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王朱由榔
一、肇庆称帝
万历皇帝有5个儿子，第五子是朱常瀛，封为桂王，开藩于衡州 (今湖南衡阳)。后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攻入衡州，朱常瀛逃到广西梧州，不久即死在那里。他的儿子，原封永明王朱由榔承袭了他的王爵，是为南明历史上的桂王。隆武二年(1646)，他在瞿式耜和丁魁楚等人的拥立下，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也是维持时间最久的永历王朝。
在浙江的鲁王政权和福建的唐王政权相继覆灭后，清兵长驱直入，很快攻占了潮州。两广总督丁魁楚仓皇逃到梧州。南明的官吏吕大器、方以智、金堡等人也都纷纷向西撤退。不久，隆武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梧州，瞿式耜和丁魁楚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朱由榔又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就准备立他为帝。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隆武帝即位后曾说，他没有儿子，统系又比较疏远，朱由榔的统系亲近，自己死后就由朱由榔继位。因此，拥立朱由榔称帝的意见非常一致。朱由榔的生母王太妃却说：“诸位大臣还愁找不到君主吗? 我儿性情仁柔，不是拨乱治国的材料。你们还是再找一个贤明刚强的人吧，免得误了国家大事。”但大家拥立朱由榔的意见很坚决，遂于隆武二年(1646)十月十日，在梧州行监国礼，接着移驻肇庆。不久，听说广州的苏观生等人拥立朱聿为帝， 建号绍武， 朱由榔便于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即帝位， 建号永历， 以第二年为永历元年。
永历帝即位之初，因不熟悉朝政，对宦官庞天寿和王坤等人格外依赖。政令在名义上虽出自皇帝，但实际上都出自太监的“内批”。这就为永历朝埋下了一个祸根，明末的宦官擅权和党争又带入了这个新建立的小朝廷。永历帝对勇于谋国的瞿式耜和何腾蛟等人不敢大胆依托，而对丁魁楚这类的军阀却百般迁就，准其坐地征税，取给军饷，任用官吏，干预朝政。因此，永历朝一建立就没有形成稳固的基础，也不可能有恢复的宏图。
按照通常的规矩，新皇帝即位后要颁诏天下，但永历帝却没有。肇庆距广州仅400里，永历帝对广州方面竟未敢一函相商。在清兵压境、危如垒卵的当时，双方只顾自己南面称尊，根本不把国家兴复大计放在心上，而是互争帝权，以至兵戎相见。永历帝派给事中彭耀去广州，要绍武帝放弃帝位，奉永历正朔。绍武帝认为自己称帝比永历为早，应以自己为正统，便在苏观生的怂恿下杀了彭耀。绍武帝派兵部尚书汤来贺致书永历帝，书信中称“让为上，和次之，战最下矣!”永历帝自恃力量较强，当然不肯让位。他还亲自到前线督战，想一举消灭绍武政权。双方在三水大战一场，永历帝大败，肇庆的永历政权顿时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幸而汉奸李成栋率领的清军逼近广州，绍武帝未敢穷追，慌忙退保广州，这才使永历政权得到喘息之机。
二、流浪皇帝
人民群众出自抗清的要求，支持永历政权，尤其是农民军浴血奋战，成为抵抗清军的主力，这使得永历政权维持了16年之久。但是，对永历政权来说，外有强敌，内有纷争，一遇事变发生，永历帝便仓皇逃跑。永历帝成了中国历史上经常颠沛流离的流浪皇帝。
永历帝在三水战败后，广州接着就被李成栋率领的清军攻陷，绍武政权灭亡。李成栋占领了沿海的惠州和连州，向肇庆进逼。瞿式耜主张在峡口迎战，但永历帝却如惊弓之鸟， 不听瞿式耜的劝告， 慌慌忙忙地由肇庆逃到梧州。 不久， 留守肇庆的朱治投降了清军，肇庆陷落，梧州又告危急，永历帝便又从梧州逃往桂林。皇帝这样频繁地出逃，直接影响了军民的抗清行动。一些将领纷纷投降清兵，抗清的形势日益恶化。
对永历帝这样逃来逃去，瞿式耜极力反对。他一再劝说永历帝，王朝刚建立，应该镇定，才能稳定军心民心。倘若轻易迁徙，则人心易散，那些不坚定的将领就更容易萌生投降的念头。叛将溃兵乘机抢掠，清兵闻声赶来，局势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永历皇帝却有自己的想法。一则，他看到文武诸臣不断地有人降清，感到这些人靠不住。战又战不胜，守又守不牢，还是逃跑比较保险。二则，他亲眼看到弘光帝、隆武帝和绍武帝等人陆续被清兵俘杀，都是因逃跑不速。倘若及早快逃，他们还能被杀吗? 为保命计，还是以有警即逃为上策。永历帝片面地接受这种历史教训，所以一有警就拼命逃窜。这样，永历政权也就只能土崩瓦解了。
隆武二年(1646)底，李成栋率清军沿珠江顺流而下，势如破竹。清军攻破赣州后，执掌军政大权的丁魁楚吓破了胆，赶忙和太监王坤密谋，催永历帝逃往梧州避难。瞿式耜闻知后，急忙向永历帝进谏说：“今天陛下登极，是为了给祖宗报仇雪耻，正应该奋大勇以号召天下。如自己先表现出怯懦，下边的人更无固志，国家还怎么能振兴呢!”永历帝遂派瞿式耜到前方御敌。不几天，忽然讹传瞿式耜打了败仗，永历帝便和王坤等人仓皇出逃，直奔广西梧州府。皇太后马氏颇通史书，把阁臣李用楫等人召至跟前，当面斥责他们胆小如鼠，没有固志，象这样闻警即逃，象什么话! 紧接着瞿式耜报捷的手书到达，才知道前几天误听了讹言。王坤、李用楫慌忙跪在帝前请罪。随后，他们又扈从着永历帝回到肇庆。永历帝为了安全起见，将三宫送往瞿式耜的部下所坚守的桂林。
