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尺度：

历代尺度与社会

王国维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在古文字学、敦煌学、古器物、汉魏碑刻、商周史、汉唐史等古史研究方面均有深厚造诣，对历代尺度，特别是对唐宋尺度亦做过缜密的考证。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时期，也是王国维很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将在日本与中国境内出土的尺度文物相互考证，并将唐尺与之前、之后的历代尺度进行比较，探究其增长率，并以此评价各朝时政，在古器物和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唐之尺制全出周隋

对古器物制度的研究从宋代就已开始，到了清代变为彝器款识古文字之学，涌现出多位以古器物研究尺度的着名学者。王国维为了深入研究古史，也很留意礼器百物制度。他的古器物制度研究，深受清代金石学家程易畴、吴大澂的影响，广泛收集从汉到清历代古尺实物，详加比较后对历代尺度的增长率作了全面的分析评论。

王国维的《六唐尺摹本跋》撰于1922年，到1926年写《记现存历代尺度》等跋论时，他所掌握自汉讫近世历代尺度实物、拓本、摹本，远比吴大澂要多，这对他开展唐尺和历代尺度的系统比较大有助益。在王国维以前，少有对唐尺长度及其与前代尺度渊源、比例的记述，王国维在《六唐尺摹本跋》中首先提出唐代尺制完全由周隋而来的说法，“《隋志》谓开皇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

吴大澂与王国维都曾亲测唐尺，但差了6厘米。这并不是错误，而是唐尺有大小之分的缘故。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很复杂，直到商鞅变法时才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以商鞅制定的秦国的度量衡制为标准推行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了中国的度量衡制。秦汉时期，征收赋税主要收的是谷物和钱币，尺的用途主要是调乐律、测晷景、制冠冕等，要维护礼制的准确，尺自然也得稳定。南朝萧梁时，调律用的表尺和民间常用的俗尺开始有所区别。后周时大尺、小尺并用，隋代尺制承后周旧制，同样是大、小并用，唐代的尺制又承周隋旧制，依然是大、小并用。所以吴大澂与王国维算的都没错，小尺是用来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制冠冕的，大尺则是内外官司和民间日用的常用尺，即王国维在《唐用开皇官尺》一文里所说的：

汉尺传世者虽有二种，有唐一代之尺，则反无存，史亦不言唐尺与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开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云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尺度与社会

王国维在对唐以前和唐以后的历代尺度进行比较研究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从汉到明清历代尺度越来越长。在唐以前的阶段，东晋后魏之间的增长速度尤其快，而隋唐，一直到唐以后增长得则较为缓慢。

王国维在《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中提到，根据《隋书·律历志》的记载，他将魏晋至后魏之间历代尺度与晋代之前的尺度作比较时，列了一个增率表，发现“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那么，东晋后魏之间的尺度增长率如此急剧，是为什么呢？清代学者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商周兵器》中说：“古度量衡短小且轻，今度量衡长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权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银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赢者，数千年递赢之至于如此，此亦不得然之势也。”王国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认为东晋后魏间尺度之所以快速增长，和权衡量的增率一样，都源于盘剥人民的租调制度以及征收租调的贪官污吏。魏晋以后，内乱外患相继爆发，封建统治者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贪得无厌、目无法度的官吏又横征暴敛，于是租调定额总是有增无减。

过去的布匹，以二尺二寸为幅，四丈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后来随着政治腐败，就不依照尺度了，而且愈演愈烈。到了北魏初年，官吏横暴，甚至将绢布匹长从原来的“四丈”增至“七丈”“七、八十尺”，还借口“惧其短耗”，在“增匹”的同时又“增尺”，人民苦不堪言。终于，孝文帝元宏改制，在延兴三年（473）秋七月，要求严立制度，《魏书·高祖纪》载“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于天下”，并提出“违者罪，各有司不检举，与同罪”。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下令轻简课役，将原来四丈为一匹的调绢减为二丈，唐尺承周隋尺之旧制，隋唐以来虽然百姓负担减轻不多，但“增匹”“增尺”这样的弊政要少得多了。唐宋和魏晋南北朝同样施行的是征收绢布的庸调制，但在尺度的表现上却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唐代的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能力较强，对各级官吏能够严密控制，社会比较安定，正如《宋史》所说：“有唐享国三百年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