种写法引人深思，也使词作波澜层生。

字数：1931

作者：汤易水,周义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