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爱新觉罗载淳 

载淳即同治帝，姓爱新觉罗，满族。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八位皇帝。可是不幸的是，他无法摆脱其生母——西太后的控制和干涉，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甚至无法按照自己的爱好安排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贵为一国之君的同治帝并不幸福，心情非常郁闷。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整日寻花问柳，聊以自慰，成为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式的君主。

变中继位

咸丰六年 (1856) 三月二十三日，清宫内部一片繁忙气氛，这个往日庄严的甚至有点阴森的大院也出现了一丝生活的气息。尤其是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储秀宫，更是人来人往，一个个喜气洋洋，大家都在为懿嫔叶赫那拉氏的分娩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这真是个令人兴奋而又焦虑的时刻。原来，咸丰帝虽然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可是他已年方26岁，却不曾有一个儿子。古人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人家尚且需要男儿来传宗接代，更何况是帝王之家呢?咸丰帝渴望自己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所以对叶赫那拉氏的生育十分关心和照顾。早在咸丰五年 (1855) 十二月，咸丰帝就下令，让叶赫那拉氏的母亲和随来的二名家人，住进储秀宫。这对于平时不得与家人相见的嫔妃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恩典。咸丰六年(1856) 三月三日，咸丰帝又下令太医和姥姥上夜守喜，细心照料那拉氏的生活和身体，并派人着手准备应用物品。现在那拉氏就要分娩，咸丰帝又怎能不兴奋呢!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叶赫那拉氏顺利分娩，生一男孩。咸丰帝接到奏报后，见自己终于有了儿子，十分高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即挥笔亲批朱谕，懿嫔晋封为懿妃，而且在储秀宫值班的太监也各有升迁。这个给其父咸丰帝带来欢愉，并给其母带来恩宠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载淳。

说起来，载淳应该算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生在帝王之家，享不尽的人间富贵，由于是独子，所以受到父亲的钟爱，受到格外的照顾和恩典，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在物质生活上就是十分充裕的。就拿他出生一年的时间来说吧，经过洗浴(出生三天)、小满月、满月、百禄、晬盘(周岁生日)等五个节日，就得到咸丰帝、皇后以及其他嫔妃、亲王、公主等人赏赐的大批珍贵物品，其中包括金银器800余件，衣被鞋帽560多件，荷包玉器等70件，而份例之内的供应尚不计算在内。载淳不仅得到了这些令人吃惊的赏赐，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他的生母带来了极大的尊荣和恩宠，造成了对当时清王朝甚至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这倒是尚不会说话的小孩子载淳所无法理解的。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出身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中等官僚家庭。叶赫那拉氏的父亲名叫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广太道。那拉氏的乳名叫兰儿，年幼的时候就十分聪明伶俐，甚至有点狡黠。她相貌出众，漂亮美丽，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长期生长在南方，善于歌唱一些南方小曲，大凡江浙盛行的各种曲调，都能琅琅上口，声调委婉，令人心旷神怡。咸丰帝20岁登基继位，选纽钴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兰儿有幸被选中。咸丰二年(1852)兰儿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入宫之后，兰儿虽然不满自己的“贵人”称号，但也无可奈何，一直想找机会向上爬。兰儿是一个有心计的人，她并不公开自己的不满情绪，而是把自己的愤恨压在心底。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和朴实，她操作勤恳，努力干活，任劳任怨，而且对人态度温和，乐于助人，人缘十分好。据说，有一次咸丰帝游圆明园，走到 “洞阴深处” 附近，听到有人歌唱南方小调，声音清脆，曲调幽长，非常悦耳动听，感到十分惊异。第二天，咸丰帝再去“洞阴深处”，忽然歌声又起。咸丰帝便问侍从太监这唱歌的是谁，太监告诉咸丰帝是兰贵人。于是咸丰帝便步入 “洞阴深处”，坐在炕上，命召那拉氏入见。咸丰帝见兰儿极为美丽，心中十分欢喜，就让她再唱一支南方小调。这次兰儿有幸被皇上召见，又能说会道，善猜人意，很会讨皇上喜欢，渐渐就得宠了，于是兰儿很快就从兰贵人升为懿嫔。咸丰六年 (1856) 生了儿子载淳，满足了咸丰帝盼子心切的愿望，更是如鱼得水，因子而贵，再晋升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升为懿贵妃。在那个时代里，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嫡庶之分也十分清楚，不可越雷池一步，历史上皇后夺取庶出的儿子为己有，亲生母亲遭受废黜甚至被杀之事，代代有人，不乏其例。在这一点上，那拉氏还算是幸运的。她碰到的皇后是纽钴禄氏，虽比那拉氏还年少两岁，可是却不惯争风吃醋那一套，待人温和，心地善良，是一个守本分的人。加上那拉氏处心积虑，曲意奉迎，就博得了皇后的好感和怜爱，甚至皇后还在皇帝面前不时地替那拉氏美言几句，这也使那拉氏得以一帆风顺地朝上爬去。