李成栋杀了广州的绍武帝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亲自带兵下肇庆。瞿式耜请视师迎战，督士卒驻峡口。王坤等人又劝永历帝赶快逃跑，瞿式耜力持不可。但永历帝保命为上，不听瞿式耜的劝告，决意再次出逃。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一些不知情的大臣照常来上朝，忽然看到轿子出了城门，接着又夺了条小船，直奔西峡。大家看到事态反常，早已惶恐不安。忽有人说，那逃走的就是永历皇帝，顿时乱成一团。文武诸臣都夺路而逃，各不相顾，感到肇庆这地方片刻不可停留。侍御汪光宝和中书李来同坐一条小船，不知道邻船上就坐着永历皇帝。因为江上船多拥挤，他们的船差点没把永历帝的小船碰翻。大家都惊慌失措，只有丁魁楚泰然自若。他把一些财宝搬到船上，从容出走，对大家的狼狈相颇含讥讽之意。
丁魁楚手中握有重兵，但不主动请战，却拥兵自重，飞扬跋扈。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侍御李绮上疏弹劾丁魁楚10大罪状，说他欺君误国，玩兵害民，并在廷上当着永历帝的面朗诵。丁魁楚大惊，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永历帝请罪。永历帝鉴于新朝刚立，他手中有重兵，便宽慰了他几句。第二天降旨，李绮绛三级调外使用。李绛知道事不可为，便在半夜里悄悄地逃往廉州。丁魁楚也看到永历帝不是中兴之主，自己也不被信用，所以一心搜刮民财，准备侍机降清。因有这种打算，所以他在逃跑时显得不慌不忙。
永历元年 (1647) 正月初一日，永历帝一行逃到梧州。这天他还在船上，因为是元旦吉日，一些大臣都到船上来朝贺。他感到自己落难如此，便传旨免掉了朝贺之礼。不但没有一点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一片凄凉。永历帝让知府取出50两银子，作为对船夫的赏钱。几天后，听说李成栋攻下肇庆后，又挥师前来梧州。永历帝闻讯，觉得梧州也不是久居之地，便又慌忙地逃往桂林。永历元年(1647)三月，永历帝在桂林住了下来，将桂林府署改为行宫。四处流离的大臣也陆续到达这里。
这时，丁魁楚更加紧了他的投降活动。他将搜刮的金银财宝装在40条船上，在岑溪停了下来。二月初，他派亲信向李成栋致意。李成栋得信大喜，说道： “怎么不早说呢?我正想请你的主人继续任两广总督呢!”丁魁楚接到回报后十分高兴，便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到梧州。李成栋亲自出迎，并设宴招待。半夜里，李成栋忽然升帐，命将丁魁楚父子妻妾尽数斩首。舟上有白银84万两，都成了李成栋的囊中物。这一来，更削弱了永历朝的力量，也使永历帝更不敢相信他的臣下。
永历元年 (1647) 三月中旬，李成栋率领清军逼近桂林，警报屡至。宦官王坤又劝永历帝逃往湖南，说那里可以作为中兴之地。方以智等人也主张这样做。瞿式耜上言，力持不可，大意是说，皇上不去湖南，湖南的军队还能有所作为，自有能打出湖南的时候。现即位不到1年，迁徙三四次，动摇了民心军心。皇上在广西则广西在，离广西则广西危。离去是容易的，再回来就难了。瞿式耜说得悲昂激切，以至跪下涕泣，几个大臣上前去，都没有拉起来。永历帝深受感动，表示不离开桂林。瞿式耜这才站起。永历帝感到瞿式耜忠心可托，便命他留守桂林，各路兵马都听他指挥。因有瞿式耜的顽强抵抗，清兵没能攻下桂林。
正在清兵要大举进攻桂林的时候，何腾蛟的部将刘承胤率师入卫，大大地增强了桂林的守卫力量。刘承胤是明朝旧将，绰号刘铁棍，为人阴险狠毒。但表面上是来保卫桂林，实际上是来趁火打劫，想挟天子以自重。他到桂林后，对永历帝说，湖南湖北的大多数县仍为明军所有，那里相当安全，接着又说朝中宦官的权力太大，请永历帝立即驱逐太监王坤以统一事权，并劝永历帝进驻全州，那里十分安全。他这些耸人听闻的话，骗取了永历帝的信任。他要驱逐王坤的主张，也赢得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支持。永历帝不顾瞿式耜的劝告，决心随刘承胤移驻全州，而命瞿式耜留守桂林。
永历帝到全州，实际上被置于刘承胤的卵翼之下。刘承胤气指颐使，发号施令，大有忘乎所以的样子。有一次，直接领导他的主帅何腾蛟来谒见永历帝，他也显得非常傲慢。对其他人，那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他看谁不顺眼，就立逼永历帝下令将其廷杖。后来，他又想挟持永历帝去湖南的武冈。这时，外面传言说，马上就要有一场董卓之祸了。刘承胤很明白，这是把自己比成了董卓，心中十分气恼。他怀疑这是刘湘客造的流言。因为他知道，刘湘客主张返回桂林，反对去武冈。于是，刘承胤便立逼永历帝将刘湘客廷杖一顿，并把刘湘客等6名言官绑在午门外示众。幸赖其他大臣联名劝阻，这才将他们放开，但也都被革职闲住。永历帝面对这个飞扬跋扈的将军，忍气吞声，只能处处按照他的主意行事。
瞿式耜听说刘承胤又要把永历帝弄往武冈，马上上疏劝阻，并劝永历帝回驻桂林。疏中说，现在主要是要恢复两广，但广西还没有恢复，怎么能轻易移动呢?如现在就去湖南武冈，无疑于将两广拱手送与清兵。永历帝也不愿再受刘承胤的要挟，便借瞿式耜之疏，传旨返回桂林。刘承胤无法，也只好随往。但刘承胤的军队在桂林只要饷，不出战。瞿式耜将库藏银尽数取出，仍不敷支用，便捐出自己的家财，得1万两银子充作军饷。他的夫人邵氏将自己的首饰细软之物也都捐了出来，但刘承胤的军队还是不出去打仗，只是坐靡饷银。原驻守桂林的军队主要是焦琏的部下，主客兵不和，常起摩擦。五月十四日，焦琏的部下与刘承胤的部下竟然发生火并。一气之下，刘承胤率领部下裹挟永历帝离开了桂林，去了武冈。永历帝既然成了刘承胤的掌上玩物，只好乖乖地跟着他走。
