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梁启超

《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师康有为，人称 “康梁”。“戊戌变法” 失败后逃亡日本。曾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旋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诸学说，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后倡导文体改良的 “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著述丰富，有《饮冰室合集》。



“熟筹身名俱泰之道” ——写给龙济光的信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伪造民意，公然宣布恢复帝制。梁启超积极策划护国战争，联络、争取南方各省共同反袁。他“除了与滇、黔、桂三省互通函电，共筹义军进行外”，还特别注意争取盘踞广东多年的广东都督龙济光，动员他响应护国战争。这是梁启超1916年1月8日写给龙济光的信。

封建土司出身的龙济光，云南人。清末任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1913年因疯狂镇压“二次革命”，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封为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极力赞同复辟帝制，1915年12月被封为一等公爵，成为袁世凯在西南极力拉拢的对象。

云南独立之初，龙济光对局势持观望状态，正在等待袁世凯的命令，随时可能进攻护国军。就在袁世凯调兵遣将的间隙，梁启超在上海亲笔致函龙济光，利用和龙济光“夙承不弃，以意气相期许” 的私人关系，“竭愚诚以效忠告”，对他进行劝说、争取。

梁启超像

在这封信里，梁启超首先叙旧，“别后载离，寒暑每念，粤秀台上，中宵深语，未尝须臾能忘也”。接着具体、客观地分析当前局势，“国事败坏，遂至此极，民怨日积，大局可知”，袁世凯帝制所为，势必天怒人怒，国人起而造反是大势所趋，是袁世凯咎由自取; 随后梁启超分析了“桑梓所托”的广东，正处于“当最剧之冲，为必争之地”的战略位置，深为家乡父老的身家性命担忧，“诚不忍以其一人一姓之私故”而“横遭糜烂”;提醒龙济光既然“维持捍卫吾粤，便粤民得以安诸乐业亦既五年，岂其至今而忍复投诸水火”;劝告他要认清形势，“察大势之所趋，与国中贤智之士，同其好恶”，反对帝制。那么“凡有血气者”都会“欣然执鞭以相先后，昔之怨敌，皆兄弟也”; 希望龙济光“当此安危间不容发之际”，要“熟筹身名俱泰之道，当机立断”，响应起义; 否则“徒自陷于荆天棘地，而贻粤民以无穷之戚”，不仅自己走投无路，更使全粤人民惨遭战争涂炭。

在这封信里，梁启超从国家命运、粤省民众、龙氏个人前途等方面，劝告龙济光不要贪图爵位和功名利禄而“附逆”，表现出了梁启超热爱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忧国忧民的心情十分急切，对龙济光本人的态度也十分诚恳，可谓做到了仁至义尽。

1915年4月，梁启超返粤省亲，在广州为父庆寿，因而结识龙济光。这封信函落款署名“名心”，是“知名不具”的意思，说明梁启超与龙济光在此之前也有过书信来往，从信封上书“任缄”二字(“任公”是梁启超的号)，龙济光也可推断出此信为梁启超所寄。

由于护国军的凌厉攻势和梁启超的诚心劝告，龙济光在1916年4月6日被迫宣布“独立”，倒向护国军。

梁启超致龙济光信札

“深望发起诸公共践宏愿” ——致徐世昌言筹办松坡图书馆事宜

蔡锷 (字松坡) 追随梁启超多年，两人为师生关系。1915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共同筹划和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积劳成疾，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消息传来，客居上海的梁启超扼腕痛惜。12月5日与旅沪人士公祭蔡锷，并带领子弟们私祭 。

蔡锷因护国之役而名扬天下，受到国人的敬仰。梁启超在惋惜其英年早逝之余，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12月，在梁启超和各界共同推动下，徐世昌(号菊人)出面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徐世昌当时正以北洋元老身份调停北京政府的“府院之争”。梁启超受其委托，主持筹办。为了使“松坡图书馆”尽快成为“灌输新学，嘉惠青年”的场所，梁启超不辞辛苦，四处奔走，“连日与此间商学各界接洽”。后在上海新闸路30号设立“松坡图书馆筹备处”，具体进行筹办事宜。这是筹办之初梁启超在上海写给徐世昌的信。

此信为楷书，用纸为“松坡图书馆筹备处用笺”，内容反映梁启超筹办“松坡图书馆”的方针及一些具体想法。信中首先感谢徐世昌对自己的信任，“前沪上同人议设蔡公纪念图书馆，承执事热诚发起，并委启超主任筹办，感佩之余，愈切惶悚”。信末请求徐世昌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帮助募捐，并恳请其“切实提倡，并随时指示机宜”。信中言及图书馆地点问题，梁启超认为北京、上海两地皆宜，各有长处。关于筹款方式，信中说本次筹款用款主要靠募捐，“创兴造端，颇极宏大”。梁启超“深望发起诸公共践宏愿”，请各省督军省长率先提倡，热心赞助。关于筹款用途，梁启超打算争取筹款100万，“规模可极美备”。关于地址规模，须购到一处宽敞的场所。梁启超考虑到图书馆落成以后，“外国富豪尚可设法募捐，尽有大加扩充之余地”，可以继续扩充。关于藏书收集，梁启超说，本国要籍大部分采取征集的方式，由发起人联名恳求大总统黎元洪拨一部《四库全书》，作为“群集之中坚”; 另外各省官局所刻书籍，也想恳请各省长官“饬拨全份”，遗缺的再购补充。