小载淳在其出生以后的几年内，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他的父亲咸丰帝，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望他能继承大业，所以格外喜欢，给他带来了父爱和欢乐。他的母亲那拉氏，不仅出自天然的母子之情，而且也因儿子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载淳即是那拉氏的亲生骨肉，也是她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那拉氏也十分爱怜载淳，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和成长。可是这种欢快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场变故把载淳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也把他推入痛苦和郁闷的深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咸丰十年 (1860) 八月，咸丰帝仓皇逃出北京。这时，小载淳才4岁，也随父母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咸丰帝逃到热河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常吐血，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于是便于咸丰十一年 (1861) 七月十六日，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等8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载垣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帝病死，年仅5岁的载淳继位，拟年号“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没有正式应用，清朝廷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又影响了小皇帝载淳的一生。

原来，在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 肃顺等人则想，咸丰帝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两者之间互相痛恨，经常发生冲突。载淳继位以后，肃顺等人以 “赞襄政务王大臣” 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氏被尊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肃顺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了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有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提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说肃顺等人仗势压制宫眷，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并警告说，只有夺权，才能免为他人鱼肉。东太后动心，建议和奕訢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訢速赴行在。奕訢本来就和其兄咸丰帝不合，一直不得意。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奕訢被留下北京收拾残局。咸丰病死后，奕訢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肃顺等人也传旨，命奕訢仍留京办事，不必来行在办理丧事，这更引起奕訢的不满，所以奕訢也成了肃顺等人的冤家对头。奕訢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两太后密谋。奕訢指出，要想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两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奕訢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做准备。

就在奕訢回京的当天(八月初十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奏折，说是皇帝年幼，应当明白宣示，让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载垣、肃顺等人看到这个奏折后，怒不可遏，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指出清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狠狠斥责了董元醇一顿。西太后见到上谕后，召见肃顺等八大臣，双方立即争吵起来。载垣说： “我们奉命赞襄政务，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奏折也是多余的事。”杜翰也说： “如果太后轻信人言，我们不能奉命。”其他几个人也都大吵大叫，气得西太后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当时，小皇帝载淳也在场，他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和这些人争吵，吓得他紧紧抓住西太后的衣服，嚎啕大哭起来。肃顺等人坚决主张颁发谕旨，批驳董元醇的奏折，而西太后却不同意，双方争论很久，没有结果，不欢而散。此后，还是按照肃顺等人的意见，发布谕旨，对董元醇的提议大加批驳，肃顺等人暂时占了上风。肃顺等人自以为批驳了董元醇，别人肯定不敢再提“垂帘听政”之事，所以洋洋自得，照常办事，麻痹大意。相反，西太后更加被激怒，加紧和奕訢等人密谋，伺机而动。

西太后为了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似乎忘记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训，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帝的梓宫启行回京。早晨，行完启灵礼后，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从，而让肃顺跟随梓宫后行。这样，西太后就把肃顺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抛在了后面，并派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监视他，有利于发动政变。

九月二十九日，载淳和两宫太后乘黑轿到达北京得胜门外，留在北京的官员都穿缟素跪在道旁迎接。回京以后，西太后见奕訢等人已准备就绪，政变时机已到，于是于九月三十日颁布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8人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五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彻底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登上了 “垂帘听政” 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继位。在热河的时候，颁定的年号是“祺祥”，但并未实施。回京以后，朝政变迁，有人提议更改年号，西太后便命王公大臣会议。众人议定新的年号为 “同治”，以示两宫太后临朝而治之意。西太后见后十分高兴，特颁谕旨，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此后不久，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经过两宫太后的批准执行。十一月初一日，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共到养心殿，接受众臣的朝拜，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太后 “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治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成为他母亲手中的一个傀儡和工具。

