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曾国藩

信札趣谈·曾国藩

《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大臣。湖南湘乡人。道光间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咸丰三年(1853年)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 受封一等侯爵。同治四年(1865年)受命督办直隶(今北京)、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死后谥文正。有《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书札》。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 ——给曾纪泽的信 (之一)

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 (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 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心,结果却只能造就成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可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 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 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像



这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他儿子曾纪泽的信。信中称: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 又说: “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从信中可见他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但却没有一点骄气和傲气。正如有人所讲:“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 ‘古今完人’ 到 ‘汉奸刽子手’,相隔有如天壤,但谁都不能不承认他教子确实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 ——给曾纪泽的信 (之二)

曾国藩对于子孙,无论是读书或是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格外显著。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 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 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这是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给其子曾纪泽信中所言,可知曾国藩教子有方。

曾国藩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这一点在此信中亦有体现,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 ——给曾纪泽的信 (之三)

这是曾国藩于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信中说:“尔外祖母九月十八日寿辰,兹寄去银三十两,家中配水礼送去。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其丰俭多少,大约之数,尔禀四叔及尔母酌量写来可也。此次寄丸药二瓶,一送叔祖,一寄尔母。服之相安否,尔下次禀知。”

曾国藩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日记里说: “写家信一件,寄参茸丸二瓶,每瓶重八两,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内子,将派戈什咔送去。施以萧营饬知尚未办齐,改次日送去。”初七日记里说:“又专人送家信。”可知他初七日给曾纪泽的这封信是与他日记的记载相吻合的。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他对岳母、叔父的寿辰、身体如此关心,且亲备礼物,遣子送上,咛嘱儿子“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这一方面表现他作为晚辈的人子之心,也身体力行,使得晚辈亦能像他那样知仁尽孝。



“趁此尽可引退” ——给曾纪泽的信 (之四)

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信中说: “字谕纪泽儿: 接尔初四、五、六、七等日禀,具悉一切。余之谢恩摺于初七日拜发,恭辞两江新任,实不敢以病躯当此重寄。摺稿钞寄尔阅,昨已寄澄、沅两叔矣。如左目长有一隙之明,则还山亦有至乐; 若全行盲废,则早晚总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 ”查曾国藩于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具摺辞两江总督新任,当时曾国藩“胃口尚好,惟两腿酸软未愈,上下皆需人扶掖”,他在信中称他“早晚总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 ?可看出曾国藩“不敢以病躯当重”的为官之道。



“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 ——致四、九弟书

致四、九弟书写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即1867年11月18日,信的抬头为 “澄、沅两弟左右”。信中说: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学为四事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勖(读xù),是勉励的意思。在数十年的实践中,曾国藩深深体会到: 学习应该有好的方法,因而在这封家信中,他谆谆告诫弟弟读书时要将“泛读”与“精读”结合起来,既求其精,也要求其博; 温旧书与背诵并举,既“温书”又“背诵”; 写字则必须有“恒心”; 要善于作文,而作文则需要认真思考。并且说:“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这些经验之谈,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曾国藩写给曾纪泽的信





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曾国藩写给曾纪泽的信







曾国藩信札





曾国藩致郭嵩焘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