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巴金

《巴金》：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字芾甘。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1927年赴法留学。1928年底回国，编辑《文学丛刊》，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冬游学日本。次年8月回国。之后，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从194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文艺月刊》《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上海市五届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灭亡》《新生》《雾》《雨》《电》《家》《春》《秋》及《巴金文集》《随想灵》等。



“春天已经来了” ——写给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我的小说是为二十年代年青人写的。我在序里面曾经说过： ‘我祝福他们。我请他们记住琴的话： 秋天过去了，春天就会来的……这些话对于今天的青年已经是多余的了。春天已经来了，而且比当年人们所能想象的春天更美丽，更好! 黑夜已经过去，光辉的太阳升在中国的天空了。”这是1958年巴金写给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信里的一段话。

巴金像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以后，著名收藏家和文史研究专家缪志明先生出示一件他收藏的印刷的巴金信函手迹。据缪志明介绍，这篇手稿是未被收录于26卷本 《巴金全集》 的一篇佚文。这篇佚文刊印在1958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出的话剧 《秋》 的戏单上。1957年年底，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排演了由李健吾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话剧 《秋》。1958年初公演之际，导演赵路请巴金为观众写几句话。巴金随后便用流利的行书写下一篇长达300余字的回信，他希望《秋》的观众看到过去那一代青年的悲剧和他们的艰苦斗争以后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剧院于是将巴金的这篇信函手迹印在演出戏单子前面。巴金在信里说： “这次的演出如果成功，应当归功于改编者、导演和演员们的艺术再创造; 万一失败，那就得归咎于原作者了。”落款是： 巴金十二月十三日。



“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 ——上书胡耀邦

巴老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作家，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酬为生。即使有事情，巴老一般并不求助于领导。巴金上书领导人的事情有两次，两次都是上书胡耀邦。

一是为老作家沈从文反映住房问题。1979年4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晚上，应酬活动后近八时，巴金突然问起同行的吴泰昌，沈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在登门造访不遇回饭店的路上，巴老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据吴泰昌回忆，从此巴老常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并且通过写信和谈话向一些领导反映，直到直接给胡耀邦写信与交谈。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在1989年得到妥善解决。

二是为现代文学馆呼喊。有感于“文革”中许多作家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1979年巴老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此后又上书各级领导为此呼吁。他说：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 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经过胡耀邦的关心和批准，现代文学馆终于修建起来了。巴老后来回忆说，胡耀邦在宴请他时，也主动提到文学馆要成立基金会的事，这件事要着手办理，在国内外作家和其他各界人士中广泛募集文学馆基金。

两次上书胡耀邦，巴老都不是为了自己。两次上书呼吁的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也因此得到了解决。



“我已是一个废人了” ——给萧乾的信

萧乾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结识了巴金，70多年来一直保持友谊。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完成五卷 《随想录》 后的巴金，由于健康关系，不得不搁笔了。萧乾知道巴老写字吃力，而且又有个亲自回信的习惯，甚至信皮都自己写。萧乾就尽量不直接写信给巴老。他要么写给小林，要么写给巴老的弟弟李济生。就这样，每年他们总还要有些书信往来。

1987年4月30日，巴老在致萧乾的信中写道：

“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精力，我已是一个废人了。要是我能够每天写两千字，那有多好啊。这些年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想到这，我就悔，我就恨。不过我总算留下一部《随想录》，让后人知道我的经历，我的感情; 我还指出了一条路，一个目标，讲真话。谁也不能把我一笔勾掉。这10年来我毕竟不是白活。

“我始终乐观，我们这个民族固然衰老……难道我就不能跟阿Q永远划清界限?想想实在难过! ”

巴金一生多病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被确诊患帕金森症，不但说话困难，而且手发颤，写字困难，行动甚为不便。他说“我已是一个废人了”，然而他仍然顽强地工作和生活。在这期间他给人写了许多信，这封给萧乾的信只是其中的一封，由此可见巴老的为人和处世。



“做到言行一致” ——给舒乙的信

舒乙1991年去托尔斯泰故居参观时，因为知道巴老特别喜欢托尔斯泰，所以就采摘了一些野花，并且随信寄给了巴老，让巴老十分感动。舒乙不久收到回信，没想到手已不太听使唤的巴老居然花了一个礼拜给他写信。舒乙回忆道：“他说做梦也没想到，我寄花给他。他说，老托尔斯泰的晚年力主言行一致，但这一点非常难，他想做又做不到。接到我的花和信后，虽然自己是个老病人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理想究竟是什么” ——给小朋友们的信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某县某乡中心小学的10位同学给巴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敬爱的巴金爷爷：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获得了 ‘三好’或‘品学兼优’ 的奖励。但是近年来，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社会上常以收入多少作为自己的骄傲。”孩子们在对拜金主义等一些社会现象表示困惑，但他们不甘沉沦。他们对巴老说：“我们决心探索、寻求。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寻求理想’的活动 。”

81岁的巴金老人接到孩子们的信，克服极大的困难给孩子们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信使我感到为难。我是一个有病的老人，最近虽然去北京开过会，可是回到上海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写字手指不听指挥，因此要 ‘以最快的速度’ 给你们一个回答，我很难办到。我只能跟在你们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地落在后面，我还可以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这就说明我不但并无 ‘神奇的力量’，而且连你们有的那朝气我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 ‘神秘钥匙’ 了。”

巴老在信中告诫孩子们 “‘寻求理想’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说：“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 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

一代文学巨匠留给孩子们的这封信至今依然闪耀着生命的火花。

巴金写给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