顽皮童子

同治帝自幼聪颖，有成人的风度，而且天性浑厚，按常理发展，本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是载淳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有着诸多的不幸和烦恼。其父咸丰帝早死，使他过早地失去父爱;其母西太后自 “垂帘听政”以后，一味倾心于宫廷斗争，争权夺利，对同治帝很少关心，根本没有什么母爱可言，更不用说母教了。载淳得不到别的孩子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享受不到家庭的乐趣，他只有和阉宦们鬼混在一起，寻找欢乐，以弥补他那缺少温暖的心灵。太监们大多是阿谀奉迎之辈，他们为了讨得小皇帝的喜欢，根本不可能对同治帝进行有益的照顾和教育，往往以声色犬马诱惑皇帝，使同治帝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污染。更有无耻之徒，专以色淫之事取悦同治帝，使其更加走向了歪门邪道。当时，有一个翰林院侍读，名叫王庆棋，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一个擅长谄媚拍马之徒。在他初值南书房的时候，不仅不帮助同治帝学习功课，相反，专用一些淫秽的书画来勾引同治帝，使同治帝乐此不疲，整日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没有家教，聪颖浑厚的同治帝渐渐变了，成为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一个少有的纨裤子弟。

同治帝从小厮混在阉宦之中，稍长以后，有不少别具一格的兴趣和爱好，他喜欢冶游，踢球、舞剧，尤其喜欢掼交。按照清朝的制度，宫中的太监也有分工，各负其责，除服役外，其他如弄舟、舁舆、演戏等，也都有太监们来做。同治帝喜爱掼交，也往往忘记自己是一国之君，亲自教太监们怎样掼交。掼交需要身体灵活，反应敏捷，年龄稍大的人是干不来的。他的办法很特别，初学的时候，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条板凳上，同治帝用手按住小太监的腹部，随后旋转起来。有的小太监不善此道，经不住长时间的折腾，不少人为此丧命。由于皇宫中尤其是同治帝喜欢，所以上行下效，各地纷纷如法炮制，自梨园供奉以至各行省，无不喜欢演剧掼交，成为一时的习尚。

同治帝整日呆在宫中，与世隔绝，生活呆板，而且还有许多礼法约束，使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有内监陪伴作乐，可是仍无法满足他的心愿，心中也常常寂寞无聊。于是，同治帝往往微服出宫，到处游荡。同治帝与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两人很要好，而且两人都喜欢穿黑衣服，凡有女子的娼寮酒馆及其摊肆，他们无所不至。载淳(同治帝)便服出宫，行为特殊，常常令人莫明其妙，弄出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同治帝到琉璃厂去购买玉版宣(一种色白质坚的宣纸)，当付钱的时候，他拿出一块瓜子金。掌柜的知道瓜子金非一般通用的钱，所以坚辞不收。同治帝没有办法，只好让店里的伙计跟自己去取银子，当他们一起走到午门内时，店伙计明白了同治帝的来历，弃了纸就跑了。第二天，同治帝派了一个小太监拿银如数偿还给店掌柜。又有一次，同治帝在僧寮避雨，遇到一个人，见此人衣服破烂，满面愁容，同治帝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呀?”那人说： “我原是一个家仆，被主人赶了出来，无家可归，” 同治帝又问： “象你这样的人，干什么最有出息?”那人回答说：“在海关做事最好不过了。”听到这里，同治帝借来纸笔，写了一封信，吩咐步军统领衙门给这个人找个差事。那人拿着信，果然在粤海关找到了一个差事，并因此而发了家。

为了把载淳培养成人君，咸丰帝尤其是西太后，为同治帝挑选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同治帝登基以后，两宫太后发布谕旨，特派同治帝的叔父醇郡王奕譞教习蒙语及骑射，爱仁教习满文，恭亲王奕訢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驻弘德殿照料一切。早在咸丰帝在世的时候，大学士李鸿藻就被任命为同治帝的师傅，后来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龢等人相继入值弘德殿，教授同治帝汉文。奕訢、奕譞、绵愉等人都是皇族尊贵，地位极高; 而倭仁等人又大都是清中央的权臣，并具有较高的封建主义文化素养。为了约束同治帝，按照清朝祖制，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同治帝每日到上书房后，要先拉弓，然后学习蒙古语，读满文书，最后读汉文书，这是上书房的规矩，不得差错。