清兵听说桂林发生了哗变，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大举围攻桂林。瞿式耜督师分门防守，用西洋炮向清军猛轰。焦琏久镇桂林，深得众心，以死力拒守。因此，终于击退清兵，使桂林转危为安。瞿式耜守桂林功高，永历帝晋升他为太子太师临桂伯。瞿式耜不受，上疏自劾，谓自己身为大臣，几次遇变，都极危险，自己罪责难脱。永历帝不允，他再上疏，称现不是受禄之时，并请永历帝返回桂林。至此，永历帝愈加器重瞿式耜。
刘承胤把永历帝挟持到湖南西部山区的武冈，把武冈改为奉天府，作为南明的政治中心。他为了挟永历帝以自重，不肯让永历帝回桂林。永历帝觉得这地方也挺安全，也不急于回桂林去，于是就在这里安安生生地住了下来。这年七月，清兵攻占了常德和宝庆，直下武冈。刘承胤见形势已变，再保护永历帝已没什么用处，便暗中与汉奸孔有德勾结，献城献地，并准备把永历帝作为投降的礼物。当清军逼近武冈时，永历帝才得知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于是也顾不得做什么准备，便仓皇地在半夜里逃出了武冈。
当时正值八月下旬，夜里没有月光，山路崎岖不平，再加上出走仓促，所以狼狈不堪。除了永历帝和三宫以外，无不赤脚奔走。皇子生下来才2个月，竟委弃到泥沙中。皇后的妹妹和她的母亲一起奔逃，迷了路，不知所终。大学士吴炳受不了奔逃之苦，整了整衣冠，自缢而死。永历帝怕大道有敌兵，便从小道走。一行人踉踉跄跄地赶到庆远，好歹总算找到了两条小船。十一月十五日到达象州，十二月十日到达南宁，想在南宁住下来。南宁府守道是赵台，据府署不肯让。锦衣卫指挥马吉翔挺身而出，斥责赵台傲慢无礼，当以大不敬治罪。赵台这才让出了府署。当宫眷移入府署时，一些恶少一定要看看皇后宫女是什么样子，说的话都下流不堪。永历帝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无可奈何。不久，瞿式耜派兵迎驾，将永历帝接回桂林。当时的桂林也破败不堪，市井萧然，物价昂贵。宫中供给也十分简陋，但毕竟得到了一个安息之地。永历帝在称帝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展转流离，四处逃窜，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皇帝。
三、还都肇庆
由于瞿式耜和焦琏的坚守，清军几次进攻桂林都被击退，桂林成了名副其实的后方基地。永历帝这次到桂林时，广西全境已全被明军所收复。这是永历政权整顿内部、重新振作的一个机会。瞿式耜向永历帝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请他“揽大权，明赏罚，严好恶，亲正人，闻正言，威德并行，以服远近。”永历帝也认为他说的有理，但就是做不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形势又发生了不利的变化。清军在湖南接连打败明军，并向桂林逼近。桂林又危急起来。农民军领袖郝摇旗率领铁骑万人入援桂林。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在桂林的军队又多又杂，有官军，有农民军，还有滇军。明朝的官军历来瞧不起农民军，待遇上也不公平，所以时常发生冲突。郝摇旗驻守兴安，粮饷不足，在清军的进攻下，向桂林撤退。桂林的官军却闭城不纳。农民军气愤不过，再加上缺饷，便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强取。南明统治者于是广造舆论，说“郝永忠大掠桂林”。永历帝闻言，又想逃之夭夭。夜里，他听信了宦官的谣言，说郝永忠马上要攻入桂林了，他连瞿式耜也没告诉一声，便在半夜仓皇出逃，奔赴南宁。
永历帝的出走，再加上内部的纷争，使桂林人心浮动。在湖南的清军乘机进攻桂林。瞿式耜受了重伤。焦琏顽强抵抗，终于把清军赶出严关，桂林再次转危为安。
永历帝在军阀陈邦傅的保护下，又由南宁迁至浔州，由浔州再到梧州。陈邦傅自恃护驾有功，要永历帝赐浔州、梧州等地让他世守。永历帝知道自己是他的掌中之物，不答应也不行，便答应了他的这个过份要求。
永历帝面对这个烂摊子，简直是一筹莫展。内部发生纷争，自己又受人要挟，外有强敌压境，眼看着就要垮台。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两广的农民群众却组织了起来，坚决抵抗清军的进攻，使永历政权又得以苟延残喘。仅在广东一地，这种抗清的农民军就有10余支。他们原来都是反对明王朝的苛捐杂税的，现面临清兵的进攻，都转过头来抵抗清兵。永历帝看到这么多人自动起来拥戴自己，心里自然十分高兴。这些起义军多归陈邦彦、陈子壮和张家玉领导，其中以陈邦彦领导的义军为最强。对这些抗清有功的农民军领袖，永历帝也不断地对他们加官进爵。他们沉重地打击了李成栋的气焰，并一度逼近广州。这使李成栋认识到这些农民军的力量，遂集中兵力围剿这些农民军。张家玉、陈邦彦和陈子壮都先后遇难，史称“广东三忠”。他们的抗清斗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却牵制了清兵，减轻了广西方面的压力。同时，李成栋也认识到了农民军的强大威力，成了他反正的重要因素。
李成栋降清后，由苏松入浙江，由浙江入江西，再入两广，气焰十分嚣张，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清廷对他并不放心，派出佟养甲、章于天等人监视他的行动，所以心中十分不快，有时简直让他忍无可忍。另外，金声桓和王待仁在南昌举兵反正，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一个促成他反正的因素是他的爱妾。此妾是他在松江得到的一个妓女。她的身分虽然卑贱，但爱国之心犹存。她经常怂恿李成栋反正，李成栋一直不予理睬。一天侍酒，她再次劝李成栋归顺明朝。李成栋叹了一口气说：“只是可怜在松江的眷属啊!”原来，李成栋入广前，将家属都寄养在松江府城，所以这时才说出此话。此妾听他这样说，便慨然说道： “既然这样，我也不忍心独享富贵啊!”说罢举剑自刎而死。李成栋抱尸大哭，拜了四拜，然后将其安葬。一个普通女子竟有这样的爱国之心，李成栋大受感动，遂决心归顺永历朝。
