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诗塾 大家论诗

王国维《谈《说文》:所谓古文说》

谈《说文》:

所谓古文说

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对古文进行过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他在古文、甲骨、金文、籀文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成就。在古文、籀文方面,王国维着有《史籀篇疏证》《魏石经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王国维从当时所存经籍与甲骨金文出发,得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即“古文”之“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分说,认为古文就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此说现已成为定论。

王国维认为秦时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不通行于秦的六国文字就是古文。“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此说是王国维创见。因为两汉时期流传的经本都是由古文转写而来的,学者解经少不了“详训诂,明句读”的功底,两汉的古文家,如张敞、桑钦、卫宏、贾逵、许慎等都是这样。

《说文解字》的解字方法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着。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后世学者认为,“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包括王国维在内的后世学者才能够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分辨商代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及战国的古文。“比较法”可以说是用《说文解字》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方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

《说文解字》四个字明确说明,这部书是由“文字”和“说解”两部分组成。许慎之所以把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的对象,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第一,小篆是一种经过系统整理的文字,是“书同文”的产物,与籀文或古文相比,都要规范、完备得多;第二,小篆从籀文脱胎而来,与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些字在籀文基础上稍加简化;第三,小篆同六国古文固然有所不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把小篆作为字头也就涵盖了那些与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表明所收为正字,而非重文,可见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决不在少数。

《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探析

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说:“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他看来,古文与籀文是两回事,而籀文与大篆是相同的。

《说文解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王国维作为古文字学家,也非常重视《说文解字》,但并不盲从。他排列出《说文解字序》中引用的“古文”一词,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文解字序》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为“许君一时之疏失去也。”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又云:“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失矣。”

此外,在不同的时代,“古文”也有着不同的概念。为辨析“古文”的名与实,王国维对“古文”一词进行梳理:

西汉初年时的“古文”,当是指先秦写本旧书。

汉武帝、昭帝后的“古文”,逐渐专指为壁中书。

西汉末年的“古文”,专指孔府旧宅的壁中书。

东汉初“古文”,专指孔子壁中书。

东汉末年的“古文”,开始叫作“蝌蚪文字”。

王国维还总结了关于“古文”的多种性质及属性:

“古文”属于古文字的范畴。这是王国维通过对籀文、《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殷商卜辞、金文、六国兵器、货币、玺印、陶文等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

属于书体、书法的范畴。王国维通过研究《说文解字》的“古文”阐明了古文蝌蚪书体、书法的脉络。

具有学派的性质。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地理志》所说的“古文以为某”,就是指古文学派。

关于“古文”的概念,自古就有不同的理解。王国维对各方的不同见解,进行反复论证,提出了新的见解。钱玄同对王国维的观点赞许有加,说:“《说文》序中有‘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二语,段玉裁、郑知同、王国维三人有不同的解说,我以为王国维的话最不错。他说:‘《说文解字》实合古文、籀文、篆文为一书,凡正字中,其引《》《书》《春秋》以说解者,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仓颉》《凡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虽《说文》诸字中有此称识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他又说:‘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王氏说《说文》中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我从各方面研究,知道这话极对。”

许慎着书时参考了众多材料,甚至包括非常珍贵的汉朝秘府所藏的古文《左氏春秋》,此外,许慎对篆书也是十分熟悉的。正因为有丰富的文献作为基础,《说文解字》才能为后世研究古文字提供宝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