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

一、景德状元

李迪(971—1047)，字复古。其先祖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后来迁至幽州(今北京)。至其曾祖李在钦时，恰值唐末战乱，五代更迭，社会动荡。为避躲战乱，李在钦举家南迁，定居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所以，宋人称李迪为濮人。

李迪降世之时，赵宋王朝立国仅十余年，正是草创、发展和上升时期; 尤其是于太平兴国元年(976)继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宋太宗赵匡义统治时期，兴文教，抑武事，以文致治; 加上地方基层组织州县缺官，科举盛兴，仕途向文人广泛开放，学而优则仕，使文风大盛。一般的士人必须经过科举考试，方可飞黄腾达，显亲扬名，求得富贵。“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马人拥簇，书中有女颜如玉”，当时流传的《劝学诗》就是这样劝告天下的。因此，每次均有一二万举子会聚京师开封，参加省试; 而科举登科之人亦多为乡村平民，世代仕宦的官家子弟很少，正如后来苏辙所言：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如此社会风气，李氏家族亦不能外。李迪自幼便从师诵文，孜孜不怠，以求功名。

李迪早年从学于种明逸，以诵文善悟而得种明逸喜爱，赴京师赶考之前，曾恳求种明逸想法引见当世名望公卿，以便得到举荐。种明逸告诉李迪说： “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知州柳开，为当世奇才，你当以书通报姓名求见，以期引荐。”于是，李迪打点行装，赶赴滑州，携其书信求见柳开，并将其所作文章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呈递柳开，深得柳开赞赏，因此留驻柳开门下就学。

柳开(947—1000)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以韩愈、柳宗元继承者自居，主张为文要有助于封建教化，即以孔孟之学教人，提倡古文，反对北宋初期流行的华靡文风。其思想和文风给李迪以极大影响。李迪刻苦而聪慧，性沉稳而有雅度，深得柳开宠爱。一天，柳开出一题目，令门生作赋。阅李迪所作，深为其文宏伟而惊奇，激动地对门人说： “此公日后必为栋梁之才。”遂令门生跪拜谒李迪，并说： “日后李公发达，勿忘吾等。”李迪因此名声大噪。后来李迪位至宰相，原柳开门下客柳某官至侍御史，李迪主动与柳某联烟，令其长子李柬之娶柳某之女，以表示不忘昔日恩师柳开之言。

景德二年(1005)，李迪奔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礼部省试。与李迪一样名重于世的贾边也来到京师参加这场角逐。主考官想把两个名士一同录取，谁知，二人却榜上无名，取出卷子一看，原来，李迪的赋押韵不当，而贾边以“当仁不让于师”立论，与朝廷钦定的儒家说教相悖。朝廷中为他们两人当不当录取展开一场论争，最后，宰相王旦认为李迪的失误属于疏忽，其过可以宽恕; 而贾边独树一帜，另立新说，此风不可助长，否则，日后士子步其后尘，科场条规势必大乱。结果，取李迪而黜贾边。

李迪通过了省试，接着参加殿试。

据说，李迪应试之时，一脸络腮胡子。殿试前的一天夜里，李迪睡梦中忽觉有人至其面前，将其胡须剃刮净尽。梦醒之后，李迪甚是厌恶。言之于人，有解梦者说： “秀才须做状元。今岁省元是刘滋，已潜滋矣，非状元而何?”次日殿试，果然名列第一。

上文所记，显然是后人穿凿，进士中第且名列第一，却是真的。中状元后，李迪出任将作监丞，历任徐州通判、兖州通判、知郓州。后召还京师，纠察在京刑狱案件，因政绩卓然迁起居舍人，以尚书吏部员外郎为三司盐铁副使，擢知制诰。

二、锋芒初露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难好大喜功的心理，遂假称“天书”降临，东封泰山。