永历二年 (1648) 四月十日，李成栋将兵马钱粮、户口土地的簿籍拿出，派洪天擢等3人送给永历帝，并上表称臣，劝永历帝回驻肇庆。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喜讯，永历朝的文武官员无不欣喜若狂。永历帝怕其中有诈，详问来人归顺的原由，他们也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已经改奉永历正朔，已遍谕广州文武更换服饰。四月十五日，李成栋又派沈原渭来，知归顺为真。于是举朝弹冠相庆。一些脱离永历帝的旧官这时也纷纷走了出来。例如王化澄，已经杜门半年多了，这时忽然出来入值。朱天麟变换姓名隐居大平府，这时也要重入内阁。士大夫一时都以到永历朝出仕为荣。永历皇帝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高兴。
李成栋让陈邦傅促请永历帝还驻肇庆。永历帝本来想拖延一段时间，再仔细观察一下事态，免得中了别人的圈套。陈邦傅为了讨好李成栋，力促永历帝马上动身。他说话粗暴，有时还骂骂咧咧，永历帝感到与其在陈邦傅的卵翼下，还不如跟随李成栋。于是，永历帝便于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浔州，二十九日到达肇庆城下。李成栋准备了一艘有33个仓的船为龙舟，到百里以外迎接。永历帝对李成栋慰劳备至。第二天，李成栋率领文武百官迎帝，他亲手扶着永历帝的轿杆入城，进驻肇庆行宫。李成栋在宫中准备了1万两银子，以备永历帝赏赐臣下。李成栋又大约花了1万两银子备置宫中饰物，亦粗可观。朝贺后，永历帝加封李成栋为卫公，赐予御袍靴带，并赐予尚方剑，准其便宜行事。文武百官陆续集于肇庆，一时颇有首都的气氛。当时，政务不分大小，都要先呈李成栋，然后再上奏永历帝。李成栋为表达效忠永历帝的决心，主动请缨，要和先期反正的金声桓、王得仁等联兵攻打赣州，想打通广东通往江西的道路，然后会师中原。
永历帝听了李成栋的这个计划，自然是满心高兴。他便仿效汉高祖刘邦对韩信的做法，在城东筑将坛，然后授印令其北伐。将坛刚筑成一半，李成栋便对永历帝说：“事在人为，登坛与否有什么关系呢! 将坛不要筑，我这就马上出师。”永历帝见他如此说，不便相强，便下令停止筑坛。李成栋又对永历帝说： “朝中诸事，由诸臣去办。关外诸事，由我一身独当。”说罢，即提兵20万离开肇庆，奔赴赣州前线。
李成栋走后，朝局为之一变。李成栋有个养子，名叫李元胤，本姓贾，河南人，因为庸蠢，所以李成栋没带他上前线，让他留守肇庆。他依仗李成栋的威势，恣横无忌，笑骂无常。再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等人的怂恿，故意投其所好，引导他谋害异己，朝政日非。一些正直大臣为之担心，想让永历帝抑制一下他的气焰。但永历帝把希望都寄托在李成栋身上，生怕得罪了他们父子，所以就闭目塞听，任其胡作非为。
李元胤门庭若市，到他家去的就象登龙门一样。他现姓李，凡李姓的人都争相来认同宗。他原姓贾，凡姓贾的人也都来认一家人，都有好处可沾。在上朝时，李元胤站西班，东班的大臣为了能和李元胤攀谈，大都挤到西班的行列中去，东班为之一空。永历帝看着这种滑稽的场面，也见怪不怪。李元胤为人暴戾，不近人情，客人来访，从不出迎，甚至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客人走时，也从来不送。他喜欢赌博，也常常让他的仆人与其他大臣去赌。这些大臣都故意输给他，借以讨他们主仆的欢心。十月十五日是李元胤的诞辰，在朝文武官员，无不争相奉礼致贺。馈送礼品者，昼夜络绎不绝。大臣们这般趋炎附势，已无什么气节可言。永历朝的朝政也只能日趋败坏了。
永历帝对李成栋的出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不久这个希望就成了泡影。李成栋为迎接永历帝，布置朝政，耽误了不少时日，未能及时与金声桓、王得仁取得密切的联系。当李成栋率师进攻赣州时，金、王两部的军队已经由赣州撤退，回救南昌。李成栋孤军深入，进驻信丰。清兵于永历三年 (1649) 正月攻陷南昌后，接着围攻信丰。李成栋战败溺死。他这支军队在进攻南明时所向披靡，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反正后仅半年，就基本上被清军所消灭。
在永历二年 (1648) 前后这段时间，全国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清起义的新高潮，所以永历政权尚拥有两广、湖南、湖北、江西、川东和云贵七八省的地方。特别是由于大顺军和大西军在前线的抗清斗争，减轻了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压力。永历帝虽然庸懦，而且朝政也混乱不堪，但永历政权却维持了16年之久。
四、朝中内哄
从永历政权建立之日起，就带有明末党争浓重的阴影。在形势危急时，这种内争显得比较和缓; 形势稍有好转，内争就变得激烈。永历帝所起用的内阁成员中，有一些比较清廉的官员，例如严起恒、金堡等人; 也有一些贪墨腐化的大僚，例如王化澄、朱天麟等人。有些人想通过行贿得官，严起恒都严辞拒绝。在永历朝中流行着一首歌谣：“严公瞋目，不收毡袱; 王朱手缩，急收毡袱。”这实际上反映了内阁中的矛盾。
