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当时朝廷又大议考课的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官员。杜恕认为用人不能发挥其作用，虽然有才能也无用处。目前存在的考核制度不符合官吏应达到的要求，而官吏的标准又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上疏说：“《尚书》所称 ‘公开考核官吏政绩，三次考试后决定他们的降免或提升’实在是帝王的伟大制度。使有能力的人担任应得的官职，有功的人享受应得的爵禄，这犹如乌获能举千钧，王良、伯乐能选千里马一样。虽然历经了唐、虞、夏、商、周、汉六代，但考绩的法令并不显著，虽然经过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圣，但关于考核的记载没有流传，臣以为这是由于那方法可以粗略依循，但详情难以全部列举的缘故。常言道：‘世间有乱人而没有乱法’。如果法令制度可以单独承当，那唐、虞之世可以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朝代也无需推重伊尹、吕尚的辅佐了。现在上奏考功的人，陈述周、汉的法制，以汉代京房考功课法的要旨为装饰，可以说是通晓考课的关键了。以此推崇让位于贤的风气，振兴美好的政治，臣以为并非尽善尽美。要想使州郡考核士人，必经过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四科，都有事实上的效果，然后观察选拔，由公府召试，担任接近百姓的官职，接着因政绩次序转升为郡太守，有的就增加俸禄，赐以爵位，这是考课中最紧要的事情。臣以为就应当选用这种考核办法，采纳上述关于考绩的意见，使它成为考核州郡的制度，制度完备并且施行，树立一定守信用的奖励办法，施行一定实现的惩罚。至于公卿和在朝廷中任职的官员，也应当都按他们的职责进行考核。古代三公，专门陪侍帝王议论政事，朝廷大臣，宣纳王命，补救君王过失，没有善行不记载，没有过失不揭发。而且国家这么大，政务如此繁多，实在不是帝王一人的贤明所能遍照。因此帝王作为首脑，大臣作为股肱，说明君臣是一体需要相辅相成。所以古人称说朝廷重任，不是一个人能担当的，帝王的基业，也不是靠一个人的谋略能支撑的。由此说来，怎么会有大臣忠于职守，进行考核就可以达到朝廷和谐兴盛的呢。而且平民百姓的交往，还有为了信守诺言而不惜赴汤蹈火，为了图报知己而披肝沥胆，为了声名不惜殉身以保持忠节信义的人，何况朝廷官员，位至公卿相国，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平民的信义，所图报的不仅仅是知己的恩遇，所殉身的怎么能只是声名啊!诸位蒙受宠爱俸禄、官居高位的人，不仅仅是想协助圣明的君主达到唐、虞之上，自身也想进入稷、契一类贤臣的行列。因此古人对于不尽心考虑国家政治并不担忧，而担忧忠于自身职责的决心不足，这实在是君主使他们这样的。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督促他们成就功业，到他们有罪时，诛杀鲧而流放四凶。目前大臣亲自奉行明诏，供职在君王身边，他们中间有朝夕为公、恭谨勤苦、独立不移，当官不屈服于权贵势力，执法不偏党于亲信朋友，直言直行而立身朝廷的人，自然会为明主所察觉。至于空受俸禄却以为高明，拱手默无所言却以为有智慧，当官就在于不犯错误，立朝不忘记明哲保身，品行端正，言语恭顺而立身朝廷的人，也会被明主所察觉。确实如果安身保位，没有遭受放逐、罢免的罪罚，而竭尽全力，保持节守为朝廷服务，抱有被人怀疑的想法，公正的道义不能发扬而私下的议论却成为习俗，即使有孔子出谋划策，尚且不能发挥一个人的才能，何况世俗之人呢! 现在的学者师法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都以儒家为迂腐，不切世情，不能符合实际需要，这实在是历代相传的最大弊病，创业的人不能不慎重对待。”

以后考课终于没有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