可是，长期养成的放荡习气，使同治帝无法摆脱对玩耍的留恋，不能安心读书，带有强烈的厌学情绪。功课越重，他越依恋玩乐的兴趣和轻松; 师傅们越严肃，使他更加喜欢那些阿谀奉迎之辈，因此同治帝在弘德殿也成为一个顽皮“学生”，大大难为了他的师傅们。在上书房读书时，虽然师傅们屡次告诫他“读书尚勤”，可是他根本不理会，不是精神不聚，乱动嬉笑，就是昏昏欲睡，甚至还和伴读的载澂打闹在一起，没有一点人君的样子，让他们的师傅们啼笑皆非，无可奈何。

正因为这样，虽然倭仁等人用心教授，兢兢业业，可是同治帝的学业进展不大，到同治十年 (1871)，同治帝已有16岁，即将大婚亲政，但从小养成的习惯未改，我行我素，对学习仍不热心，他的师傅虽心急如焚，可无法改变，发出了 “无可奈何”的哀叹声。到亲政的时候，同治帝不仅连最基本的经典如《左传》都讲解不了，甚至不会句读，读奏折也不成句，书写时则别字连篇，说话也不太清楚。这就是大清国第八位皇帝的文化水平和素养。

外使觐见

咸丰十年(1860)，英法列强侵入北京，战火纷飞，一代名园圆明园化为废墟，咸丰帝带人逃往热河。当时同治帝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随父母出逃。虽然当时同治帝年龄太小，对军国大事还不清楚，但是，逃亡路上的艰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也种下了他对洋人的仇视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治帝对前朝之事有了进一步了解，因此，对洋人始终没有好感，常常反映出排外的思想情绪。

当时有一个名叫夏同善的侍郎，常在上书房伴读，他有一块计时表，非常喜爱。有一次他偷偷地欣赏计时表，被同治帝撞见。同治帝问他看的是什么，夏同善只得实话相告。同治帝听后十分气愤，满面怒容，夺过计时表摔了个粉碎。同治帝始终没有忘记逃亡热河的耻辱，总想找机会发泄内心的愤恨，可是国势颓委，无法实现，因此，他常常命太监制造洋人的偶像，排立在桌案上，然后用小刀削斫其首，并大声呼喊“杀尽洋鬼子! 杀尽洋鬼子!”

同治帝在位期间(1861—1874)，虽然外国列强不断无事生非，屡次挑衅，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中外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可在这一时期，却发生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正是要杀尽洋人的同治帝首次免除跪拜礼接见了外国公使。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皇帝是天之娇子，天下的共主，一切臣民觐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以示尊重和孝忠，可西方使节以各国平等为由，拒绝向中国皇帝行跪拜之礼，所以各国使节多次要求觐见皇帝都因礼节问题而未成功。在同治帝时期，围绕着外国公使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清朝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有人坚持要行跪拜之礼，否则就不能觐见，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地方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认为可以略作改进。经过反复商讨争论，最后决定，西方各国公使可以觐见皇帝，免除跪拜礼，以五鞠躬来代替。同治十二年 (1873)，清廷发布上谕，允许带有国书的驻京外国公使觐见。这时，日本外相副岛种臣以大使的名义来华互换《中日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并祝贺同治帝亲政，也要求觐见皇帝，并以自己具有大使身份，要求头班单独入见。经过磋商，清廷同意副岛种臣以与各国公使同样的礼节单独觐见同治帝。这年六月五日，同治帝在紫光阁召见各国公使。早晨六时，各国公使到福华门，由文祥等人接待，各国使臣略用茶点后，进入紫光阁行帏，等候觐见。九时，同治皇帝才到紫光阁。日本使臣副岛种臣先入觐见，其后俄国公使倭良嗄里，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里，荷兰公使费果荪等鱼贯而入，法国公使馆的翻译俾斯麦也做为译员随入。进入紫光阁后，他们向同治帝行鞠躬礼，行数步，再次行礼，然后走到同治帝前面的黄案前止步，再次鞠躬。俄国公使倭良嗄里以代表团团长的资格，诵读法文颂词，继由俾斯麦译成中文。颂词读完后，五公使依次将国书放到黄案上，同治帝轻轻颔首，表示接受。这时，恭亲王奕訢向前跪下请旨，然后告诉各使臣，皇上已接受了国书，并问各国君主健康，希望今后中外交涉能顺利进行。这样，觐见礼就算完成了，各公使鞠躬退出。这次觐见典礼前后不过5分钟，同治帝也没有同各国公使亲自交谈，都是由奕訢等人代办的，虽不合现代外交惯例，但在中外交涉史上也算是破天荒的事了。不过，经过这次觐见，同治帝并没有改变对洋人的仇视和厌恶心理，事后还多次对这次觐见表示遗憾。