政府出纳文件，永历帝原来都让宦官代他“内批”，有时就夹杂着这些宦官的私人成见，实际是宦官专权的余绪。严起恒等人为了抑制宦官的权力，便一连上疏永历帝，请求改变这种由宦官“内批”的做法，改为由阁臣“票拟”，皇帝“批红”后即行生效。永历帝答应这样做，但宦官“内批”的做法也未杜绝。它实际上反映了外廷臣僚和宦官的矛盾。
在永历帝重返肇庆后，武臣中有以李成栋、李元胤父子为首的广州派，有以陈邦傅为首的驻守浔州、梧州的一派。从广州来的都自称“反正功臣”，从浔州、梧州来的都自诩为 “扈驾元勋”。文臣中也分为 “楚党”和 “吴党”。金堡、袁彭年、刘湘客等人被称为 “楚党”，反对他们的一帮人称为 “吴党”，其核心人物是朱天麟、王化澄、李用楫等人。楚党外联瞿式耜和李成栋，吴党外联陈邦傅，内恃锦衣卫头子马吉翔。他们互相攻讦，明争暗斗，使政局越发混乱。对这种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党争，即使所谓贤明的君主尚难驾驭和控制，更不要说象永历帝这种庸懦的君主了。面对这种局面，永历帝左右为难，徒呼奈何。
在吴党、楚党这种大党以外，还有以地区或私人关系结成的无数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若明若暗，更把朝政搅得一塌糊涂。例如金堡等人就被斥为“五虎”，有人还画了一幅“假山五虎图”。图上，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脚，刘湘客为虎皮，金堡为虎牙。因金堡上疏言事，语言最锋利，所以就称他为“虎牙”。图中还有朝官数百人，有的人为虎抬轿子，有的人向虎跪拜，有的人仰望，有的人远听，有惊慌躲避的，有指指点点议论的。假山上有黑气一道，直上冲天。此图在肇庆一时传布甚广。被金堡等人排斥的人攻击金堡等“五虎”把持朝政，说“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矣。”这图被宦官见到了，拿给永历帝看，永历帝只叹了一口气，未置一词。
朝廷内哄使政治更加混乱，其主要责任还在永历帝自己。他“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依违于李成栋和陈邦傅两大军阀之间，既不敢责备“楚党”，也不敢开罪“吴党”，遇事模棱两可，不敢决断，实际上助长了党争的发展。这使得一些正直的大臣感到手足无措，以致袁彭年公然在朝廷上咆哮：“倘若惠国公(李成栋)今天率领他的5000铁骑离去，君臣还能在这里坐而论道吗?”陈邦傅则反唇相讥： “那就请你到我军中监军，看看我的10万铁骑如何!”对于他们的这种争论，永历帝感到啼笑皆非，只好两不得罪，仅让吴楚两党“神前高誓”，以图和解。金堡就公开反对这样做，他说： “应该分清谁是谁非，不应这样调和。”这样做，自然使政府的威信下降，永历帝本人的权威也消失殆尽。
永历帝是在李成栋反正的支持下还都肇庆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巩固的基础。他本人也不能励精图治，面对着朝廷日益纷繁的党争，自己也感到灰心丧气，因而便想借助天主教来帮助自己，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陶醉。
在永历朝内廷，最早信奉天主教的是太监庞天寿，教名是亚基楼契利斯当。他在崇祯时即已皈依了天主教，后南渡，在永历朝供职，亦积极宣扬天主教的神威。当时，着名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瞿纱徽正在广东一带传布天主教，他和庞天寿取得联系，便积极在永历朝内廷发展教徒。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和生母马太后都成了天主教徒，王太后教名烈纳，马太后教名玛利亚。永历帝的皇后王氏也皈依了天主教，教名亚纳。永历帝的太子慈煊也是教徒，教名当定。永历帝本人也想加入天主教。按照教规，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而他的后宫却嫔妃成群。他不愿用虚无缥渺的天国的幸福来牺牲现实的欢乐，所以他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洗礼，但他实际上已成了天主教的信徒。永历朝国事艰危、朝不保夕，王太后便对永历帝说，教皇或许能帮助他。永历帝非常高兴，便催促王太后致书罗马教皇，请求帮助。王太后向罗马教皇和耶稣会长各致一书，请他们为明廷祈福。庞天寿愿意亲自前往，永历帝看他年事已高，就让他找一个能代替他的人。庞天寿便推荐神甫卜弥格自代，庞天寿也另写一封致罗马教皇的信，交卜弥格带去。卜弥格几经周折，将书信带至罗马，交给了罗马教皇。教皇还复信一封，交卜弥格带回。卜弥格在返回途中病死在安南，不知此信是否到了永历帝之手。王太后和庞天寿的三封信现都存放在罗马耶稣会藏书楼。永历帝希望罗马教皇能帮助他挽救危局，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明室残祚，余灰已尽，罗马教皇是无能为力的。
李成栋败死后，形势急转直下。继江西和广东方面军事失利以后，湖南、湖北的军队也相继撤退。严起恒请永历帝下诏亲征，以激励士气。永历帝认为这是拿自己往虎口上送，愤愤地加以拒绝。相反，他不顾国家的前途又要逃跑。瞿式耜以愤激的情绪劝阻永历帝说，在广东方面还有相当的力量，“内可以自强，外可以备敌”，倘若逃跑，就会使军心动摇，一溃千里。更何况，我能逃到那里，清兵也就能追到那里。退一寸就会失一尺。现在“朝闻警而夕登舟”，最终将逃到哪里去呢?永历帝对瞿式耜这话十分恼怒，大声咆哮说： “你这只不过是要我送死罢了!”
