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为了公平
——南北榜糊涂案
从隋朝开始，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办法，这个制度却在明太祖时被打破了。洪武三十年（1397），明朝科举取士开始采用南北方分开录取的“南北榜”制度，并逐渐过渡到南北方分开考试、分开录取的“南北卷”制度，最终形成“南北中卷”，充分考虑到了地域文化教育失衡的因素。不过，当初明太祖在实行“南北榜”时，出发点却不仅仅是为了公平。
举子怒吼
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初五，南京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上人头攒动。这天，三年一度的会试要放榜。来自各省的举子们早就按捺不住紧张的心情，三五成群地来到贡院外，等着那张决定自己命运的黄榜早早贴出。
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贡院门大开，一位官员捧着黄榜走出来，在军兵簇拥之下，将黄榜高高悬挂在辕门外。举子们一拥而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这年会试一共录取了52人。中举的欢呼雀跃，落榜的垂头丧气。看完黄榜，好多举子还不愿离开，他们评论着上榜者的学识、人品，或点头称是，或摇头叹息。
突然，一个举子喊起来：“上榜的都是南方人。肯定是因为主考官刘三吾也是南方人，偏袒他的同乡！”此言一出，众人哗然，马上将黄榜上的名字再看一遍，发现此言不假，顿时群情激愤，议论纷纷。
举子们一讨论，发现除了主考官，副主考白信蹈以及各房考官也都是南方人。北方举子越发认为录取结果不公平。不知谁带头抓起一团泥投向黄榜，一下子点燃了举子们的怒火。他们纷纷向黄榜投去石子和泥团，刚贴出不久的黄榜瞬间面目全非。
北方举子们的怒火越来越高涨。他们索性成群结队地拥向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官衙，要求面见考官，讨个说法。礼部官员调来锦衣卫亲军弹压，也不起作用。一时间，南京城里贴满揭帖，声讨本次会试的主考官，说主考官歧视北方人，只录南方人，是最大的舞弊，天理难容。
礼部官员不敢隐瞒，迅速将此事奏知明太祖。明太祖大怒。他非常重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洪武三年（1370），他曾下诏恢复科举考试，要选取博古通今、名副其实、品德优良的人为官。他希望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能通过科举进身，没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不能当官。而他最重视的科举考试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难怪他会义愤填膺。
皇帝改弦
一番思考之后，明太祖批示道：“南方人全占了黄榜，举子们群情激愤，礼部官员重新审查试卷，再把结果报来。”这个批示暗示主考官，要适当录取一部分北方举子，平息他们的不满，否则不利于明朝的统治。
然而时年85岁的主考官刘三吾以耿直著称，他解释道：“张榜后北方举子不满，我已经都知道了。但我在阅卷时，只依据文章的好坏来评定名次，并不知道录取的都是谁，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并进一步说明，北方在元朝统治之下，文化教育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北方举子的文章远远比不上南方举子，是不争的事实。
明太祖也了解这个情况，他只不过希望能够安定北方人心而已，于是劝刘三吾放宽尺度。刘三吾不肯妥协，说黄榜都贴出去了，上榜人也名副其实，不能再更改。明太祖很恼火，撤了刘三吾的职位，委派翰林院张信主持复核全部试卷。
张信复审后，先呈上几份试卷，说这些人是北方举子中的佼佼者，论才华可以入选。别人以为事情会出现转机，不料他又呈上一沓南方入选举子的试卷，补充道：“我将刚才的试卷和这些试卷作了对照，发现南北方考生成绩相差悬殊。入选的最后一名举子的文章也要比北方举子中的佼佼者好得多。”言外之意，刘三吾录取的人选是没有问题的，北方举子落榜实在是由于水平不够，而不是发生了舞弊。
明太祖审阅了张信呈上的试卷，发现文章质量确实不高，还有犯忌的词汇。之后却有人上告，说刘三吾和白信蹈串通张信，让他故意呈上不好的试卷。明太祖大怒。加上试卷复审的结果实在出人意料，明太祖觉得颜面无光，于是下令将张信和刘三吾缉拿下狱，严加拷问，并取消了张信的复审结果。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白信蹈、张信等人被凌迟处死，刘三吾由于年老被发配边疆充军，原来的一部分上榜举子也纷纷被杀或被流放。前后有两百余人被杀，成为明朝一大冤案，连当初闹事的北方举子都于心不忍。
当年六月，明太祖亲自阅卷，录取61名举子，均为北方人，称为“北榜”，又称为“夏榜”。至此，这一“南北榜糊涂案”才有了终结。这一事件开了明朝分南北取士的先例。
北方没落
为什么会出现南方士人学问高于北方士人的情况呢？这要从历史上寻找原因。