大驾路过亳州(今安徽亳州)，真宗闻悉亳州“盗贼”横行，打家劫舍，剽掠城邑，屡次围剿皆未能平息，遂命李迪出知亳州平息“盗贼”。

李迪奔赴亳州上任。他暗中派人追踪察访，探得盗贼的聚散地和活动规律，亲率精锐官兵围捕，擒获甚多，亳州从此安定下来。

不久，李迪被召回京师，进官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永兴军(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不久，又徙为陕西都转运使。李迪上任，很快便掌握陕西驻兵及粮储情况，深为真宗赏识，入为翰林学士。

由于澶渊城下结盟，厚赐党项，加以官俸、军费支出日增，自真宗时起，宋廷已出现财政危机，入不敷出。某日，李迪退朝回府沐浴，忽然诏旨到，传李迪速至内东门召对，李迪匆忙更服前往。至东门后，宋真宗将三司使马元方所奏每年财政收支数目表拿给李迪看，并说： “如今连年发生蝗旱之灾，国家财政已难以为继，有何妙计可以共济?”李迪阅后，建议真宗皇帝发内藏库以佐国用，并采取轻徭薄赋措施，可以应付局面。真宗又说： “朕想以李士衡代替马元方，等到李士衡至朝，就从内藏库拿出数百万钱财，暂借给三司。”李士衡时任河北转运使，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赴泰山封禅时，曾诏令诸州贡献的助祀礼品务必于十月之前运抵泰山脚下，李士衡首先将本路所征收的金帛与粟49万献助祀事，真宗十分高兴，特诏褒奖。随后真宗西祀，李士衡再献钱帛30万，真宗大悦，又诏褒奖。李迪深知真宗之意，便说： “钱财对于陛下而言，无所谓内外之分，臣愿陛下出诏特赐三司，以示皇上恩德，何必说借呢?”真宗闻言，十分高兴。李迪又说： “陛下东封泰山时，曾下诏谕令所过之处，勿伐木除道，就以驿舍或州治所为行宫，只是下令稍加修缮而已。及陛下巡幸汾州和亳州，土木之役，过往时几近百倍。如今发生蝗旱之灾，或许是天意吧。”真宗赞叹李迪直言。

李迪熟知陕西驻兵及粮储，更晓得赵宋王朝西北边患，不仅来自“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威慑宋朝的党项人，居住于青海湟水流域的吐蕃部族筋厮啰，亦是潜在的威胁。

筋厮啰(997—1065)，一作嘉勒斯赉。藏语译音， “佛子”的意思，为吐蕃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是青海东部藏族首领。大中祥符八年(1015)，宗哥城(今青海西宁以东大小峡之间)僧人李立遵和邈川(今青海乐都)大首领温逋奇拥立筋厮啰，建立地方政权，汉文典籍称之为“筋厮啰”，或称“吐蕃”、“西蕃”，统辖洮湟流域广大地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其地是当时宋与高昌之间的重要商道，以贸易致富。同年九月，筋厮啰聚集数十万兵马，向北宋表示“请讨平夏人以自效”，但宋廷对他采取防范态度。后来，筋厮啰与李立遵不和，同温逋奇徙居邈川，又深感党项政权的威胁，即归附赵宋王朝。

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位后，北宋便想利用筋厮啰的势力牵制西夏，遂封筋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宝元元年(1038)，又进封为保川军节度观察留后。元昊初立，积极准备称帝建国，为了巩固后方，又为了惩罚筋厮啰归附宋朝，便不断发动对筋厮啰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筋厮啰虽然归顺大宋王朝，但常有反复，乃至骚扰北宋西北边境，予北宋边地以较大威胁。所以，宋朝边帅曹玮驻陕西沿边时，一方面注意西夏、筋厮啰的动向，另一方面屡次上书朝廷，要求增兵西北沿边，以加强边防。结果，反引起真宗皇帝的疑忌，认为曹玮不过虚张声势，恐吓朝廷而已。

