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诗文的重视
南怀瑾先生说：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是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南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在面临事业和人生等种种问题时，难免痛苦，而痛苦如何解决？没人能够帮得上忙，唯有靠自己。靠自己什么？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内心的力量表现何在？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能量，弹性和张力，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面对外在世界的修养问题了。而修养靠什么？光有知识当然不行，最主要是生活的磨砺，在体验基础上的用心感悟，在感悟之中思想、智慧和力量的生发。
儒家所谓“明心见性”，道家所谓“抱朴归一”，坚守“真元”，佛家所谓“修心养性”，都是说，一个人修养自我，保持“本性”和“真我”，在纷纷扰扰的世俗中，在为生存，为名利地位而忙碌的生命中，不能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而是要刻意地为自己的内心留出一片干净无尘的绿地，并守护好自己的这片精神家园，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出入、进退和取舍皆能达到智慧而自如，在不可自主的世间，保持一份独立和宁静，保持一份超脱和自由，这样，才能远离世间的假恶丑的侵蚀和祸患，减少那些无谓的“执着”之苦，减少个人局限性和人生的无奈带给自己的无尽烦恼和痛苦，让人生在洒脱中多一份快乐和不羁的自由。
而所有这些，知识本身是给不了的，功名富贵也是不能解决的。即使是修身养性本身，似乎也是十分枯燥痛苦的。而诗，作为“言志”和“言情”之载体，却能给人的精神以极大的满足、轻松和愉悦。为什么呢？诗不仅言情言志，有抒情作用，可释放一个人的心志，还原一个人的真实情怀，让人有回归天然本性的畅快感，同时，诗富有音乐韵律感，让人生出乐陶陶之愉悦，还能生出富有空间美的画意来，此所谓“诗情画意”也。人生因为诗而多些诗情画意，变得快乐增多，意义增多。在一个心中有诗的人眼里，世界和现实的丑陋也会淡化许多——因为他只看到了其中的美、真和善，看到了那份回归天然的简单和淳朴。
古代的从政的官员，本来都是通过读书而入仕的，当时的科考制度，本来就是以做诗文为主的，他们自小就与诗书文章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入仕后，也把这份诗情带入日常的工作和仕途经济中。作诗作文，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在忙碌之暇的一种休息。从上古时的《诗经》开始，到后来的《离骚》，辞赋以及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理学诗学，等等，都说明了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尊重天性，追求诗情画意，崇尚诗歌的国度，诗歌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文明起到巨大作用。而那些作诗的作者们，也多是走入仕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而并非后来与政治关系不大的职业诗人和写手们。
由此可见，诗歌在古代，不仅是一种修养自己，娱乐性情，陶冶情操，提高审美的文艺爱好，更是一种安身立命，修养自己，步入仕途，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要会作诗。所以我们看到，古代的蒙学教育中，早早就让幼儿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培养作诗作文的语感，到后来的《诗经》《离骚》以及四书五经等的必读，诗歌渗透在读书人的整个读书生涯和人生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五六岁、七八岁时，就能作诗赋文了。与此同时，情志的培养，做人的修养也从小树立，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儒家，十分重视诗歌教育，从中也可体现出其重文尚德之风。
从小没离开过，影响一生，长大入仕后，当然也离不开它。这就是诗歌对于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价值。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诗文确实对一个人的修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南先生所说，从政的成天忙于公务，可谓身心疲惫，面对现实的种种压力、纷争和倾轧，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此时，如果以诗文娱乐，可减却不少人生之累。无论司马相如，还是屈原，无论是曹操，还是李白，无论是苏轼，还是乾隆皇帝……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地位尊卑，不要说读书人，上自皇帝，下至草民，都能随意唱和一下诗文，是一种社会之风气了。
而现在的人呢？诗文传统早已离我们远去。不要说从小能作诗作文，就是长大成人后，让他写一篇文章也成为抓耳挠腮的难上加难之事。如今通讯发达，电脑工具化，知识满天飞，忙碌而聪明的现代人，就更不必像先人那样，费尽心思的“一句三年得，一语双泪流”地苦吟了。心情浮躁着呢，生存压力太大，忙着赚钱呢，哪里有心情“犯酸”作诗作文呢！不如复制、粘贴过来，省时又省力！从政的官大爷们呢？诗文更是离我远去，哪里有闲心弄那个？还不如没事“搬砖”，或者去歌舞厅潇洒一番，更加爽快尽兴呢。当然，也有不少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员，比如在公众场合写写书法，题题字，就已经算是文化不浅的大人了。真是今非昔比，社会人心已然大变。让人不能不感叹。究竟是哪种活法好呢？
所以，南先生说：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儒家为什么如此重视诗歌教育？当然与其积极实践人生，追求人生“立功、立言、立名”的“三不朽”事业有关。人生态度很严肃，也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重名节，为此可以忍受人生的诸多苦痛，做到“安贫乐道”，他们得遇时，则努力实践人生理想，实现抱负，不遇时则“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多数儒生的人生理想。而为官有位时，为了追求个性与社会共性的相融合，追求“内圣外王”，平时走中庸中正之道，以求达到内外的和谐发展。
当仕途坎坷不遇时，他们以诗文抒发心中的块垒；当意气风发，怀抱得展时，也以诗文表达心中的快意。诗文对他们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生须臾不可离的亲密朋友。当不遇时，他们以诗文自娱自乐，修养自己，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生活的困苦，是因为他们内心中还有那份功利情结——如果没有入仕之机会，至少可以诗文遗世留名。司马迁屈辱中着《史记》，曹雪芹衣食无着中十年增删，坚持写作《红楼梦》，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虽然大部分文人不可能成为司马迁，成为曹雪芹，但这并不妨碍仍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做着这个千古流芳的美梦！可见诗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感召力量。
南先生在感叹今天从政者修养的同时，建议他们不妨增加些诗文或人文方面的修养。他说：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地为政。十分有道理，只是不知道，今天的从政者，是否真正能听进去，或者真正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