黄河流域本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传统历史悠久。中原大地崇尚文化教育，读书之风源远流长。然而，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从755年开始，北方地区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和分裂之中。尽管唐王朝历时八年，剿灭了叛军，重新统一了国家，但战乱给北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也驱使一部分北方人迁到南方，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末路。随后，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依旧动荡不安。再加上逐渐强大的契丹民族不断南下掳掠，北方百姓流离失所。在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依然处在各国争夺的中心。
直到元朝覆灭，在前后长达六百余年的时间里，连绵不断的战乱给北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耕种失时，田地抛荒，杂草丛生，饥荒盛行。同时，战争破坏了水利设施，加重了自然灾害，从而加重了百姓的痛苦。战乱还使得人口锐减。长安（今陕西西安）早在唐天宝年间就拥有将近两百万人口，在两百多年后的北宋崇宁年间，骤减到27万，减少了七成半。其他地区也莫不如此。
与之相反，南方社会始终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不断发展的农田水利，都对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良好的经济因素为文化教育的前行奠定了基础。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朝各科状元共89人，其中南方籍75人，占总数的84.3%。洪武年间（包括南北榜），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620人，占总数的71%。建文年间各科进士共106人，南方籍89人，占83%。永乐年间各科进士1819人，南方籍1519人，占83%。可见，在明朝前期的科举考试中，南方士人占据了绝对优势。
南北分卷
既然北方士人学问水平不够好，那为什么明太祖又要作出妥协呢？学者们认为，这是他笼络北方人心的一种策略。
北方地区原为元朝的统治中心。元朝的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实行科举取士，读书人入仕的机会比较均等。而在明朝前期的科举考试中，录取名额几乎全部被南方举子垄断，不免引起北方举子的不满。
当时，北方边境还不太平。元朝的残余势力虽退居漠北，但实力仍然不容小觑，并不时出兵骚扰边境。明太祖虽然不断对北方进行军事征讨，使边境基本稳定了下来，但如何稳定民心，却一直困扰着他。利用科举使一部分北方士人得以进身，也是他考虑中的一个笼络人心的措施。
这次南北榜案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录取公平，更长远的目标在于化解朝廷与北方士人的矛盾，将北方士人吸纳进政权，借以安定北方民心。
明太祖去世后，后世继续进行科举制度的改革。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曾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讨论科举考试的得失。杨士奇说：“科举考试应该兼顾录取南方士人和北方士人。”明仁宗答道：“北方人的学问比不上南方人。”杨士奇解释道：“成大器者都出自北方。南方人虽然有才华，却大多心浮气躁。”明仁宗追问道：“那应该怎么办呢？”杨士奇说：“试卷照例将姓名密封起来，在外边写上‘南’、‘北’二字加以区分。如果录取100个人，就60个南方人，40个北方人。这样，天下人才就都能网罗了。”明仁宗很兴奋地说：“好啊。往年北方人很少被录取，所以懈怠懒惰成为风气。现在这样做，北方的读书人也能奋发读书了。”
于是，明仁宗决定录取名额为，南方60人，北方40人。宣德、正统年间，又将试卷分为南、北、中卷，以100人为标准，南方取55名，北方取35名，中间取10名，尽量照顾北方地区。
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争议。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给事中李侃上奏说：部臣想专门用文章辞藻取士，多录取南方人。皇帝不答应，依然实行南北分卷、分开录取的制度。从此，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明朝灭亡。
胸无城府的“坦坦翁”
南北榜案中，涉及的主考官刘三吾自号“坦坦翁”，是个襟怀坦荡、胸无城府的人。明朝建立后，73岁的刘三吾因人推荐被召至京师，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接见。当时天下刚刚平定，礼制规章都有缺失。他主持制定礼制和科举取士的制度，让明太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太子去世后，明太祖当着群臣的面痛哭流涕。刘三吾没有安慰太祖，而是说：“按照礼节，皇孙应该立为继承人。”太祖听从他的意见立了皇太孙。刘三吾的女婿赵勉担任户部尚书，因为贪污而犯罪。刘三吾要求告退，以便于朝廷公正处理。太祖很倚重他，不久，他又官复原职。南北榜案后，刘三吾被充军。建文帝即位后，他才被赦免，得以返回家乡。遭此不公正待遇，他竟无怨言，还写诗道：“八十还家能有几，当时昼锦亦堪夸。”坦诚的胸襟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