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荆楚吟·襄阳之旅·随州·“地下音乐殿堂”

1978年初夏，在湖北随州城关西北2.5公里处的擂鼓墩，发现了被人们称为“地下音乐殿堂”的曾侯乙墓。

墓中随葬品多达七千余件，包括礼乐器、兵器、车马器、金玉器、漆木竹器及竹简等，其中乐器达八种一百二十五件。最令世人瞩目的当数稀世之宝，距今两千多年的古代乐器编钟——曾侯乙编钟。

这套编钟由六十五件组成，其中最大的甬钟重203.6公斤，最小的钮钟只有2.4公斤。出土时，这套总重2500多公斤的铜钟分三层八组完整地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架呈曲尺形，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七根横梁，两端均有盘龙和花瓣形纹的青铜套，由六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横梁、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字，内容包括编号、铭记、标音及乐律理论。乐律理论主要记述该钟的乐音所属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其在异国间的称谓对应关系。在六十五件钟中，那件镈钟为楚惠王所送。钟上铭文说，楚惠王于在位第五十六年(前433)，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祭器，放在西阳。由此可知，曾侯乙墓建造于公元前433年或略晚的时间。楚王镈悬挂钟架下层的中心部位，挤掉了那个地方原有的甬钟“大镈”。曾国对楚国赠送的礼品如此敬而重之，是因为曾国处在楚国腹地，自春秋中期以来已沦为楚之附庸。降至战国，曾文化已大致被楚文化同化，因此，可把曾墓出土乐器视为楚国乐器。

曾侯乙编钟最显赫的科学成就是一种双音的功能。全部钟体的正鼓和侧鼓部均铭刻着标音铭文，分别敲击这两处所标示部位，便可得到两个不同的乐音。当击发其中一音时，另一音一般不鸣响，即或发出微微的声音，对正击发的一音也没有干扰，客观上还有所润色。因为两音间多呈三度谐和音程。这套编钟和其它中国编钟，可用作旋律乐器。而欧洲和印度的铜钟，横截面都呈正圆形，钟声衰减缓慢，且每钟只能发一音，无论钟的数目怎样变化，都只能作节奏乐器用。

现代科学仪器已初步揭示出双音钟的发音原理，说明双音的产生既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匀厚的钟壁有关，也与双音的激发点和节线位置的巧妙利用有关，又与正确的配方和热处理手段有关。经用多种科学方法检测，钟体含锡量在13%至16%之间。实验证明，含锡量若低于13%，则音色尖锐刺耳且过于单调;若高于16%，则钟体脆弱不易承受敲击;若在13%至16%之间，则音色浑厚丰满，钟体也不会轻易被击碎。同样，含铜量也相当重要，过少，则钟声衰减滞缓;过多，则音色极易恶化。实测表明：含铅量在1%至3%之间，钟声衰减速度适宜，且音色也不致恶化。

这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律较准。下层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较长;中层较小的钟，声音清脆嘹亮，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

这套编钟就其四十五件甬钟来说，总音域跨五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在中心音域部分约占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它的全部音域的基本骨干，是五声、六声以至七声的音阶结构，可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

关于曾国，历史上并未留下多少记载。但作为楚国的附庸，曾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说显示出楚国音乐文化方面的特色。楚人气质浪漫，热烈奔放，八音之中，以钟为最。诸夏以九鼎为王权的象征，称之为重器。楚国的重器与其说是鼎，不如说是钟。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龙之钟”。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烧粟，意味着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破钟，则象征着击败楚国的政权。楚人的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显赫的身世和文化素养。钟乐还是楚国朝聘宴享的主乐。文献所记以钟为氏的楚人共三位，钟仪、钟建和钟子期，前两位是司乐之官，后一位以知音见称。想来是楚人尚钟成风，因而让司乐之官即司钟之官以钟为氏。由于音乐在楚国享有崇高地位，因而楚司乐之官在春秋诸国中居位最高。钟仪曾任郧县郧公，可与诸侯比权量力。钟建随昭王逃难曾背过王妹，王妹因此要嫁钟建，昭王应允，便任命钟建为乐尹，足见乐尹官位非同一般。

1979年，我国调动了考古、科技、音乐、金属铸造等各方面的力量，历时三年多，于1982年成功地复制了一套编钟，其外形、花纹和音色都和原钟相似。湖北省歌舞团用这套复制编钟演出了《编钟乐舞》。《编钟乐舞》以楚史、楚文物为依据，以屈原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曾侯乙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了古代楚国的国势民情，农事、征战、祭祀和文化艺术等社会风貌，显示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如今，地下音乐殿堂的瑰宝已珍藏在位于风景秀美的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但喜欢追根溯源的游客，在观看了博物馆的编钟后，还饶有余兴地来到随州市擂鼓墩，一睹地下音乐宫殿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