母子之间

同治帝是西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母子之间却没有一般人家所具有的那种天伦之乐，也没有封建伦理纲常所要求的母慈子孝。作为母亲，西太后以子而贵，使她有机会登上清王朝权力的顶峰，儿子同治帝无非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她对儿子缺少一个母亲所应当具有的母爱和温情，更多的是控制和利用。同治帝性格倔强，对母亲也没有那种缠缠绵绵的感情，相反，更多的是反感和不满，尤其是同治帝年长以后，对母亲的专横揽权更加不满和恼火，时时有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所以，西太后和同治帝母子之间的关系别具特点，耐人寻味，总的说来是少了一点温情，而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母子俩围绕着一系列问题不断争论，时有分歧。

同治帝对母亲的专横不满，也更加痛恨和厌恶西太后的宠臣，尤其是太监安德海。安德海，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人称“小安子”。同治初年，他渐渐得到西太后的宠幸。他依仗西太后的权势，为所欲为，压制群僚，干预国政。同治帝年幼时，对安德海的奸诈蛮横就有所耳闻。到十来岁，同治帝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对安德海的行径更加痛恨，有时他还当众借故斥责安德海。结果，安德海在西太后面前危言耸听，百般煽惑，西太后因此又把同治帝好好数落了一番。这使同治帝更加对安德海不满，总想找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怒气，可安德海有西太后撑腰，一时无可奈何。于是他命人做了许多的泥人，用小刀切断泥人的头，有的太监问及，同治帝则回答：“杀小安子。”同治八年(1869年)秋，安德海为了讨好西太后，自动请求到南方为西太后采办龙衣织料。按照清廷祖制，太监是不能随便出京的，可西太后独断专行，暗中同意安德海南下。安德海出京以后，乘楼船沿运河南下，一路上招摇撞骗，肆意勒索，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当安德海经过山东境内时，山东巡抚丁宝祯听说后，以 “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而且本大臣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理由，派人逮捕了安德海，并上报朝廷。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奕訢便同东太后商量，并征得同治帝同意，传谕按清朝家法，格杀勿论。当西太后得知此事时，作恶多端的安德海已在济南被处决了。西太后大怒，但又不好当面与东太后和奕訢争执，便把同治帝叫到身边，大声斥责。同治帝满不在乎地说：“杀一个小太监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西太后更加气愤，大吵大叫，同治帝见母亲真的动了肝火，也不反驳，心想反正安德海已经死了，随你说去吧。

使同治帝更为恼火的是，西太后蛮横干涉同治帝的私生活。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载淳已年满14岁，按照先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帝，所以对同治帝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 (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不得不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漂亮美丽，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 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好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帝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意料，自己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帝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帝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结婚以后，同治帝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帝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帝常常给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帝心中十分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同治帝和皇后的关系，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帝说： “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帝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帝。同治帝对其母西太后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十分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同治十二年 (1873) 一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然而，同治帝仍然没有真正的权力，清朝的大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同治帝亲政以后，并没有什么政治作为，他用心最多的恐怕就是修复圆明园一事了。在这件事上，他和母亲西太后意见一致，步调统一，这算是他们母子之间难得的一次谅解。