一天，真宗赵恒召见李迪于龙图阁，令李迪起草诏书，并说： “边帅曹玮统兵于秦州(今甘肃天水)，屡屡上书请求增兵固防，不过懦怯而已，当斩首以戒妄言边事者。爱卿以为谁可代曹玮守边?”李迪回道： “曹玮是忠诚武将，长年在边鄙戍守，性情耿介，有时难以顾及朝廷事体，便急切奏请增兵固守，因此不可过分怪罪。曹玮知晓筋厮啰欲入侵边境，而且窥视关中，所以才屡屡请求朝廷增兵固防，并非胆怯。臣不久前曾任职陕西，对西北边鄙有所了解，综观戍守边鄙诸将才略，尚无人能超过曹玮; 他有勇有谋，勇猛善战，他日定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亦无人可以取代。陛下若以此加罪，臣甚为陛下惋惜。”真宗皇帝听后，点头称是。李迪乘机奏言： “作为一名上将良才，曹玮必定不会妄言边事，他请求增兵，应引起朝廷重视，及早发重兵增边。臣观陛下之意，只是不想从郑州出兵而已，臣下认为现时关右官兵较多，可以分批派遣给曹玮。”真宗问，关右宋军到底有多少可以遣发。李迪说： “臣下在陕西任职时，曾以方寸小册记录关右各郡军队数量，以备粮草安排，因此深知关右宋军的数量与分布。这本小册子就放在佩囊中，随身携带，只是未敢奏进皇上。”真宗令李迪拿来，并与李迪分析边情，决定以某处军队留守某处，以某处军队调赴曹玮; 又令李迪传诏枢密院，立即遣发军队，开赴边地，加强边防。事后不久，筋厮啰果然变乱，入掠北宋边地。真宗诏令曹玮率兵迎击，对李迪说： “曹玮此次率兵出击，能否大胜而归呢?”李迪答道： “必胜无疑。”居数日，捷报传来，曹玮与筋厮啰大战于三都谷，大破筋厮啰，并收复宋廷失地。真宗大喜，便问李迪： “爱卿何以知道曹玮一定能获胜呢! ”李迪说： “筋厮啰军队长途跋涉，远途而来，虽然筋厮啰派人至边营声言某日克下秦州，以此激怒曹玮，引其出击; 但曹玮勒兵不动，坐待筋厮啰到来，此为以逸待劳，因而必胜。臣因此而知之。”真宗闻后，高兴地对李迪说： “此次三都谷大捷，完全是爱卿的功劳。”此后，真宗更加器重李迪，并欲大用。

三、几度沉浮

景德四年(1007)，真宗赵恒正宫郭皇后病故，欲立刘皇后，李迪屡屡上疏谏言，表示反对，理由是刘皇后出身寒微，不可以母仪天下。

刘皇后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幼年而孤，被送人抚养，学得一手播鼗(一种小鼓)之技。15岁时，随其同乡龚美流浪至京师开封。龚美以锻制银器首饰为业，因此时常出入官宦府宅; 刘氏也常为人表演播鼗，并渐渐闻名京城; 又因其貌美出众，便被当时为太子的赵恒纳入宫内。赵恒即位后，相继进封为修仪、德妃，极受宠爱。景德年间，真宗欲立为后，因诸大臣反对而未果。翰林学士李迪屡屡上疏，深为刘氏所忌恨，埋下遭贬的祸根。大中祥符五年(1012)，在真宗赵恒坚持下，刘氏被立为皇后。龚美被赐刘姓，加官封爵，官至马军都虞侯，娶翰林学士钱惟演之妹为妻。钱惟演乃阿谀附庸之辈，既与刘皇后攀亲，又见丁谓权倾一方，便与丁谓联姻，从而使真宗晚年的党争公开和复杂化。

