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精神不可丢

南怀瑾先生说：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师道”。中国过去的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弟、作之师。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集于一身。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承门下，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古代的君臣、父子、师徒等关系，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范，也是封建伦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该说，还有一个“师师”，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好自己，这样整个社会的礼制才会有条不紊，秩序不乱。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不仅有道德上的约束，更有外化于形式上的礼仪规范，使人们有章可持。

君主礼贤下士，仁政为上；臣子忠君如孝亲，尽忠效力。而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呢？又像父子，又像兄弟，所谓亦师亦友的理想关系。像父子，说明师道的尊严，老师必须有布道者的威严；像兄弟友人，是说师生在学问上是平等的，互相切磋技艺，教学相长，互相砥砺。

在传统社会，师道尊严很是受尊重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蒙学开始，到长大后的求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一生的。为了激励学生向上，老师不光是循循善诱，而是软硬兼施的，不只是因材施教的鼓励，也有学生不自学时的体罚，比如，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掌心，甚至用鞭子抽一下学生的屁股，这种事是常有的。

毕竟，一个人的成长是曲折的，在幼年时期的学习，往往是不自觉的，需要有老师的引导和监督。人不是生而知之的，往往需要后天的学而知之。玉不雕，不成器。所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人性并非天生良善，欲望也需要有所规范和节制，所以，要想真正走向正道，并且有所成，人要走的路很曲折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些必要的限制和规范，有所不为，有所戒除，怎么可能成器呢？所以，传统社会中，老师用“戒尺”对学生进行善意的体罚，是有必要的。传统社会教育的严与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现代社会，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的个性和自由抬头，以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必要的小体罚是对人性的不尊重，对个性的伤害，对自由的无视。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一种片面误解。传统社会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杰出人士，也并没因小时候受过某老师的体罚而记恨终生的，相反，没有不对自己的老师心怀感激的。而今天的学生，稍微受到老师一句指责，就可能诉之为人性的恶毒伤害，更不要说动学生一根指头了。时下的人们，很少有人会对哪个老师终身感谢的，时下的老师，也很少有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更不要说影响学生的一生了。时下的人们，对老师的尊重，也很难说是真正的尊重，多是为了学到所谓的知识，考试能通过，或者得个好分数。从幼儿园，到大学，对老师的送礼成风，老师们也似乎受之理所应当。有几个老师，是真正以布道者自居，以教学生做人为上的？有些恐怕连他自己做人还没做好，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有些学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对老师表示真诚尊重不够？即使是老师越来越受到重视，待遇如同公务员的今天，社会上的尊师重道之风还是多流于形式而已。

大教育家孔子已经算是圣贤了吧，他对学生严宽结合，因材施教，学生对他崇敬，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孔子本人，敏而好古，对几岁的儿童也可以做到不耻下问，对年长于自己的资格老者更是毕恭毕敬的。

对于当时的大学问家老子，孔子是久已仰慕的。只苦于没有当面聆听受教的机会。公元前521年的春天，孔子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的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在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他与宫敬叔同行了。

到达洛阳的次日，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当时，老子正在书写《道德经》。当手下人通报说孔子来拜见了，老子也不敢怠慢。毕竟教育家孔子也是名闻天下了。老子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

孔子刚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从室内走出来。他心想：这一定是我要拜见的老子了。也赶忙快步走到老子的跟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一个庄严的弟子礼。

然后，孔子跟在老子后面，一前一后步入大厅。进屋后，孔子再拜，然后才落座。

老子问：“孔丘此来，所为何事啊？”

孔子离座站起来，恭敬而真诚地回答：“学生学识浅薄，对古代的‘礼制’一无所知，今天是特地来向老师请教的。”

看到见孔子如此好学，态度诚恳，老子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讲了自己对于“礼制”的独到见解。孔子在一旁专心聆听，频频点头，表示出赞同和敬佩之情。老子也似乎得到了知音一般，越说越有兴致，两人相谈甚欢。此行让孔子受益匪浅，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也从此开始了。

回到鲁国后，学生们也十分踊跃，想听听老师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了什么知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老师发问，请老师传授学识。

孔子一开口就忍不住赞叹说：“老子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学识渊博，通晓古今，深解礼制，通晓礼乐之源泉，明白道德之始终。他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是我的老师啊！”

对于老师的崇拜之情，溢于孔子言表。他还打比方赞扬老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翔；鱼，我知道它能游动；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们能够跑。对于那些善于跑的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对于水中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对于空中高飞的鸟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但对于龙，我却不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的。老子，其犹龙邪！”仍忍不住浩叹不已……

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不仅说明了老子确实有其高明的智慧，更说明了大教育家孔子尊师重道，谦虚求学，不耻下问的精神。

古代的儒生们，对于修身求学，是十分虔诚的。而那些在学术上有非凡成就的儒生们，就更是一生秉承尊师重道的求学精神，为此历尽艰辛，上下求索，不辞辛苦，以求道为人生的最大旨趣。“程门立雪”的故事，就能说明古代儒生们的虚心求学，尊师重道精神。

宋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在当时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当时有个进士叫杨时，他一心向学，有志于学问之道。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独自一人跑到河南的颍昌，去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程颢见他如此心诚，很乐意地收他为徒，他学习也十分刻苦，日日在老师门下聆听受教，精进不已。

程颢死后，杨时还不满于自己的学问，他要继续求学。于是，他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一天，他和一个志同道合，同样想求学的朋友在一起，到程家去拜见程颐，希望能拜在门下为徒。不巧，程老先生正闭目养神，当然不方便打扰。

此时，外面开始下起雪来。但杨时和他的朋友，并没因此离开。因为他们求师心切，但又不能打扰老师，于是，两人便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等待老师。

等程颐睁开眼睛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有一尺多厚了！老先生定睛一看：有两个大雪人，恭恭敬敬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呢！这是谁呢？问及下人，才得知是两个慕名求学的人。无比感动，当下收下两人为徒弟。

这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就已经是口口相传，流传很广了，可见当时学风之盛。这个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对尊师重道，虚心求学经常引用的典故。

近代伟人周恩来，对自己的老师也是十分敬重。即使贵为共和国的总理，他在老师那里，也总是以学生自居，从不摆架子。

1952年2月，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突然患脑血栓逝世了。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

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推开其他事务，专门抽出时间，来参加老师的丧礼。并送上自己敬献的花圈。周总理在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张伯苓逝世后，周恩来在百忙中，也并没有忘记老师的家人。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周恩来专门给张伯苓的夫人送去了500元人民币，并嘱咐相关部门，要加倍关照张夫人及其子女。

在国家困难时期，我们这位共和国的总理，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啊，但他从来不会因为国家大事，而忘了一家之小事。通过这件小事，可见周总理对自己老师的尊敬，犹如尊长孝亲，令人感动。事情虽小，但小事见出大风范。伟人做小事，更见其高尚之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