原来，同治帝继位以后，在西太后和奕訢等人的主持下，清政府继续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保护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国内局势暂时稳定下来，这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 “同治中兴”。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为了自己的享乐安逸，极想修复圆明园。同治帝也想有一个寻找乐趣的场所，同时也想为西太后修建一个休养场所，以便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独立执掌朝政，所以也极力主张修复圆明园。同治十二年 (1873) 九月二十七日，同治帝颁布朱谕，立即修复圆明园。这道谕旨颁布后，在清朝内部引起了极大反响。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率先上疏，请求缓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立即召见沈淮，大加斥责。第二天，御史游百川也上疏谏阻，同治帝更加气恼，发布谕旨，说自己修复圆明园是为了孝亲，指责游百川欺己年幼，丧尽天良，并革去游百川的职务，还告诫群臣，不准再提异议。同治帝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西太后对修复圆明园一事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致，母子俩常去内务府督促，同治帝还亲自去圆明园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修复圆明园殊非易事，工程浩大，耗资甚巨，不仅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也弄得民不聊生，招来一片非议声。这时候，原本就不同意但却未敢极力劝阻的恭亲王奕訢不得不出面了。同治十三年 (1874) 七月十六日，奕訢上疏，请求同治帝停修圆明园，并指出了同治帝一些不符合祖制的生活作风和行为。如在内宫与太监打闹，出宫游玩，不用心读书等等。奏疏上后，奕訢又怕同治帝看不明白，请求皇上召见，同治帝不预理睬。奕訢再请，同治帝才于十八日召见了奕訢。召见时，奕訢将其奏折中所陈诸条反复讲解，同治帝不耐烦地说：“我停工就是了，你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奕訢说： “臣所奏很多，不只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事。” 同治帝更加恼怒，没好气地说： “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二十九日，同治帝上朝，召集诸王大臣，指责奕訢无人臣礼，应当重处。同治帝硃谕尽革恭亲王所任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虽然诸王大臣极力劝阻，但同治帝余怒未消，于三十日发布谕旨，以 “语言之间诸多失仪”为名，革去奕訢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八月初一日，又颁布硃谕，以 “朋比谋为不轨”为名，尽革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10人的职务。两宫太后听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弘德殿，斥责同治帝年少不懂事，同治帝只好撤销了对奕訢等人的处罚。经过这场风波，同治帝和西太后只得放弃了修复圆明园的想法，但却以修建西苑三海为交换条件。至此，围绕着修复圆明园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淫乐而终

同治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没有一国之君的尊严和权力。在政治上，同治帝受到西太后的控制，年幼的时候暂切不说，既便是亲政以后也是如此。在生活上，同治帝也受到西太后的无理干涉，使他丧失了家庭乐趣，这使性格倔强的同治帝十分苦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帝只能出宫去寻找乐趣。他到处寻花问柳，纵情淫乱，一点也没有国君的样子。长期的淫乱生活，使同治帝渐渐染上了病毒，身体跨了下来。同治十三年 (1874) 十月前后，同治帝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传太医看视。太医看后大吃一惊，便知道是淫乱生活所造成的病毒，但却不敢明言，便奏请西太后。西太后心中也明白，但为了顾全皇家的声誉，也不好明说，便说是天花。于是太医便用治天花之药给同治帝治病，当然不可能奏效。同治帝十分痛苦，气愤地说：“我的病不是天花，为什么按天花治呢?”此后，同治帝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下部已溃烂，臭不可闻。在同治病重期间，孝哲毅皇后不断到同治帝床前看视，好言劝慰，并亲自为同治帝擦去身上的脓血，以尽夫妻之情。就在儿子病危的时刻，西太后也没有尽自己应尽的母爱，相反，常常借故迁怒于孝哲毅皇后，甚至破口大骂。这时的同治帝已无力与母亲抗争，只是痛恨在心中。

同治帝也认识到，自己已没有生的希望，回顾自己19年的生活，感慨万千，痛恨不已，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悲! 于是，他召见了他的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他要求在他死后，找一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大统，以避免自己的悲剧。李鸿藻退出后，拿着同治帝的遗诏，浑身战栗，面色大变，立即奔告西太后。西太后见到同治帝的遗诏，如雷轰顶，既恨又惊，当场撕毁了同治帝的遗诏。同治十三年 (1874) 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终年19岁。孝哲毅皇后无法承受西太后的虐待和非难，在同治帝死后不到100天也痛恨殉节而死。

同治帝死后，葬在惠陵，追赠庙号、谥号为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这一大串的赞誉也算是对放荡皇帝载淳的安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