自大中祥符九年(1016)夏起，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旱蝗之灾。真宗忧心忡忡，几次亲自或遣官分赴各道观，建道场祈上天，乞求保佑。又数次下诏灭蝗，但均无收效。七月某日，有报飞蝗飞掠京师，仁宗出门观望，但见飞蝗遮天蔽日，不见首尾。真宗忧形于色，意甚不怿，从此忧郁成疾。自患病后，真宗日益迷信，频频幸谒宫观，拜神求仙。于天禧二年(1018)八月立皇子赵祯为太子，对军国大政敷衍应付，避居深宫，沉湎丹鼎，仅单日临朝听政。皇后刘氏渐渐干政，与丁谓、曹利用、钱惟演等沆瀣一气，联党固权，加剧了政局动荡。

天禧元年(1017)，李迪拜给事中，参知政事，辅佐朝政，常于宫内为真宗祈祷。当时在朝大臣慑于病中的真宗喜怒无常，无人敢言早立皇储之事; 而受封诸王中，八大王元俨颇有威名，亦希望被立，所以时常入禁中问疾，侍侯真宗左右，乃至屡日不出，宰执们深为忧虑。一日，翰林司给元俨端热水，被李迪遇见，李迪当即拿起案上墨笔，尽将热水搅黑。元俨见后大吃一惊，以为有人下毒于水中，惊骇未定，即刻乘马而去。次年，真宗立年仅9岁的赵祯为太子。同时，真宗诏令李迪为太子太傅，李迪上疏辞谢。自唐代以来太师太傅已徒有虚名，宋太宗时亦未尝设立太师太傅之职，所以，李迪只兼任太子宾客。真宗闻言大悦，诏令太子赵祯以师傅之礼待宾客李迪，又加拜礼部侍郎。

丁谓等人联党固权，引起朝廷议论。宰相寇准上疏建议由渐已成人的皇太子总领军国大事，以免奸佞专权，固万世之本。李迪极表赞成。丁谓却认为不可，说： “待他日陛下身体康复，朝廷何以处此?”李迪反驳说： “太子监国，难道不是古制吗?”力争不止。真宗权衡再三，便诏令皇太子赵祯于资善堂听常事。不久，寇准又奏： “丁谓为人奸佞，决不可以辅佐皇太子。愿陛下思社稷之重，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同意。不料此事被丁谓查知，丁谓急忙找钱惟演等人，与刘皇后合谋，谗言寇准专权，图谋不轨。真宗患疾后，事多健忘，此时竟忘记与寇准的前番谈话，轻信丁谓等人之语，将寇准罢相。

寇准罢相后，真宗欲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李迪辞谢。某日，李迪被召对于滋福殿，有顷，皇太子赵祯出而拜谢，说：“蒙圣上之恩，任用太子宾客为宰相、儿叩拜谢恩。”真宗甚喜，回头对李迪说; “既如此，爱卿还能再推辞吗?”于是，李迪拜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事、景灵宫使、集贤殿大学士。

随后，丁谓与真宗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禅位太子赵祯，废掉刘皇后，并商定于天禧四年(1020)七月二十五日起事。但在政变前夕，杨崇勋临事畏惧，向丁谓告发。丁谓闻讯，急忙与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曹利用进宫入奏真宗。周怀政正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周拘捕; 其同谋亦一一束手就擒。刘皇后亲自审问周怀政等人，并奏告真宗。真宗大怒，欲责及太子赵祯，群臣无人敢言，惟有李迪从容上奏，说： “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真宗顿时醒悟，即刻诏令将周怀政等人斩首，未牵联太子。赵祯的皇太子地位得以保全。

政变之后，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之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引用私党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又欲对冯拯等人加官进爵，从而引起李迪的愤懑不平。李迪愤慨地对同僚们说： “李迪起于布衣，今位至宰相，有心报国，犹死不恨，又怎能依附权贵而只求个人安危呢?”自此，李迪与丁谓不和，时有角争。李迪常常郁郁不乐，曾亲手题诗于中书省壁间，共有数十处，其中有一联云： “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晏殊曾赋即事诗： “惨惨高槐落，凄凄余菊寒。粉墙多记墨，聊为拂尘看。”正是对李迪处境心态的描述。

