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衣出水”和“画佛点睛”

“曹衣出水”和“画佛点睛”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迅速传播,对当时的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影响突出地表

现在人物画方面。正如张光福在《中国美术史》中所说:“人物画的兴盛,是这一时期绘画中的重要特点。首先就题材来说,由于佛教的东传而改变了中国人物画的内容,佛教人物画到南北朝时代大大地盛行起来。除广大民间画工被奴役、被雇用给僧侣、地主绘制佛教壁画外,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亦莫不画佛,从曹不兴开始,卫协、顾恺之、陆探身、张僧繇、展子虔等,几乎可以说,只要是画家,无不擅长佛教人物画。”①下面说几个典型事例。

曹不兴,三国时代吴兴(浙江湖州)人。他的画在当时被认为是东吴的一绝。据说,孙权曾让他画屏风,他误将一点墨溅到屏风上,于是他趁机把墨点画成了苍蝇。孙权看屏风时,以为是真苍蝇,便用手挥赶,“苍蝇”却不飞走。可知其写实的功夫足以乱真。又传说,他曾画过龙,画得像真龙一样。这幅画流传到南朝宋时,宋文帝刘义隆曾用这幅画求雨,大雨下了十几天。曹不兴的人物画也画得非常好,后世说他画人的衣服皱褶很逼真,有人称其为“曹衣出水”。也就是说,他画的衣服像刚出水的一样紧贴人身,带有一种透明感。但亦有人说“曹衣出水”的“曹”指北齐时人曹仲达。“曹衣出水”,不少美术史家都认为是受了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犍陀罗是印度古代一地名,约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公元前后,由于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那里出现了佛教题材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佛像的雕塑。我国早期的佛像雕塑和绘画就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戴逵,字安道,安徽宿县人,生于公元326年,卒于公元396年。他少年成名,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博学多闻,能作文章,还通乐理,擅长琴艺。他的画画得非常好,而且还善于雕塑。他终生隐居不做官,画过《竹林七贤图》、《高士图》,还画过不少佛像。他少年时就曾在瓦官寺作画,很受时人推重。他还曾雕刻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在瓦官寺所雕塑的五尊佛像、菩萨像为时人叫绝。从他开始,中国寺庙的佛像才开始具备较完美的形象,并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因此,他是我国美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后世影响较大。

顾恺之,字长康,东晋时期无锡人。他出身于官宦名门,自己也做官。他博学多才,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大画家,而且也是中国早期的绘画理论家。正如他在画论中所提出的那样,他作画主张“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即主张通过描绘人物的外表来表现其内心世界,主张长时间地构思和联想然后着笔。他每画人像,先画外形,只留下眼睛不画,等好长时间,有时是几年才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晋代俗语,意思是“这个”、“这玩意儿”,这里指眼睛。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物画的肢体不是关键,要想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最关键的地方是眼睛。相传东晋哀帝时南京瓦官寺和尚化缘募捐,当时的官员捐钱没有超过十万的,而顾恺之大笔一挥,写了个百万,人们对他能捐这么多钱表示怀疑。而他则要求和尚在寺内大殿为他留出一堵空墙壁,他关起门来在墙壁上作《维摩诘》画。一个月后,他要点眼睛时,对和尚说:“第一天来看我画的人要捐十万;第二天来的可捐五万;第三天来的可根据惯例让他们捐施。”结果,当打开殿门时,艳丽的画彩光照全寺,来看画的施舍者争先恐后,不一会儿便捐钱百万。他的这幅壁画和戴逵塑的佛像及斯里兰卡的玉佛像成为瓦官寺的“三绝”。

张僧繇〔you由〕,南朝梁代苏州人。梁武帝天监年间为武陵王萧纪的侍郎,后历任右将军、吴兴太守。他擅长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梁武帝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他去画壁画。他画的定光如来像、维摩诘像都出神入化,备受赞扬。江陵天皇寺内有柏堂,他画了卢舍那佛像,又把孔子像也画了上去。梁武帝看了,觉得佛像旁画孔子像有点不合适,他却说:“将来还得靠他。”果然,到了后周时,世宗皇帝大灭佛法,毁掉天下若干佛寺,天皇寺因为有孔子像而未被毁。传说,他在苏州昆山华严寺的殿基上画龙,此龙一遇阴雨天气就要跳跃,于是他又画了一把锁把龙锁上,龙不再动。又传,润州兴国寺有斑鸠、鸽子栖息梁上,常有粪落佛像上,寺僧便请他在寺的东壁上画一鹰,西壁画一鹞,从此斑鸠、鸽子不敢再来。据《建康实录》记载:张曾在一乘寺门画花纹图案,远远看去凹凸不平,令人眼晕,到跟前一看却是平的,这种画法是从天竺传来的。因为他有独特的绘画风格和技巧,被称为“张家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张氏画派或张氏画法。

曹仲达,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北齐时代。有人说他是山东曹县人,有人说他是中亚曹国人,后者可能更为可靠。中亚曹国在今撒马尔罕。那时,从中亚、南亚来中国的艺术家不少,其中不少又以画闻名,曹仲达即为其一。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说:“曹之笔,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认为这就是“曹衣出水”的来源。但也有人认为“曹衣出水”的“曹”是指三国时的画家曹不兴。两说都有一定的依据,而曹仲达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真是从西域来的侨民,自然更容易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因为当时中亚地区受佛教艺术影响也很大。不管怎样,曹仲达善画佛像是公认的。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他画的佛像独具特色,是“曹家样”。可见,他也是一位自创流派的画家。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题材,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也把印度古代的绘画技艺带到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发展。

① 《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