到1923年初，征集购买中外图书已超过10万卷。经过梁启超在京津两地游说，同年6月20日大总统黎元洪在离职前，同意把北京北海快雪堂拨作“松坡图书馆”之用。梁启超多年宿愿将酬，他为此特作《松坡图书馆记》，文后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 11月4日，图书馆正式成立。



“破戒力疾，再贡其愚” ——致徐世昌论时局

这是1918年9月15日晚，梁启超在病榻上写给徐世昌的一封长信。其时，这位文人当选总统的通电表态，使梁启超深感不安。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46岁的梁启超患了一场大病。开始发烧几天，又突然口吐鲜血半碗多，急忙求医诊治吃药，病情才稍有好转。医生称是肋膜炎并发肺炎所致。据梁启超说，一段时间以来，每日埋头著述《通史》，又给爱女令娴讲解国学源流，“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紧张的口述笔耕只好暂时放弃，安心休息了。可是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一篇关于徐世昌的文章，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夜半时分强起，给当选而未就职的总统徐世昌写信。信的笔迹苍劲，情绪激昂。因为徐世昌的通电，既没有宣示明确政策，又没有强硬的口气，这对时局的发展反而不利 。

此信一开始就表露出梁启超的焦灼的心情，“时局千钧一发”，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无端卧病，坐困一楼，热血湓涌，未由自达”。屡托人传话，又恐不尽意。信中指出，此时正是“国家存亡，我公荣辱成败之绝大关键”，总统应义正词严，“堂堂旗鼓播之于天下，以慑南北群雄之气而杜其口”。不要怕得罪人，即使“衮衮之跋扈将军，虽中或不怿，断不敢反唇相稽，而举国舆望增高十倍”。他劝徐世昌不要“行荆棘中左趋右避”，“今日与北方某人订约束，明日与南方某人开交涉”，而要“大刀阔斧求辟一条路而已”。信的末尾说，“贱躯自失血后，疲苶之极，医者严禁不许用心、不许谈时事”。只因平日受公知爱，“且以国命所关，破戒力疾，再贡其愚，等于垂涕泣而道也”。

信写完了，署上名字、日期，并加上“病中不成文，当承恕谅”的谦语。这之后，梁启超心情并未平静，他感到言犹未尽，又提笔续写：“古今成大业者，在善察群众心理而利用之”，“今日全国人所痛心疾首者何物?公当知之稔矣”。意指军阀跋扈，战乱频仍，国人痛恨，函盼和平。希望徐世昌对“十数跋扈将军”应“坚明约束以立威信”。这样，“阳刚之气一仲或有所慑而就范”。接着谈南北统一问题，建议先谋北洋各派统一，然后谋全国统一才能实现。信中还就主动裁兵，举借外债提出建议。最后又写道，“病榻中焦灼万状，夜分强起写此，想不罪其戆直”。

梁启超这封2000字长信，反映出他对军阀穷兵黩武、专横跋扈给国家带来灾难十分不满，其忧国忧民情怀，一如既往，清澈可见。正因如此，他对徐世昌上任后能否有所作为非常关注，对时局、执政策略及作风等提出种种建议，煞费苦心，希望从此国家命运有所转圜。但只是代表封建军阀集团利益的北洋政府，根本无法解决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徐世昌执政3年多，被直系军阀曹锟赶下台。这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一股新兴力量正在崛起。这一历史趋势，当时梁启超并没有料到。



“你们走后，我很寂寞” ——致梁思顺、梁思庄

俗话讲“人无三代富”，意思是说再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能够相传三代就相当不容易了。如果是文化家庭，两三代亦是很难维持的。但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不仅他这一代辉煌，而且他的9个儿女也个个成才，涌现出了3位声名卓著的院士。

梁启超注重家庭教育和对子女文化知识的培养，同时对每个子女又给予莫大的体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曾给自己的儿女写过许多关爱他们的信函。这是其中的一封。

致梁思顺、梁思庄的这封信写于1925年4月17日。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庄是他的次女。信中说： “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 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13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几次往床上睡，被阿时、忠忠拉起来，打了几圈牌，不到10点又睡了，又睡了10个多钟头。”又说： “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

信中提到姐妹俩之“远行”是去加拿大。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年7月，李惠仙逝世，给全家带来巨大悲痛。梁启超在丧妻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们怎么办?那时思庄才16岁。正好思顺的丈夫周希哲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于是梁启超就叫思顺把思庄带到加拿大去读书。此时家中只有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和年幼的思礼，而他们的哥哥、姐姐均先后出国留学。

思顺、思庄出国后，梁启超时时牵挂他们。尤其是思庄，她是在国外的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梁启超十分惦记她，不但经常给她写信，还多次给她题写条幅，专门在条幅上抄写一些自己作的诗和给她的信，并裱成精巧的小型手卷寄给远在异国的思庄。

要他们“滴自己的汁，吃自己的饭”，同时又充满了亲情与疼爱，梁启超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女。

梁启超致徐世昌信札

梁启超致梁思顺、梁思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