一日，丁谓又矫书圣语，想让林特迁官枢密副使，而迁李迪为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按旧制，宰相不能为左丞。李迪气愤不过，与丁谓争辩，对骂起来。李迪顺手用笏板去打丁谓，丁谓躲开，未曾打着。官司打到真宗赵恒面前，真宗周围都是钱惟演、冯拯、曹利用等丁谓的走卒，真宗受蒙蔽，承认曾出任免诏书，并令李迪接受。李迪慷慨进奏，说： “东宫官属不当增加，臣不敢受此诏命。宰相丁谓擅权专政，欺上瞒下，力结朋党林特、钱惟演等人，而嫉妒寇准。林特之子杀人，至今未能有人出面定罪; 寇准却无罪罢斥。丁谓等人阴结朋党，操纵朝廷，天理不容。臣愿与丁谓同时罢相职，并由御史台来弹劾驳正。”真宗闻言，盛怒，将李丁二人俱罢，李迪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次日，丁谓复召为相。朝政为丁谓、曹利用等人把持，史称此时“朝中正人为之一空”。真宗的病情日见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寇准被贬后，官员慑于丁谓权势，莫敢言者。李迪被罢相后，真宗欲起用王钦若为相，丁谓却矫旨王钦若出判河南府。真宗只听说王钦若新任官职，但任何职，却未过问。

李迪被贬知郓州不足半年，真宗于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一命呜呼。年仅13岁的皇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由刘皇后居中决断，开了宋代垂帘听政的先例。

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极尽奉承，以固其势。1023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为“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即二圣人同执政之意)，深得刘太后欢心，丁谓亦因此更加飞扬专横。为固位专权，他更加排斥异己，将已被贬出朝的前相寇准再贬至雷州(今广东湛江)为司户参军; 又以“寇党”之名，再贬前相、知郓州李迪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必欲置其死地，以防重被起用。为此，丁谓特派侍禁王仲宣出京，前往郓州，押送李迪到衡州。仲宣到郓州后，遍见郓州通判以下各官，惟独不见李迪。李迪闻知，惶恐不安，自知凶多吉少，便以刀自刎，幸亏有人及时相救而幸免于难。仲宣对李迪横加迫害，极尽所能。谁前往探视，便将其姓名记下;有人不忍心，曾送些食物来，仲宣宁肯让食物腐烂变质扔掉，也不给李迪吃。李迪部下邓余闻后，愤怒地吼道： “竖子想杀我李公，以献媚丁谓吗?我邓余不怕死，你杀李公，我一定杀了你。”邓余随从李迪前往衡州，形影不离，尽力保护。仲宣惧怕邓余，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李迪顺利地到达衡州。曾有人讽谕丁谓，说： “李迪若被贬而死，丁公当如何解释呢?”丁谓狂妄地答道： “他日诸生记事，不过以‘天下惜之’一语略过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丁谓内外勾结，日益骄恣，无所惮惧。

丁谓等人专横，激起朝野强烈不满。当时，京师开封流传一语： “欲得天下宁，当拔眼前丁;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久，王曾借内侍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之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与雷允恭相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刘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再贬崖州。王曾擢为相，李迪起为秘书监，知舒州，历知江宁府、兖州、青州。

到青州不久，诏至京师，任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是时，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某日，刘太后对李迪说： “卿一向不主张我干预国事，大概是卿的过错吧。时至今日，我保养天子如此，卿以为如何呀?”李迪答道： “臣受先帝厚恩，如今见天子明圣如此，实是臣的愚知，不晓得皇太后的盛德，以至成此过失，恳请皇太后明鉴。”刘太后闻言，面有悦色。不久，诏命李迪以尚书左右丞知河阳。