永历帝之所以坚决要逃走，表面上是为了躲避敌人，骨子里却是为了要摆脱李家父子的控制，想趁此投到陈邦傅的势力之下，借助吴党对楚党进行报复。永历帝命李元胤留守肇庆，自己在群小的包围下乘船逃到梧州。由于永历帝张皇失措，轻弃据点，使得人心浮动，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又纷纷背叛，投降了清廷。尤其是驻守重镇潮州的郝尚久的投降，使永历朝受到的打击最重，它使清军打通了进攻广州的道路。两广总督杜永和坚守广州，几经苦战，虽不时有小胜，但最后还是归于失败。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广州被清军攻陷，城内居民遭到清军的血腥屠杀。杜永和退守琼州，李元胤回师肇庆。当时被收复的广东和江西大片失地，现在被永历帝轻易地断送掉。
永历帝逃到梧州后，完全处在陈邦傅的控制之下，锦衣卫马吉翔、宦官李国辅和吴党朱天麟等得势起来，便大兴党狱，报复楚党中人。他们得到永历帝的准许，把金堡逮捕起来，关在一个古庙里，严刑拷打，致使金堡的大腿被打断。一些正直的大臣纷纷上疏，营救金堡。农民领袖高必正愤慨地说：“君主应该化异为同，怎么能挟私报怨呢!”瞿式耜也连疏请求释放，使金堡终免一死，被谪戍到清浪卫。因道远不能成行，便到了瞿式耜所据守的桂林，养好伤后出家当了和尚。
永历帝感到瞿式耜和楚党关系密切，对他也戒备起来。他不派瞿式耜去桂林督师，而是派于元煜前往，从而分散了桂军的事权。于元煜用女乐蛊惑瞿式耜手下的大将胡一清、赵印选等人，使他们不服从瞿式耜的调遣，因而使桂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孔有德率清军长驱直入，攻陷岩关。当时焦琏正出守阳朔，来不及回救桂林。在这危难之际，总督张同敞赶回桂林，与瞿式耜协力防守。因寡不敌众，桂林终于被清军攻陷。瞿、张二人衣冠肃然地坐在大堂上，为清军所执。他们二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孔有德对他们百般诱降，均被拒绝。两位爱国志士孤灯对坐，赋诗唱和，借以发抒他们的忠义之气。十一月十七日，他们被杀于桂林的独秀山下，其遗址至今尚存。法名性因的金堡安葬了二人的遗骸。人们很清楚，桂林失守的真正罪魁是永历帝。因此，人民对永历帝的信心已丧失殆尽了。
五、从南宁到奠都昆明
永历帝逃到梧州后，完全托庇于镇将陈邦傅的羽翼之下。陈邦傅打着永历帝的旗号，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永历四年 (1650) 十一月桂林失陷后，镇守阳朔的明军将领焦琏往后撤退，陈邦傅不但不予接应，反而在半途中设计邀击，谋害了焦琏，合并了焦琏的余部。陈邦傅的这种举动使得南明统治集团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陈邦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极力排斥广东方面的李元胤。为达此目的，他竭力拉拢由高一功和李过领导的大顺军。他无耻地向农民军献媚，拜李过的后母高夫人为干娘，称高一功为舅舅，诱使大顺军卷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大顺军对陈邦傅这种不图恢复只顾内争的卑鄙举动极为痛恨，拒绝了他的利诱，呵叱了他的所作所为，并将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报告给永历帝，谓陈邦傅不可恃，应夺削他的事权，起用贤能。昏庸的永历皇帝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陈邦傅对此老羞成怒，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暗中派胡执恭到贵州去拉拢大西军将领孙可望，许以封王的爵位，诱使大西军与大顺军发生冲突。面对这场日益扩大的内战，永历帝也感到十分忧虑，他振振有词地下诏谕以大义，令其和解。对这位傀儡皇帝的话，大西军和大顺军都不予理睬。最后，大顺军战败，由浔州退到庆远，李过病死军中。高一功率领余部由庆远往贵州撤退，半路上被孙可望袭击，高一功战死。余部便由李来亨领导，进入巴东，与郝永忠部汇合，连营结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大顺军败退后，永历小朝廷的局势也就更加险恶了。
清军攻陷桂林后，进而围攻梧州。陈邦傅感到保护永历帝已没有什么用处，南明已没有恢复的希望，自己的力量抵挡不住清军，还不如劫持永历帝，以作为投降清朝的资本。在陈邦傅密锣紧鼓地策划这种阴谋的时候，永历帝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十分惊慌，连夜冒雨坐船出奔到南宁。陈邦傅随后便投降了清军，在汉奸孔有德军中充当攻明的马前卒。由于陈邦傅的变节投降，使南明的大片土地不战而为清军所占有。
永历帝逃到南宁时，身边只有少数几个贴身侍卫和大臣。他听说陈邦傅引导清军继续向南宁进攻时，就想立即向广西极边的土州逃跑。由于臣下的极力劝阻，总算在南宁停了一段时间。当时官员少，也没有钱用，永历帝便发布告示，民间俊秀愿意在本朝为官者，可自陈姓名履历，广为开选，纳资委任官职。市内商人以至一些乐户，各土州的一些富人，纷纷纳资加入仕籍，一时熙熙攘攘，每天竟有百余人排号求官。永历朝的官吏队伍又迅速扩充起来。永历帝为了拉拢各土官，以作为日后再逃时的东道主，各土官都普遍提高一级。
永历帝看到清军日益逼近，凭着他善于逃跑的本领，又从南宁逃到极边的濑湍。在这极其危急的时候，由于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军的扶持，又转危为安，并一度处于转入反攻的很好的形势。
李定国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4人同为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生前曾嘱咐他们，他如有意外，即应整编余部，建立后明继续抗清。张献忠在西充战死后，孙可望以年长为大西军余部首领，率部向西南撤退，相继攻克了重庆、遵义和贵阳。这时，云南土司沙定洲土司叛乱，受明朝勋臣沐天波的请求，孙可望出兵云南，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克复昆明。孙可望遂后回师贵州，李定国留驻昆明镇守。这时，孙可望受云南巡抚杨畏知的劝告，与永历朝建立了联系，将所统辖的云贵等地归入永历朝版图，打出了拥明抗清的旗号。永历帝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得到这支生力军的援助，自然是喜出望外，万分高兴。