明道二年(1033)二月，刘太后病卒，仁宗赵祯亲政。仁宗平息了指斥刘太后垂帘听政的纷议之后，大规模地调整官僚队伍。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刘太后所亲信的官吏，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部外贬。宰相吕夷简虽然力助赵祯，但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刘太后而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为相; 召李迪为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不久，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辅佐仁宗。因张士逊排挤异己，不久罢相，重新起用吕夷简为相，擢宋绶为参知政事。

李迪曾为赵祯太子宾客，此次重新起用，自以为受不世之遇，尽心尽力，辅佐仁宗，却为首相吕夷简忌恨，二人渐产生矛盾。吕夷简为固其相位，网罗亲信，进用佞幸，又杜塞言路，贬抑台谏，为李迪所不齿。吕夷简遂常常寻机潜短于仁宗，极力排挤李迪。景祐二年(1035)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吕夷简、李迪处理此案。因此前李迪曾奏弹吕夷简私交荆王元俨，为吕夷简忌恨。吕夷简乘机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闻言，不分青红皂白，即刻将李迪罢相，贬为刑部尚书，先后出知亳州、相州、密州、徐州等地，寻改户部尚书、知兖州，复拜资政殿大学士。李迪曾感慨仕途，对人说： “迪不自量，自以为与圣主仁宗有相知之情，又自比唐代宋璟，视吕夷简为姚崇，力图振兴朝政，却不知他们竟如此待我，真令人伤心啊!”

李迪罢相后，仁宗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为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朝纲。吕夷简极力迎合仁宗赵祯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尽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

四、终愿守边

早在元昊称帝立国之前，西夏就已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并集中数十万军队于边境地区，予北宋以很大威胁。元昊称帝，更使仁宗皇帝感到震骇，急忙重做布置，无奈武事久弛，难以立见成效。

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西夏国，册封帝号，与北宋“并建大位”，宋廷久议不决。六月，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十一月，元昊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又以大兵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试图攻占延州(今陕西延安)。

延州是宋朝西北边地的军防重镇，为要冲险峻之地。宋军防守却十分薄弱，既无重兵，又无宿将，知延州兼鄜延、环庆安抚使范雍是一个懦弱无能不知兵的书生，听说元昊要攻延州，十分害怕，急向朝廷请兵。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虽然勇猛无比，有18寨羌兵，近10万人，延州人称他为“铁壁相公”，在元昊的诈计面前，却显得勇气有余而谋略不足。他对待部下严酷，稍有过失，便施以重刑，民怨载道。康定元年(1040)二月，元昊亲率10余万大军攻宋，连克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直抵延州城下。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之战，宋将黄德畏敌遁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止。恰值雪天，元昊撤兵。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惨重，关辅震动。仁宗忧心忡忡，三番五次召诸臣商议对策。李迪愤然上书，指斥边事松弛，边将无能，请求出知边地，整顿边防，率军出讨西夏，其意甚是坚决。然而，仁宗深忌前事，诏令不许，并命李迪为彰信军节度使，知天雄军，徙青州。李迪不仅未能遂愿出知边地，反而出知内地，心中积郁不快。时隔1年，便请老告退，以太子太傅致仕，归故里濮州。

李迪告老之时，其长子李柬之为侍御史知杂事，于是，柬之将其父接至京师，以便及时照顾。仁宗皇帝曾多次派人前去探问，并几次召见，均为李迪以身体有疾不适而委婉拒绝。庆历七年(1047)，李迪去世，享年77岁。赠司空、侍中，谥曰“文定”。仁宗亲自撰其墓碑，因其以亮直称誉于时，故曰“遗直之碑”，又改其所葬邓侯乡曰“遗直乡”。

李迪有三子： 柬之、徽之、辅之。其中长子柬之朝中有名，晓国政典故，赐进士出身。历职地方和京朝，以政德显闻。与长沙浏阳人李受齐名，时人称为“二李”。柬之之子孝基，亦进士高第，历职地方，为士大夫称誉。