西南的局势得到稳定以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便计划出师伐清。他们得到永历帝的允准，分兵三路，孙可望以主师出兵辰州(今湖南沅陵县)，居中策应。由于他未能和其他方面的军队很好的联络，只贪图在战争中夺取财帛和物质，故战果不佳。另一路由刘元秀率领，进攻四川，很快收复了叙州和重庆，生擒了清军都统白含贞和白广生，并进而将吴三桂包围在成都北边的保宁，差一点将吴三桂活捉。刘元秀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并与夔东十三家取得了联系。
战绩最卓着的是李定国所率领的东路军。他进兵湖南，收复了武冈、清县和宝庆等地，又派部将冯双礼夺回全州(今广西全县)，直攻广西。永历六年(1652)七月，李定国攻克桂林，迫使汉奸孔有德畏罪自杀，活捉了叛徒陈邦傅。李定国将陈邦傅献俘给孙可望，陈邦傅被处以剥皮的严刑。一连串的捷报传来，长期愁眉不展的永历帝又高兴起来，行宫中又响起歌舞升平的乐曲声。
李定国乘胜北上，连克湖南零陵县和衡阳县，还攻克了重镇长沙，并在长沙驻军半年。李定国的一部还一度进到江西的吉安，声势大振。清廷派元帅尼堪率大军来攻，李定国有计划地从长沙撤退，在衡州与清军发生了遭遇战。清军大败，元帅尼堪被击毙。胜利的喜讯传来，永历帝十分高兴，举朝欢庆。明清之际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评论说，李定国 “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万历以来40多年间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
继衡阳大捷后，李定国率军由广西进攻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并和北边的郑成功取得了联系。他们正准备协力大举反攻的时候，永历朝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再次断送了这大好形势。
永历七年(1653)五月，清廷任命洪承畴总督湖广云贵军务。洪承畴的策略是： “以兵攻贼，不如以贼攻贼; 以王师攻贼，不如以土兵攻贼。”他极力挑拨大顺军和大西军的关系，使夔东十三家与李定国的军队发生摩擦。他还离间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关系，使他们自相残杀，以各个击破。
孙可望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曾借故在演武场上将李定国打了100军棍。他在出兵四川时，曾胁迫永历帝正式封他为秦王。这事遭到严起恒等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上书永历帝，称明朝祖制不封异姓王。永历帝无奈，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这使孙可望十分不满。永历五年(1651)五月，他派贺九义到南宁“护驾”，要永历帝到贵州去。永历帝对孙可望的跋扈也很害怕，不敢前往。孙可望在给永历帝的书信中，既不称臣，也不奉永历年号，只署平东王字样，并要永历帝正式册封他为秦王。贺九义派人暗杀了反对册封的督师侍郎杨鼎和，这使得永历帝更为惊恐。永历帝为了稳住孙可望，下令将反对册封的大臣一一治罪。一天，贺九义忽称秦王有令旨，要 “清君侧”13人，主要就是要打击反对册封的大臣。永历帝见此情状，十分害怕，遂马上派人驰封孙可望为秦王。没过几天，贺九义指使人在严起恒上朝时对他猛击，将严起恒推入水中淹死。其他反对册封的大臣也被贺九义擅杀多人。东阁办事杨畏知是孙可望的同乡，曾劝孙可望归附永历朝，这时对贺九义的专擅十分忿恨，毅然上疏永历帝，请求严治贺九义的擅杀大臣之罪。永历帝慑于孙可望的淫威，不敢对贺九义加以惩治。孙可望闻知此事后，秘密派人将杨畏知杀死。永历帝对这一切都一一看在眼里，但却一筹莫展。他自然不敢到贵州去，偷偷地逃奔到濑湍。永历六年 (1652) 十月，孙可望派郑国权强行将永历帝接到贵州的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作为行宫。永历帝无奈，只得托庇于孙可望的旗帜之下。
孙可望作为秦王开府贵州，设宰相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还设立了驾前军制度，甚至还要篡修国史，建国“后明”。他把永历帝安置在安隆，只是每年给银8000两，米600石，以作为永历帝和他身边大臣的口粮。在他的记录簿上只是写着：“皇帝一名，皇后一名，及从官数名而已。” 由此可见，永历政权已经衰微到何等程度。
锦衣卫头子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知道永历帝庸懦无能，看到孙可望树大可倚，便怂恿孙可望“受禅”，取永历帝而代之。孙可望虽然未敢实行，但这些趋炎附势之徒的怂恿却使他更加骄横，对永历帝肆意欺辱。永历帝忍气吞声，终日怏怏不乐。这时，吴贞毓、徐极等一些有骨气的大臣气不过，便秘密写信给在广东出征的李定国，请他接驾，护永历帝去云南。这个消息被一个宦官告了秘，孙可望闻知大怒，于永历八年(1654)三月将吴贞毓等18人全部逮捕，兴起大狱，严追主使人。这18人坚贞不屈，全被杀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还感到不够，逼迫永历帝下 “罪己诏”，还忿恨地对永历帝说： “我本是个关西布衣，现在保护你在这里安居，你正应卧薪尝胆，不忘过去的危难。你如果感到安隆这地方太小太偏僻，想移驻别的地方，我马上派兵护送你走，看谁敢拦阻!”永历帝对他这种嚣张气焰，不敢反驳一句，只能唯唯诺诺。只是因为有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在外坚持抗战，内有象“十八先生”这样一些不甘屈服的正直大臣，所以孙可望没敢杀掉永历帝，使永历帝保全了一条性命。
孙可望怕永历帝被李定国接走，就派部将白文选到安隆接永历帝去贵州，以便监督。但是，白文选对孙可望的所作所为也十分不满，便借口人马不足，缓行了两天，故意让李定国先到安隆。永历九年 (1655) 二月，李定国从广东回师，到安隆迎驾，将永历帝护送到昆明。待孙可望发觉时，他们已走得很远了。永历帝在安隆的三四年中，李定国恢复了两广，出现了抗清以来少有的有利时机。只是由于内部不和，他不得不回师护驾，功败于垂成。
李定国将永历帝接到昆明后，孙可望失去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反而要听李定国的号令，十分懊恼。他甚至要发动内战，与李定国一决雌雄。孙李交恶极大地削弱了永历朝的力量，给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六、缅甸被执
永历朝奠都昆明时，南明疆土只剩下西南一隅，形势非常不利。所可依赖的是，云南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川东有夔东十三家继续与清军作战，东南沿海有郑成功和张煌言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抗清队伍。在大西军的将领中，也大都不满意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因此，当时永历朝还有相当的力量。
李定国鉴于以前的经验，极想刷新政治，在西南建立起巩固的政权。他本来要清除掉马吉翔和庞天寿这支腐朽势力，但由于永历皇帝的包庇，他二人极力的恭维和奉迎，故未能进行，政治也不能澄清。
李定国很清楚，在大难当前之际，应当尽力避免与孙可望的公开对抗。他不记前嫌，将住在云南的孙可望的眷属和财产护送到贵州，以求重归于好。永历帝看到李定国如此深明大义，内心非常高兴，感到李定国忠诚可托。他封李定国为晋王，而孙可望的心腹张虎仅被授为总兵。张虎怏怏不快。李定国想与孙可望和好，遂奏明永历帝，以派张虎前去为宜。永历帝将张虎召至后殿，和和气气地对他说： “秦晋二王，原是兄弟，理应和好，此事须你一行。”张虎满口应允，永历帝很高兴，就从头上拔下一支金簪给他，说：“和议成后，你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定赐你公爵，此簪即为信物。这次前往，你看到这支金簪就象见到我一样。”张虎到贵州见孙可望后，不但不劝和，反而极力怂恿孙可望出兵，说李定国有兵不过3万人，人无固志，唾手可取。他请孙可望屏退左右，取出金簪交给了孙可望，说：“我来时皇上赐给我这支金簪，让我刺杀你以报功，还答应封我为二字王。我不敢隐瞒，今如实相告。”孙可望信以为真，十分愤怒，遂决定出兵云南。
永历十一年 (1657) 九月，孙可望从贵州出兵，向云南大举进攻，但被李定国和刘文秀战败，溃不成军，逃回贵州。张虎率领一些残兵败将投归张文秀，张文秀问他： “皇上赐你金簪，原是要你前去议和，哪里有行刺之说呢?”张虎无言以对。张文秀将张虎囚禁起来，解往昆明。永历帝对张虎的挑唆行为十分恼怒，下令将其碎尸万段。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孙可望逃回贵州后，彻底背叛了“复明抗清”的盟誓，亲自跑到长沙投降了清朝，并向洪承畴献上了云南的地图，详细吐露了云南方面的军事机密。清廷为了利用他，封他为“义王”，但不久就把他送到北京闲住起来。清兵很快占领了贵州，接着分兵三路进攻云南，昆明很快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之下。
李定国不得不从前线赶回援救昆明，商讨迁都避敌的策略。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帝按照云南勋阀沐天波的建议，从昆明撤退到永昌 (保山县)，继而退到腾越 (腾冲县)。吴三桂率领清兵穷追不舍。李定国在磨盘山沉怒江设了三道埋伏，但被内奸走漏了消息，伏击失败。李定国派靳统武护送永历帝进入缅甸，半路上又发生了军官孙崇雅的哗变，差点儿没有将永历帝活捉。随行的辎重军备丧失殆尽。永历帝失魂落魄，由马吉翔等人保护着踉踉跄跄地进入缅甸境内。
永历帝到缅甸后，缅人要他的随行官兵丢下武器，否则不许前行。永历帝无法，只得让随从照办。他先到了缅甸边境的井梗，不久由缅甸金楼白象王迎接到缅京阿瓦附近的者梗。缅人在者梗为永历帝建了几间竹编的房子，供其居住。这时李定国屯兵在缅甸境内的孟艮，开荒屯垦，还拥有一定的力量，并屡次要接驾。这使得缅人不敢对永历帝轻易加害。
缅王起初对永历帝一行还算好，后来对他们越来越坏了。吴三桂为了向清廷邀功取宠，上了一道奏疏，说道，对永历帝“非剿尽根株，乃能一劳永逸”。清廷入关后连年用兵，在永历帝逃入缅甸后曾一度放松了对他的追击。吴三桂上这道奏疏，自然得到清廷主子的嘉奖，遂命他率重兵声讨缅甸，要缅甸王交出永历帝。这是缅人改变对永历帝态度的主要原因。另外，永历帝一行所居的竹屋外边就是缅人贸易的市场，缅甸妇女呼卖各种土产。因天气炎热，缅人大都短衣赤足。永历帝的随从忘记了自己是大明官员，杂入缅甸妇女贸易场中，坐地喧笑，呼奴纵酒。缅人起初对永历帝一行还有点神秘感和崇敬之心。现在看到他们原来是这么一帮人，简直和乞丐差不多，便渐渐产生了轻卑之心。
永历十五年 (1661) 缅甸发生政变，老王被他的弟弟猛白所杀，猛白自立为王。他为了讨好清廷，巩固自己的政权，便有计划地对永历帝一行进行迫害。他要永历帝的臣下沐天波、庞天寿等42人过江盟誓，还要他们同饮咒水，表明心迹，不得危害缅甸。这42人全部被毒杀，此即所谓“咒水之祸”。康熙元年(1662)二月，缅王猛白作了一番布置，谎称有义兵在缅境，要迎驾。永历帝在缅二年，也尝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头，今听说有义兵来接，便轻易出行。缅人将永历帝和他的眷属轻而易举地囚禁起来，交给了两个吴三桂派来的卫军将领。这两个将领见永历帝仪表端庄，又看不惯吴三桂的残忍作风，想伺机刺杀吴三桂，放出永历帝。因事情泄密，这二人都被吴三桂杀死。永历帝在写给吴三桂的信上说： “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吴三桂丝毫不为所动，怕留着永历帝发生后患，随即用弓弦将永历帝和他的儿子勒死在昆明城内的逼死坡(后改为币制坡)。永历朝前后延续了16年，到这时最后灭亡。
李定国在孟艮正想联络暹罗攻打缅甸，忽听到永历帝遇难，因悲伤过度而死。其余部数千人在滇缅边界聚族而居，垦荒开矿，自称“桂家”，即怀念桂王、纪念明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